点击「 蓝色微信名 」 可快速关注
来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
杨承训，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原经济区城乡协调研究中心顾问。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中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初步梳理习近平经济思想，可重点概括为六个方面：生产目的，共享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论；系统集成，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规律体系，五大发展理念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合力机制；发展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方略，新常态及供给结构性改革大逻辑；国际经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厚植开放。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还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 共享发展；治国理政；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理念；新常态；国际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经济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回答了社会主义大国在新时代如何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重大历史课题。习近平面对中国和世界新时期复杂的矛盾和更重大的历史任务，立足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境界。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继续发展。本文初步梳理了习近平经济思想，重点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一切为人民的共享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论
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首要特征。他多次申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他着力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观念，并强调共产主义信仰大如天。
为了有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推进共享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共享发展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回答了在新常态下如何深化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程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共享发展要求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五大理念”中前四个理念同第五个理念的关系。如果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主要是解决怎样发展的问题，那么“共享”则是解决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就是说，发展是为了人民，当然也就必须依靠人民，两者是辩证地统一。二是“共享发展”概念的内部关系。发展是手段和过程，共享是目的和动力。没有“共享”的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没有发展的“共享” 26 57626 26 15287 0 0 2941 0 0:00:19 0:00:05 0:00:14 2941 26 57626 26 15287 0 0 2466 0 0:00:23 0:00:06 0:00:17 2573 26 57626 26 15287 0 0 2429 0 0:00:23 0:00:06 0:00:17 3444共享就成了空谈。三是个人消费品分配收入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以共享为宗旨的新民生观涵盖了这两个方面，加强了社会保障及更多方面的共享内容。
共享发展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这一根本立场表明，掌握社会主义本质必须在更广大的领域中鉴别是否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要经常检验自身是否偏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认清社会主义制度也可能异变为其他制度，或蜕变为新资本主义制度，或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等，危害了自身，也破坏了国际社会主义阵线。对世界上出现的多种“社会主义”，必须认真辨别。
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化，是习近平提出的新民生观的主要内涵。他说：“我们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覆盖面更加全面，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托底保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创新。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提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必须深化分配领域改革。为了落实共享发展，他拓展了扩大消费和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经济规律上看，经济发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增加消费是繁荣市场、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和指南针。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这种良性循环。对于我国来说，尤其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到2016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加的贡献率达到60%，势头很好。
在习近平的系列论述中，新民生观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新民生观同社会主义平等正义相联系，是共同富裕的体现。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体现人民的共同利益。在现阶段，民生的平等正义并非像资产阶级政治家所讲的抽象地为社会服务，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实施不同的政策，这就是“扩中、提低、限高、打非”，重点是支持广大工农群众富裕起来，实施以“先富”带“共富”。第二，随着经济发展不平衡采取民生公平正义的措施。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第三，新民生观包含的内容覆盖有关人民生计的全部需求，并贯彻于全过程。这就是“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根据习近平的一贯思想，还应加上一个“安有所保”。他还提出一个具体原则：“社会政策要托底。”
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公有制。习近平多次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国基本制度。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们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要建立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他具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要分步骤实现两个一百年，即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国10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个宏伟的目标，鼓舞着中国人民努力奋斗。
