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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本文出自《政治经济学报》第十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 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构建了中国经济在1956-2014年这一较长时期内具有可比性的剩余价值率时间序列。本文发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由较高利润率所推动的快速资本积累得益于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升。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撑条件（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相对充足的产业后备军和较低的债务－收入比）不复存在，自2008年以后剩余价值率不再提高，利润率也有所下降。因此，本文将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这样一种阶段：停滞的剩余价值率和上升的资本价值构成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无法抵消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利润率就会出现下降，并给中国经济造成困难。
关键词：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新常态 中国经济
一、引言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构建了中国经济剩余价值率在较长时期内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序列。该方法强调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差异，认为非生产性劳动获得的报酬是全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中都存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在近些年，Moseley (1985) 和Shaikh & Tonak (1994) 进一步改进了该方法并使其能够运用到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中。一些针对特定国家的研究通过运用该方法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不过，目前的文献中还没有研究运用该方法分析长时期内的中国经济问题，其主要障碍可能是数据缺失。并且，由于中国经历了经济转型，该方法在理论上或许有不适用之处。
本文有两个研究目标。第一，根据近年来出版的我国官方统计数据，衡量剩余价值率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变量（包括资本价值构成、非生产性部门抽取的剩余价值比例、总利润率和净利润率）。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本文在估算过程中不得不施加若干假设，但本文尽力使这些假设和计算步骤清晰明了，以供其他研究者提出批评意见和改进建议。本文给出的数据序列涵盖了自1956年至2014年的较长时期，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金融危机爆发后第七年的整个时期。本文可能是为中国构建较长时期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的数据序列的初次尝试。第二，从剩余价值率的动态及其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利润率产生的影响出发，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产生的原因。经过分析发现，1978-2008年间中国的剩余价值率曲线呈现U形，于1997年达到低谷，2008年以后不再上升并稍有下降。虽然中国的剩余价值率整体上低于美国，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了历史峰值。本文对变量进行增长率分解，以说明利润率的上升依赖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然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建立在一系列经济和制度条件的基础之上。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支撑剩余价值率提高的条件不复存在了。因此，本文提出，我国经济新常态背后的原因是由剩余价值率无法持续上升而出现的利润率下降。当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无法抵消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时，利润率就会出现下降，并对中国经济造成困难。
本文余下部分共分为四节。第二节将讨论衡量转型经济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的理论基础；第三节将说明剩余价值率的衡量方法，讨论数据采集和处理、前提假设和计算步骤，并描述剩余价值率的变化趋势，探究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四节将讨论剩余价值率增长的支撑条件，并解释为何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剩余价值率停滞不前；第五节对本文进行总结。
二、理论基础：转型经济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是观察一个经济体中新创造的价值如何循环和分配的一个视角，从中我们可以追踪新价值的流向并衡量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例如新价值、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种方法和GDP核算有很大不同。一些政治经济学研究用GDP当中工资或利润的份额衡量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谈判力。然而， GDP核算体系并未考虑剩余价值的转移，因此这一指标并不能很好反映价值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或剩余价值率水平。GDP核算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区分共同存在的多种生产方式，多种生产方式的共存同样会影响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
在目前的文献中，如果考虑剩余价值在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转移，那么一般首先将经济活动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或部门），然后运用投入产出表和GDP数据衡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变量，从而把剩余价值的转移考虑进去。Moseley (1985), Shaikh & Tonak (1994), 和 Paitaridis & Tsoulfidis (2011)的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非生产性劳动的增加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于是压低了整个经济的净利润率。Mohun (2005; 2013)综合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和生产／非生产劳动的划分，认为工人阶级的收入分配比重（包括生产性工人和非生产性工人）近年来不断下降。然而，所有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美国经济的。