二、以系统经济学立论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
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创新。就政治经济学视阈考量，它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类矛盾的深化，具有系统论、整体论的特质，是经济科学中新的篇章。它所涉及的不止是狭义的经济领域，而且也包括影响经济生活的政治、法律、党的建设以及生态等重要因素，可谓系统经济学、整体经济学、广义经济学。可以表述为全面反映和把握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综合经济学，体现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的交叉融合，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齐名，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统一，是新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战略，是在实现全面小康伟大目标的最后阶段提出来的。其宗旨就是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完成邓小平提出的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其基本要求和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这是习近平提出的发挥政治优势，正是公有制得以完善的灵魂和屏障。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系统性和层次性很强的复合体，同政治的保证作用关系极为密切。这正是整体经济学的要谛。
治国理政包括许多重要内容，是处理复杂问题的系统集成。如“五大战略部署”、“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是治国理政的具体化。其中“四个全面”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阶段，是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然具有许多有利的发展条件。同时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对党治国理政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指出：“‘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如何更好把握发展机遇、赢得新的发展优势、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党从战略层面提出治国理政的大格局大韬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党中央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站在时代最前沿进行的战略谋划和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强化和完善依法治国包括依法治市。
治国理政的整体性还表现在对经济政策的要求标准上：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把底。这可以视为经济政策的系统性，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实践性。
从严治党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头戏，不仅关系政治建设，而且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新篇章。它涉及整个国家永不变色、永葆青春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反腐败（经济学中称之为“寻租”）又同时是重大经济问题，可视为根本治愈经济发展中这一癌症的良方，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整体强大的医疗保健举措，保护和增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命线。
三、以五大发展理念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发展问题上应当有三个转变：一是由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到研究生产关系与研究生产力兼行，用更多精力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由研究生产力发展的个别规律到全面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系；三是生产力发展主要从量的增长到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势突出发展先进生产力，以质量和效益带动数量的增长，引领时代潮流。习近平总结历史经验，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优势，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发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超越前人，促进三个转变，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
为了明确五大发展理念的地位和贯彻要求，习近平又特别指出了各大发展要领和实施方向，即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这涵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遵循和驾驭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辩证统一。根据习近平的系统论述着重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全方位、立体式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和方略。
综合考量，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经济规律的合力体系，加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论述，就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综合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内容：一是扩展生产力存量，增加市场现实需求的产品数量并提高质量，淘汰落后产业和产品，简单式的扩大外延再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不能提升质量和档次。二是解放生产力，通过深化改革，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不断增强发展的新动力，这是邓小平的概括，即“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并提。三是创新生产力，主要是利用科技创造更先进的生产力，引领经济高质量整体发展。这是发展动力路径的转换，是时代的特殊要求。四是协调生产力，使产业间平衡互动、优化生产力布局，重要的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镇化，优化生产力的空间结构，还要优化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整体协同。五是绿色生产力，即保持和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生产力，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最新要求，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六是保护生产力，主要是实现安全发展，并且要使这种保护机制系统化，这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新问题。七是开放发展生产力，即面向世界，参与全球生产力发展，发现并吸收国外最先进的要素，更要逐渐领跑全球。八是共享发展生产力，即将完善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在实际运行中，这八个方面互相渗透交叉、融合，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时代特点和客观趋势。这种全方位、多维度地发展生产力，是对发展经济学和生产力学说的丰富，也是大国经济的特殊需求。下面按序论述，主要谈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第一，创新发展。这是重要的动力转换理论。创新指全面创新，其中起引领作用的是科学技术创新，意味着经济发展最根本的要靠科学技术创新。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新时代创造性地提出：科技创新是发展第一动力。习近平全面总结了世界历史经验，揭示了发展规律：“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从理论上说，“第一动力论”有重大创新。一是“第一动力论”突破了“发展极限论”等绝对化观点。二是“第一动力论”突破了单纯以供给或需求拉动增长的发展路径。三是“第一动力论”将社会经济循环的“四环节”丰富为“五环节”。人类社会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是第一环节。提出“第一动力论”，表明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原来蕴含在生产之中的科学技术独立出来，成为推动生产发展以及其他环节发展的第一动力。五是“第一动力论”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优势。
崇尚创新意味着科技占据领先位置。我们追求的创新发展，不是一般的科技进步，而是“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这表明我国科技创新进入了新阶段、站上了新平台，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以往我们讲得较多的是发挥后发优势，相应的是追赶型发展；现在要更多地发挥先发优势，从追赶型发展逐步转变为引领型发展。这是一个大转型、大提升，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谋划、新动力。
由此必然带来发展战略上的转变，这里要处理好“并联式”发展和“非对称”发展的辩证关系。习近平说，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了一个“串联式”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用了200多年时间；我国则用几十年赶上它们，必须是一个“并联式”过程，其中科技要发挥重要作用。这里“并联式”发展和“非对称”发展是辩证的关系：一个全面，两个突破。一个全面是指现代化整体；两个突破，一是科技首先突破，二是科技中又要先重点突破，以此带动全面现代化。
第二，协调发展。应当说这是生产社会化规律的要求，是发挥社会主义整体优势的重要理念和机制。100多年前，恩格斯从历史的大趋势出发，提出：社会主义要“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构建新的协调机制，因为不平衡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这就需要通过“两只手”的功能在发挥市场经济优势的同时，又发挥好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形成合力。习近平正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体制，提出注重协调发展理念的。实质上，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从习近平对协调发展的阐释也可看出，他没有再完全搬用以往“有计划按比例”的提法，而是主要包含四层意思：其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即贯穿于发展的始终；其二，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在其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手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其三，协调是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其四，协调是补齐短板和发掘潜力的统一，我国还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多种短板也是难免的。协调发展首先要找出短板，随后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上述四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也表明协调不是恪守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而是具有相对性、变动性和适应性，有利于集各种要素形成更大的合力，而又不统制过死。总括上述论证，从规律的表述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提法，不如参照恩格斯的概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采用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规律的提法。
协调发展要求整体经济中的各个子系统、各种要素、各个层面相互适应，产生1+1>2的整体组合效应，形成更大的合力，而不致因互相磨擦形成消耗差异过大的畸形化，造成内耗，即1+1<2；而且这种状态又是经常变动的，需要经常协调。换句话说，既要实现协调要求，又不能规定过死的比例数量。
第三，绿色发展。主要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时代要求。“绿色”不仅关系当代人的健康，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为经济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现在应当首先打破西方教条，勇于从历史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
绿色发展要求系统保护生产力，这也是习近平的创新。他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作出总体安全观的全面论述，特别指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创新，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为中国社会主义治国理政、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以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改革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的重大贡献在于，在新阶段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推进到新境界，全面深化改革。他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辩证地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新观点，将改革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深化，发掘更加巨大的发展活力。这也是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依据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提出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作用作了更科学的定位，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的这一论断，是在我国30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紧紧抓住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重要判断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制度保障。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开放促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为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作用，以系统治理进一步发挥了邓小平关于四个坚持“成套设备”的思想，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根基和政治特征，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从经济层面上理解，可以说党的领导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特征”。对于政府的作用概括为“放、管、服”三个字的辩证统一，对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放活，对市场运行秩序要加强管理，对各种经营实体提供服务。习近平要求严厉治理市场乱象，有力打击违法行为，使之依据社会主义法治和秩序有效运行。