中国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从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转型，1992年以后转型速度加快。在1956-1978年间中国经济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1992年以前，资本主义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对于经历了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我们能否将上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应用于中国经济，尤其是1992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呢？
我们分两个步骤来阐释这一问题。第一步，关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划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场所是劳资双方力量对抗的地方，资本剥削劳动，产生了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划分。然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基础大相径庭：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工人享受工作保障和各种福利；在1978年之前，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小。虽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但工人和国家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这体现在社会总产品在工人和国家之间进行的分配上，即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分配上。提高工资可以提升工人的生活水平，但是从国家角度来看，提 39 44248 39 17626 0 0 7426 0 0:00:05 0:00:02 0:00:03 7424工人生活水平并不是唯一目标，更重要的是完成工业化。如此看来，剩余产品的积累无疑是一个先决条件。在这一矛盾背景下，在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分配情况可以反映工人生活水平与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现实对立。为简便起见，虽然我们明确承认工资与可变资本、剩余产品与剩余价值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但本文对1956-2014年间的分析和讨论仍统一使用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二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这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何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产生过激烈讨论。这一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同一时期，中国统计体系经历了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到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转变。统计体系的转变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因此，相关的理论讨论实际上促进了统计体系的转变。MPS的主要缺陷在于它仅仅将“物质生产”作为生产性劳动，而将一切服务业排除在外；SNA则实际上把所有部门的经济活动都归为“生产性劳动”。在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讨论中，于光远(1981)主张商业和服务业也是生产性的，但是孙冶方(1981)认为只有“物质生产”才是生产性的。骆耕漠(1990)详细比较了MPS和SNA两种体系的不同，认为“物质生产”和某些特定的服务行业属于生产性劳动，但商业、金融业和国家是非生产性的，这一点与之后Shaikh & Tonak (1994)的看法很相似。骆耕漠(1990)和Shaikh & Tonak (1994)都指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差别和特定意义上的差别（即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差别）。Shaikh & Tonak (1994)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使用价值，在一般意义上是生产性的，但在资本主义的特定意义上，家庭手工业不创造剩余价值，从而是非生产性的。类似地，骆耕漠(1990)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农业从社会主义的特定意义上讲是非生产性的。
表1根据骆耕漠(1990)和Shaikh & Tonak (1994)所采取的方法把中国经济分为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其中，生产性部门意味着在这些部门中存在生产性劳动，而非生产性部门意味着在这些部门当中不存在生产性劳动。本文重点关注企业部门，因为首先，在我们所考虑的整个时期当中，企业部门是整个经济的主要部分；其次，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企业部门是一个在时间上具有可比性的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企业。
企业部门不包括农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和医疗服务机构）和国家机关。在1978年之前，人民公社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去集体化改革，农村家庭成为了主要的生产单位。在1956-2014的整个时间范围内，农业部门在分配和就业方面都与企业存在着较大差异。骆耕漠(1990)认为农业生产不应划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要部门。个体工商户在1992年以后才发展起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和少量的雇佣劳动进行生产。事业单位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资金，虽然Shaikh & Tonak (1994)将美国的教育和医疗等部门归为政府企业，但中国的事业单位并不应该算作企业，因为它们建立的目的是满足特定需求，而不是产出或利润等任何经济目标。国家机关显然不属于企业，不过它通过税收从企业部门获得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在企业部门内部，商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被划分为非生产性部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部分剩余价值从生产性部门转移到非生产性部门，这一点与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让渡类似；在企业内部，监督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性的，因为这种劳动在组织生产方面具有必要性，同时也有一部分监督劳动的目的在于榨取剩余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非生产性的。在监督劳动的二重性上，社会主义经济也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类似之处。