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以信息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这就指明信息技术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应当参与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的灵魂在于“优化”。如果以更宽广的视阈考量，还应探索以科技创新带动微观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机制的创新。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由一只“手”变为两只“手”，这种机制演变已有200多年。历史表明，“两只手”确实有巨大活力，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辩证地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习近平又进一步升华这一论断，即让科技推进资源配置优化。实事求是地讲，在实践中也经常发生资源错配的情形，尤其是重大事故屡发不断，造成严重损失。客观发展趋势表明，生产力水平愈高，经济规模愈广，其风险就愈大，正价值与负价值往往相伴而生。为防止或减少资源错配，必须引入信息科技来优化资源配置。实际上这是市场、政府、科技“三元机制”的雏形，即“网络+X”的公式。
习近平关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改革进程上，习近平提出三个主要观点：一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要敢啃硬骨头，主要政府职能存在许多障碍；二是改革无终点，要持续不断地深入，因为矛盾是层出不穷的；三是改革要区分哪些必改，哪些不能改，要改的是体制范围，不能改的是根本体制，即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不能借改革之名改到资本主义私有化那里去。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主轴。习近平廓清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对于经济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作了详细论述。其中最艰难、风险最大的是金融体系改革。在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会上，他作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的论断，指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两分法：一是发挥作用与防范风险并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应使“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的基础上，又要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打击逃废债行为，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法行为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网络金融全面摸排和查处”。二是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和竞争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外溢效应兼顾，这蕴含着要提防国外金融资本干扰的要求，因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冲击力，在世界金融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很强的攻击力。三是借鉴国外经验和坚持自己道路的关系。“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就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及其监控机制。以上三方面两点论体现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
五、以发展的大逻辑演绎新常态及供给侧改革的论断和方略
习近平在新阶段提出：“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历史的大逻辑就是客观行程。如果说治国理政是立足于社会主义长远历史发展的大逻辑，那么新常态理论判断则是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大逻辑。新常态是近期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质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纵向思维和理论创新。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可以说，我国同资本主义大国的竞跑已进入“冲刺阶段”。新常态不是停滞，也不是倒退，而是有进有退，要登上更新的台阶，以创新引领、突出质量，将矛盾转化为新的动力。正是以问题为导向，我们才能实现理论创新。
如何适应、把握、引导新常态？习近平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和方略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者缺一不可，同时兼顾扩大需求，重点是通过改革优化生产力结构。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力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优化生产力结构和布局，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的理论观点和方略，同西方供给学派有着根本区别。西方供给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失效，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局面。供给学派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即“减税曲线”。此外，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需要有两个条件加以配合：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二是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三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从新常态的具体要求看，稳中求进带有规律性，既把经济发展的渐进性与突出积累结合起来，又具体要求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体现了理论和政策的统一性，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实质上，这一要求更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兴利除弊的功能，注重研究和管控市场的两面性，在深化改革进程中使政府“放、管、服”的职能具体化，并且增强民生的分量。这些论述和举措正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
六、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深植开放升华创新国际经济理论
国际政策是国内政策的继续，国内政策是国际政策的基础。习近平站在时代前沿，把握时代特点，坚持阶级分析原则和形势总体判断的统一，响亮地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鲜明的旗帜和高超的艺术对决霸权主义，以经济的和平发展为主战场，号召和团结全世界人民及各进步力量。这实际上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形势的科学判断作出的国际经济理论创新，回答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战略性和推进的层次性，并向世界人民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了长远目标和近期具体目标的结合，也便于各类国家、各方面、各阶层接受。
这个理论和方略，首先把基点放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再对外扩大开放。“厚植开放”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中升华到迄今为止的巅峰高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突破点。遵循这一理念，“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使对外开放走上新水平？需要在“厚植”上下功夫，处理好下面八个关系：一是坚持原则性和运作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二是增强内生动力与借助外生动力互动；三是提高扩大开放的广度、深度与防范、化解各种风险并行；四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配合；五是深入研究、开拓、优化对外开放的格局及其相互关系；六是扩大开放的特区、试验区与广大正在扩大开放地区的引领与独创兼行；七是贸易与金融协同，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八是把握好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消长对冲倾向。总之，“厚植开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大事，而且涉及国际政治、外交、国防、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它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复杂系统，需要知识创新和高超的艺术。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些。要善于辩证思维，打好组合拳，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就是习近平宣布的中国对外开放宗旨。
其次，通过对国内的大力发展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引领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治理。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政策往往是国内政策的继续。习近平指出：“多样性是世界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各国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和繁荣，也带来挑战和麻烦，需要加强全球治理，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的共同要求，符合客观规律。然而，与多样化对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定要主导世界，将自身的“国家利益”强加给世界，推行霸权主义，让它的模式和价值观统治人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这一矛盾的实质及根源，关注其发展态势，探索我国扩大开放、同各国合作共赢的路子。从长远说，还要研究怎样才能为人类提供新社会的中国经验和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吸取国外有益的东西，又要剔除它的有害影响。我们要全面“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我们向全世界全面阐述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划框架，把绿色金融列入国际议程。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合理、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继续向国际社会阐述我们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达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中国处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探索的前列，中国要引导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同各种逆流进行博弈。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响应中国关于世界治理的倡议，并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最重要的是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更快地搞好经济建设，习近平指出：“丝绸之路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一道，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
同时，要有防止和抵御侵略战争的准备，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治理，并促进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融合，互相促进。面对复杂的国际斗争，必须研究国家总体安全与发展经济的互动。在帝国主义势力还比较强大的时候，国家主权的安全必须摆在首位，随时准备侵略战争突然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这就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加强军工的研发和生产，军事力量越强，和平环境越有保证。目前我国军事力量同美国相差悬殊，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不仅保卫疆土，还要保护国外的安全，创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然而，在战争到来之前，更多的时间只能是准备应对战争，增强力量。于是，产生了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的关系。习近平在推进协调发展时，强调要“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在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时必须注重军事工业、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在相当多的产业、企业能够同民用经济互相兼容、转化。世界上不少国家把最先进的科研项目和高科技产品都放在军事工业上，尤其是美国，它的尖端武器领先，同时又与民用相连，促进民用经济升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构建并健全两大类产业的融合机制，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先进的军工经济带动民用经济，以民用经济的升级换代促进国防力量的强大。研究这类融合机制和产业链的结构形式，是整体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军事发展到信息化时，必须以现代信息武装、提升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和指挥系统。这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内容和坚实基础，体现了总体安全观的要求。
统揽以上论述，这六个方面是一个有机体，有着内在的关联。生产目的：共享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论；系统集成：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规律体系：五大发展理念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合力机制；发展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方略：新常态及供给结构性改革大逻辑；国际经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厚植开放。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还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关于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我们应当深入领会，继续贯彻。
相关阅读