三、剩余价值率动态与相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
本节介绍剩余价值率和相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的估算过程，对一些前提假设及其可能导致的偏误做出说明，并讨论剩余价值率和相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的变动趋势，最后解释剩余价值率和净利润率之间的关系。
1. 方法和数据
剩余价值率(
在式（2）中，
关于数据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量的严格估计需要用到详细的投入产出表。虽然中国早在1973年就开始编制投入产出表，但在1992年完成第一个覆盖所有部门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以前，投入产出表仅包括MPS体系中的物质生产部门，而且投入产出表的基本表每五年更新一次，并不连续，在数据上也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出现偏差。所以，本文采用基于收入法计算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估算，这样从1978至2014年每一年都有数据。并且，作为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应该更重视，从而数据质量和一致性应该更高。对于1956-1977年，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与劳动统计数据进行估算。
数据来源、前提假设和计算过程在附录中都会进行详细说明，这里我们只讨论两个假设。由于数据缺失，监督劳动的报酬无法测算，故而第一个假设为。这一假设显然不切实际，它将会低估尤其是近年来的剩余价值率，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上市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提高（Qi，2014）。此外，有数据显示，管理人员占总就业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例如1980-1997年间，在工业和建筑业中这一比重的波动仅局限在9.8%-11%之间；微观层面的数据也表明，1990年以前管理人员只占就业总数的10%左右。
第二个假设为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仅发生在国家内部。事实上，中国生产性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可分配到国外的商业部门，反之亦然。例如，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销售到美国，就会获得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没有详尽的进出口投入产出表，要估算这部分剩余价值的转移是不可能的。由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经常账户盈余大幅增加，这一假设也将低估近些年的剩余价值率。
2. 剩余价值率的长期趋势与相关变量
图1描绘了剩余价值率的长期趋势。在改革开放之前（1956-1978），剩余价值率于五六十年代剧烈波动，七十年代以后相对平稳。剧烈波动是由大跃进运动（1958-1960）期间的大规模积累、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早期的动荡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今），2009年之前剩余价值率曲线呈现U形，从1978至1997年逐渐下降，1997至2008年不断上升，如果我们用剩余价值率代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那么这条剩余价值率U形曲线并未遵循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uznets, 1955)。Piketty (2014)采用研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指标，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支持库兹涅茨曲线。本文用剩余价值率这一古典概念反映不平等程度也不支持库兹涅茨曲线。
数据来源：参见正文和数据附录。
注：RSV为剩余价值率。由于1956-1977年估算的成分更高，因此用虚线表示以示区分。
那么为何剩余价值率的变化遵从这样的U形曲线呢？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初期鼓励诸如奖金和计件工资等的物质激励，导致物质激励被普遍采用。与此同时，工人仍旧享受工作保障和各种福利，工厂内部工人和干部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程度很低，干部也在为自己和工人追求工资和福利的提高。在这种没有失业作用的情况下，物质激励对于约束工人和榨取剩余劳动而言越发失去效果，这是剩余价值率在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呈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7年以后，虽然中国的剩余价值率比美国低，但中国剩余价值率的增长速度更快，从1978年的2.45下降到1997年的1.59，又上升到2008年的2.55。一些研究对美国经济应用类似方法计算剩余价值率，发现其在二战后除1964-1974以外都呈上升趋势(Paitaridis & Tsoulfidis 2011; Shaikh & Tonak1994)，从1978年的2.2上升到1997年的3.1，进而上升到2008年的3.5(Paitaridis & Tsoulfidis 2011)。在我国，由于私有经济和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剩余价值率得以快速提升。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私有企业采用严苛的管理措施，甚至违反劳动法规延长工作时间。私有部门的剩余价值率高于国有部门，因此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反映了经济中国有部门比重的下降。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找工作和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产业后备军队伍逐渐扩大。尽管存在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也需要农村和城市制度上的变革。