创新学术史研究：前提反思与“方法论自觉”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以下简称创新学术史）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一个时代的学术史展现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那么，创新学术史则反映和体现以思想和学术创新为鲜明特征的伟大时代的学术理路。本文致力于研究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正是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领域的创新发展的理论图景、原创过程，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演化逻辑。深描创新学术史的图景，理清其主要脉落和创新谱系，概括和总结其深刻经验，以便同步、同态、同构地助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成为“思想创新时代的反思逻辑”。
学术史叙事的灵魂在于方法论自觉。超越记述史、穿透学术史“完整的表象”而达到“抽象的规定”的“方法论自觉”，就是把握这一创新学术史中次第出场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作为研究群体自觉的行为规范、总体方法和基本路径，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学术见解、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与灵魂，是当代创新学术史坐标和图谱的轴心。每一个重要研究范式的变革，都引起创新学说史图景的整体转换。以研究范式为切入点，准确把握当代创新学术史的范式图谱构变，就可以循此脉络深度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学术史。
基于“方法论自觉”，国内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学科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哲学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当代西方哲学对话”、“反思的问题学”、“中国化”、“部门哲学”、“出场学”等9种研究范式，并且日趋完善。本文计划进一步深度探索从范式到创新学术史图谱全景，需要经过四个关键环节。第一，科学界定各种研究范式的创新特色，进而阐明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相互关系。第二，从研究范式的彼此孤立分析走向整体关联研究。在多元范式中寻找支配和影响其他范式的范式，即“轴心范式”，它形成理论创新的坐标，进而由坐标扩展成为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第三，深描学术图景之间的历史转换。学术图景之间的连续、断裂和辩证转换，共同造就了学术图谱（学术图景转换史）。第四，每一种学术图景的发生与转换，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场域、出场路径、出场方式，表现为一定的出场形态。因此，历史的出场逻辑与思想的出场逻辑的对应生成，就是本文所指的创新学术史。
对9种研究范式在创新学术史图谱中的历史成因、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内在局限、未来走向做深度分析，成为深描创新学术史图谱的逻辑起点和微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研究范式”（简称教科书改革）一直是中国研究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方式。其最大特点即内容原理化、逻辑体系化、表达教科书化；其内在矛盾是内容时代化与表达原理化、教科书化之间存在着相对性与绝对性、变化性与稳定性、原理共识与个性表达的矛盾。原理研究范式就是因克服这一局限的需要而产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范式”（简称原理研究）是以专著、论文等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研究方式，其特点是表达内容个性化、论述领域分散化、体系多样化，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理解体系、诸多新哲学领域研究。其内在矛盾存在着逻辑表达与历史变化、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矛盾，缺乏文本、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支撑，容易陷入“独断论”，存在“非法引证”问题。马哲史研究范式因其局限而生，起到巨大的补正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简称马哲史）的历史成因有三：冲破苏联教科书的教条性理解，更加历史地、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误读展开对话与论辩；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创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其基本特点是：历史性解读、规律性解读、对话性解读，其创新功能是历史性描述和开放性解读，使学者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和在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解读研究范式”（简称文本-文献学解读）的出场原因有三：支撑深度理解马哲史需要，没有文本文献学的深度准确理解，也就没有正确的马哲史；与西方马克思学等思潮展开对话、抢夺文本解释话语权；正本清源、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是：通过版本学比较、文本编篡和意义解读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通过以时代视域解读文本来实现理论创新。这一研究范式对于学者的学术技术规范要求很高。其局限性在于，文本研究不能替代现实关照，对其崇古向度的反思就引起学者提出新的研究范式。
“与当代西方哲学对话研究范式”（简称对话）的历史成因有二：迎接西方思潮挑战、激活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彰显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激活思想资源、推动创新。其创新功能在于：深入了解了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逐步缩小与西方学术前沿差距，解构和打破了西方学术一统天下的话语霸权。对话研究范式问题在于，易于将西方思潮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西解马”、食洋不化的现象。因而必须从自己的实践出发，反思中国时代化重大现实问题。
“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有三个出场原因：扭转食洋不化现象，实现中国学术的原创性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以改变世界的实践为灵魂，以解决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归宿，强力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学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创新的必然路径。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是，它既是问题学的，也是反思的问题学。其创新功能是，直面现实问题本身，不断推动理论拓展、理论创新。其局限在于，对时代重大问题反思不够系统化、专门化，因而部门哲学就应运而生。
“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简称部门哲学）的出场有两个历史原因：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需要学科化、部门化、系统化。其基本特点是：作为一种专门化的领域哲学理论，处在一般哲学与具体科学领域的中介位置，是某领域科学的总概括和引领性的理论。其创新功能是，催生理论创新，推动各个小体系创新理论发展。部门哲学的最终宗旨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就必然再次出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简称中国化）的理论特点和创新功能是：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域，原创中国理论，形成中国学术话语，使中国学术走出国门，影响世界学术。当然，所有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思想层面，还需要研究产生思想、创造思想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基础。这就呼唤“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范式”的出场。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范式”（简称出场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的科学。它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的空间坐标，其中包括“两大地平线”：时代历史地平线的变化逻辑；在历史地平线上，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发生创新型改变的逻辑。两条地平线造就四个模块（当年历史语境-当代语境）的阐释逻辑。
可见，9大研究范式由于历史成因不同、基本特征不同，在推动学术创新成果方面的功能也显现出一定的差异。
虽然研究范式构成了创新学术史图谱的微观基础，但是完整描述创新学术史图谱需要整体把握多元范式的宏观结构。从微观基础上升到宏观结构，两者之间存在着鸿沟。跨越鸿沟、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的关键在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术图景中，研究范式不仅数量不同，而且研究范式之间的地位和功能也不相同。其中，必有一个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范式，它的存在在所有范式共时态关联中起着支配、决定其他范式性质和创新功能的作用。我们把这一主导范式称之为轴心范式。因为，这一范式决定着一个学术图景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结构。
例如，在教科书改革时代，理论创新、哲学发展主要依靠教科书改革，呈现内容创新的时代化与话语方式的教科书化的高度统一。因此，理论创新的知识生产形式就必然表现为从旧教科书到新教科书。教科书改革成为承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时代化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和方式。教科书研究范式最大的创新功能在于：教化、宣传、普及的作用无可替代，影响广泛、贡献巨大。由于教科书范式本然存在的内容时代化与表达原理化、相对性与绝对性、变化性与稳定性的矛盾，因此，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局限走向极端必然导致体系的教条化甚至僵化。同时，教科书的呆板化要求延缓、压抑了个体自由学术表达。因此，需要突破这一研究范式的局限，由教科书改革而延伸的横轴——原理研究范式应运而生。
原理研究话语方式脱胎于教科书，其研究内容依然源于教科书体系性构建和原理性表达，表现为教科书的共时态横轴延伸。但是，原理研究已经呈现出三个超越性功能：第一，能够更及时、更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功能。第二，更加方便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与体系的个性化理解和表达。第三，话语方式表现为“后教科书方式”，主要是论文和专著，而不再是教科书。无论原理研究如何超越教科书阐释体系，但是学术理路和治学方式仍然没有摆脱教科书传统，其研究的最终理想依然是皈依某种新版教科书。因此，原理研究服从、服务于教科书改革范式，构成以教科书改革为轴心的学术图景的横轴。
经典原著选读构成这一学术图景的纵轴。原著选读入选（后演变为文本-文献学解读）的文本按照原典问世时序编选的，形式上表现为历时态向度。但是，文本出场时序的“历史性”并没有表现在对文本思想理解的历史差异上，相反，在本质上，对原著文本意义的理解恰好是同质性、无差别、非历史的。原著选读仅仅是用来证明教科书所包含原理出场有据，即有原典根据而已。原著选读无非是“穿着原著衣装的教科书”。至此，由教科书改革范式为轴心、由原理研究和原著选读为纵横两轴，就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学术史的第一个学术图景。
可见，学术图景的创新功能远大于单一范式和范式简单和。在轴心范式没有发生改变之前，相对应的纵横两轴就不会发生改变，对应生成的学术图景也就不可能发生改变。反之，一旦轴心范式的地位发生改变，那么，相应地，学术图景则必然发生转换。随着轴心范式不断发生格式塔转换，学术图景就发生新旧更迭，历史地呈现一个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知识生产装置。
轴心范式一旦发生新旧交替，那么，学术图景必将或迟或早总要发生构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围绕理论创新的步步深入，先后有4个研究范式成为轴心范式，因而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学术图景发生3次重大转变、形成了4种学术图景。
以教科书改革为轴心，以原理研究、原著选读为纵横轴，建构起第一个创新的学术图景。学术图景的命名由轴心范式这一主导因素决定。教科书改革和原理研究的内在矛盾和局限，即历史性与原理相对稳定性、体系追求绝对性与内容相对性、原理要求恒常性与内容发展性的矛盾，等等，因而就转变为整个学术图景的矛盾和局限。
超越第一个学术图景的局限，呼唤文本-文献解读为轴心范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与西方当代哲学对话为纵横两轴，形成第二个学术图景。文本-文献学解读之所以成为第二个学术图景的轴心范式，主要因为：第一，马哲史研究越深入，就越对文本-文献学解读研究范式产生深度依赖，使后者地位凸显，进而成为新的轴心范式；第二，文本-文献解读领域成为与西方“马克思学”争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编纂和解读模式话语权的主要战场；第三，作为轴心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具有的独特创新功能。第一次真正以文本-文献学方式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初语境，把版本学、编纂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等文献学研究方式看作是推动深度理解原典意义的有效方式，当作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之一。这一解读的前理解是时代的和创新的，是用创新视域的对话来让马克思“大声说话”，让文本意义真正向当代人开放，多层推进文本-文献学研究。其中至少包括了文献学、认识论、文本解释学三个层面的研究。
与上一个学术图景相比，文本-文献学解读学术图景呈现的最大特点在于：上一个学术图景主要是逻辑的、原理的、横向布展的，而这一学术图景有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偏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历史的、演化的和纵向差异的研究。
针对文本文献学解读视域下可能隐藏的“顽强的崇古意识”，学界需要将“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走向当代”结合，真正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返本”又“开新”，以与当代西方哲学对话来“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彰显“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的在场维度。
但是，迎接时代挑战，要超越对话，走入时代实践本身。而真正“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学解读也需要作为解读前提的时代视域，它只能来源于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思。因此，以“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为轴心，以拓展的领域部门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为纵横两翼，形成了第三个创新的学术图景。
“反思的问题学”之所以成为新轴心范式：其一是因为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在场方式就是成为时代“反思的问题学”，深刻反思、着力穿透和科学解答系列新全球化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的主要方式；其三，问题导向必须对问题和提问方式本身加以深刻反思和批判，既反对“问题的形而上学”，也反对“问题的实证主义”，因而是反思批判问题的研究方式；其四，“反思的问题学”是理论创新的范式。