农村经济的去集体化、农民家庭收入的停滞、城市日益扩张的私有经济、国有部门用农民工替代城市职工的倾向都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准备了条件。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就业量在1997、1998年分别下降了6%、7%，从1999-2003年平均每年则下降约10%。随着产业后备军的扩大，80年代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脱钩，工资开始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通过对比不同时期剩余价值率所呈现的周期性，可以看到工资的降低和工作保障的减少所起的作用。在整个1956-2014年的时间范围内，剩余价值率具有顺周期性，但相比于改革开放以来，在改革开放之前剩余价值率的顺周期性更明显，实际GDP与剩余价值率、实际GDP增长率与剩余价值率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更强。改革开放之前出现的经济衰退使新价值的创造减少，但工资与工作保障的相对稳定也造成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在转型过程中，因为私有制经济的扩张、农民工进城打工和国有部门大规模改革导致工人工资减少和工作保障缺失的现象愈发严峻。结果，宏观经济波动与工资和就业的相关性加强。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剩余价值率在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比1978年还要高。然而在2008年，当剩余价值率超过了1978年水平的时候却没有再继续上升。
图2展示了非生产性部门榨取的剩余价值（UP）的比重
数据来源：参见正文和数据附录。
注：UP为非生产部门抽取的剩余价值占全部剩余价值的比例。由于1956-1977年估算的成分更高，因此用虚线表示以示区分。
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和金融业的比重很低，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它们的影响并不大。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非生产性部门抽取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小幅度上升，但在2000年之前总体上还是维持在较低水平。然而在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取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从约20%上升到30%。这或许与同期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有一定关联。快速提升的剩余价值率意味着经济面临消费不足的潜在困难，不仅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投资和出口进行价值实现，而且促进价值实现和促进投资的销售努力和金融活动也增加了。
图3展示了资本的价值构成
数据来源：参见正文和数据附录。
注：K/VC为资本价值构成。由于1956-1977年估算的成分更高，因此用虚线表示以示区分。
需要指出的是，此式与马克思对资本价值构成的定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值）不同，但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反映与马克思定义的指标相同的趋势。值得注意，改革开放至2008年，资本的价值构成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家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发展轻工业，另一点原因是私有经济的发展，因为私有企业大体上更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2008年以后国际市场萎靡，中国经济依靠大力投资维持增长，使得资本的价值构成显著上升，进而可能压制利润率。
图4显示了总利润率
如图4所示，在20世纪50年代总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水平都很高，这可能是实际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1952年是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的首年。从1960至1978年，总利润率和净利润率平均值分别为33%和27%。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至1985年，两个利润率指标都比较稳定，而从1985之至1990年都大幅下降，1990至1999年缓慢下降，1999至2007年大幅上升，2007年之后又趋于下降。在2014年，总利润率下降到与2000年同样低的水平，而净利润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数据来源：参见正文和数据附录。
注：Gross Rate of Profit为总利润率，Net Rate of Profit为净利润率。由于1956-1977年估算的成分更高，因此用虚线表示以示区分。
3. 净利润率增长率的分解
净利润率的增长在何种程度上依赖剩余价值率的提升？对净利润率增长率的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分解并不能直接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形式，分解更多反映短期情况，而并不反映长期规律，因此在解读分解的结果时需要更加审慎。令
从式（8）中我们可以得到各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记
运用（9）式，我们可以比较净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率，以此来衡量剩余价值率对净利润率的“贡献程度”。我们对四个阶段的净利润率进行分解：1978-1990年、1990-1999年、1999-2007年和2007-2014年。表2给出了分解结果。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每个因素对净利润率增长率的贡献(%)。
在第一阶段(1978-1990)，剩余价值率下降而资本价值构成提升，此阶段剩余价值率是净利润率增长率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二阶段（1990-1999）延续了第一阶段的模式，剩余价值率仍旧是主要驱动力。虽然资本的价值构成稍有下降，但它对净利润率增长的积极作用正好与非生产性部门抽取剩余价值的消极作用所抵消。在第三阶段（1999-2007），剩余价值率的大幅提升逆转了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使经济得以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净利润率最快速度的增长。在这一阶段中资本的价值构成和非生产性部门的影响占据次要地位。在第四阶段（2007-2014），由于资本的价值构成迅速提升，净利润率急剧下降，停滞的剩余价值率无法抵消资本价值构成的影响，非生产性部门比重的不断上升也压低了净利润率。