然而，重大现实问题也需要专门研究。因此，作为横轴，部门哲学就将问题学反思逐步上升为专门的学科化、部门化系统，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等等。而纵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飞跃性成果的出场逻辑，贯彻着“反思的问题学”的实践向度，使“反思的问题学”指向更加明确。当然，上述都是思想出场的逻辑，还没有穿透思想出场逻辑背后去发现历史语境和出场语境。而要想真实地理解其演化逻辑，就必须要考察思想因何出场、如何出场，这就必然召唤出场学范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的理论体系。它深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之间的内在链锁关系，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当年到当代、从世界到中国的出场史和创新过程，因而能够作为第四个学术图景的轴心范式。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场学范式为轴心，以正在形成中的实践解释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两翼，正在形成第四个创新的学术图景。
三次转型、四个创新学术图景，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图谱。每一个学术图景向下一个图景的格式塔转换，并不意味着原先的研究格局不复存在，原图景依然存在并继续沿着自己的轨迹惯性前行，但是新图景崛起成为新时期的研究创新的旗帜、主导和引领。这就是基于范式图谱变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
四大学术图景转换构成创新学术史的范式图谱，其出场根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探索的哲学表现，因而需要在历史场域演化中得到深度阐释。
第一个学术图景是全球分裂和对抗条件下新中国从革命转向建设实践需要的理论表现。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处在意识形态冷战对立之中的新中国，为了在思想领域全面建立和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采取了破旧立新的两方面战略举措。一是开展大规模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肃清旧社会遗留的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旧思想、旧道德、旧学术的影响。二是为了全面、准确、迅速地在全社会大规模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家必然需要利用最便捷、最可靠、最有效的教科书方式来积极实施这一意识形态战略。“拿来主义”所内含的苏联教科书中形而上学、僵化的教条主义必然产生消极影响，因而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要求。因此，重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即教科书改革范式就必然出场。为实现这一理论目标，原理研究和原著选读就承担了更深入的研究责任，因而逐渐繁荣和发展起来。
第二个学术图景是在新全球化时代来临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中期的思想出场形态。就历史场域变化来看，全球资本创新逻辑初步实现了从马克思当年大工业资本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向以后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的转变。资本创新需要一个较长的经济增长周期（长周期）来实现资本盈利最大化的冲动。在这一全球结构中，经济全球化交往超越了分裂，世界发展需求替代了全面战争，成为中国利用全球环境实现改革开放新战略和抢抓战略机遇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条件。于是，“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现代化的哲学、哲学的现代化”就成为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使命。随着思想解放、学术发展的日益深入，原理研究再也不满足于教科书改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共识性、统一性束缚，因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体系的多样性理解，从而冲破了教科书改革的时代局限，学界以论著而不是教科书进入了“后教科书时代”。此外，随着开放的深入，西方思潮蜂拥而至，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场所。原理研究的多样性理解不仅源于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也源于人们在与西方思潮对话中的思考。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思潮对话，激发了对话研究范式的迅速崛起；为了对话，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当务之急。而为了更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也应运而生。于是，超越第一个学术图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的当代出场形态，必然形成以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为轴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对话为纵横两轴的新学术图景。
然而，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浪潮、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不断探索的实践中向前迈进的。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文本视域、超越对话逻辑，紧贴时代实践，采取“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进而成为第三个学术图景的轴心范式。
因此，第三个学术图景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如日中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日益加速时代的哲学产物。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不断解答新问题、攻坚克难中开拓新境界，形成“反思的问题学”主要路径。部门哲学作为横轴，集中体现了“反思的问题学”的指向性，研究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哲学，研究经济逻辑、财富逻辑、资本逻辑的经济哲学，呼唤公平正义和民主政治的政治哲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价值哲学就必然涌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作为这一学术图景的纵轴。
第四个学术图景是在前三个学术图景基础上更高的方法论自觉，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求理论创新所能够达到的新境界和新高度。作为第四个学术图景的轴心范式，出场学以揭示思想史、学术史背后的历史场域的演化逻辑和决定作用为己任，在方法论上成为自觉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条件。
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场域转换到学术图景的转换，形成对范式图谱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范式图谱构变史，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出场史。出场学用两线（历史时代实践的线索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图谱线索）、四个模块（原初时代语境、当下时代语境；原初范式图谱、当下范式图谱）来深度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演化构变的创新学术史逻辑，从而把学术史研究转化为一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分析，使研究转变为一种科学。
推荐阅读
【理论动态】 韩保江：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动态】 荣兆梓：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评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容论
【理论动态】 乔晓楠、何自力：唯物史观、动态优化与经济增长——兼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 长按关注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感觉不错，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