四、剩余价值率增长条件的缺失与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净利润率水平。变量的分解显示，剩余价值率的停滞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是2008年以来利润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彼此之间并非独立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并且一些共同因素可同时对二者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很难明确区分哪些是只影响剩余价值率的因素，哪些是只影响资本价值构成的因素。但是，由于净利润率的分解表明在1978至2007年间剩余价值率是主要因素，尤其是它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极大地推动了利润率的上涨，因此我们从对剩余价值率停滞原因的开始分析。
首先，产业后备军的萎缩造成了剩余价值率的停滞。前文已经讨论，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剩余价值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扩大，导致工资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业后备军中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国有部门下岗职工。从2004年起，国有部门的就业量大致保持稳定，这意味着下岗职工数量的增加十分有限；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职工在今日已达退休年龄从而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产业后备军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在2008年以后增长趋于缓慢，从2008至2014年农民工的增长率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占城市就业的比重逐年增加，然而2008年以后这一比重趋于稳定，甚至在2010年之后有所下降。再来看工资，虽然中国经济实际工资经历了快速增长，但这并不表明工资能够维持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 (Li and Qi, 2014)，现行工资实际上还不能满足工人正常生活需要。随着产业后备军减少，工人开始要求提高工资以满足正常生活需要。从目前工资的水平来看，实际工资的上升趋势在短时间内还会持续。
其次，2008年之前剩余价值率的快速提升一方面推动着利润率的增长，而另一方面压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导致价值实现困难，从而有可能不利于利润率的增长，因此2008年之前，经济增长模式要求通过扩大其他需求来解决价值的实现问题，于是出口和投资对于维持总需求扮演了重要角色。Zhu & Kotz (2010)的观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愈发依赖出口和投资需求。2008年之后，当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和长期停滞时，中国的出口需求急剧减少。这样，投资成为最重要的一环，我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经济回落现象，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这也是2008年以后资本价值构成大幅提高的原因之一。国家实际掌控下的银行体系支撑了这项巨额投资，但至少在短期内很难获取较高的利润，于是资本的价值构成急剧提高，进一步压低了利润率。
与此同时，虽然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有利于实行大规模投资(Lo & Li 2011)，但与之相伴的负债－收入比的提高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会增加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非金融部门的负债－收入比从2007年的195%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317%；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占GDP的比重从1996至2008年大体稳定，但之后从2008年的98%上升到2014年的149%。中国非金融部门的负债－收入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已经达到第一位（李扬等，2015）。
五、结论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构建了较长时期内具有可比性的剩余价值率数据序列，并分析了剩余价值率停滞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关联。剩余价值率的运动规律可能由经济中不同主体之间力量对比情况的变化决定，这些权力关系又受到一系列经济和制度因素影响，例如经济所有制结构、产业后备军形成、管理者－工人关系等等。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改革开放以来，剩余价值率从1978至1997年呈下降趋势，从1997至2008年呈上升趋势，2008年以后停滞不前；变量分解分析表明，1985至2007年间，剩余价值率是净利润率增长的主导力量。
2008年以后剩余价值率不再上升并稍有下降，一些重要事件随之发生。第一，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停滞，进而缩小了中国出口需求并影响中国经济，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时，剩余价值率下降。第二，增长持续十余年的剩余价值率限制了工人维持正常生活水平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工人对工资提高的要求增加，产业后备军的缩减也提高了工人的谈判能力。此外，巨额投资提高了资本的价值构成从而压低了利润率，攀升的负债－收入比侵蚀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中国经济也许正面临着新常态下使利润率得以维持的一系列严峻考验。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宏观经济轨迹，尤其反映在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上。中国、德国等经济体出现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现象，而美国、英国等经济体的剩余价值率则继续保持了危机之前的上升趋势。剩余价值率并非越高越好，我国在2008年之后出现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现象，从宏观经济来看是一件好事。随着世界经济低迷，美国等经济体经济停滞，我国外需减少，维持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内需。在一定条件下，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不仅有利于提高消费需求，还会通过促进价值实现而提高投资需求，最终在总体上扩大内需。所以，我国应对新常态时不应着力维持剩余价值率，而应该因势利导，有步骤地实行偏向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经济向工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转自CPEER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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