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小卡：我们一直在精神健康领域的冬天 | 特别报道
现实里，他们会遇到太多警惕的人。
“yào wán”这两个音节让你想到什么，“要完”“要玩”，还是“药丸”？
这可以是一个展览的名字。10 月，上海杨浦区，公共艺术项目“药玩嘉年华 Pity Party”悄悄开幕。它不在艺术馆里，没什么宣传，藏在老工人社区拥挤的弄巷深处，借用了民间组织“定海桥互助社”的一楼小客厅——第一次去，找门牌号都会成难题。它特别的地方，可能在于主办方是一群关注精神健康议题的公益志愿者们。
小卡是“药玩嘉年华 Pity Party”背后的核心策展人，也是精神健康公益组织“刺鸟栖息地”的创始者。“药玩”不仅是个谐音梗，小卡用“玩”指代线下活动、人际交往，“我只想说，像小朋友一样，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但“药”这个字多少有点争议。药确实可以缓解症状，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度医疗化和诊断不足——好像有了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就好像有人把女性叫做‘来月经的人’，那患者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为‘吃药的人’？”小卡说，“诊断前后很大的区别在于，有诊断之后你大概率会开始服药，‘药’是精神疾病体验中的一个核心意象。”
她也烦恼，“药”的存在，让人们可以反推逻辑：你吃药管用，那你是不是有这个病？小卡更愿意把精神疾病患者称为“亲历者”，认为这个词不局限于医学语境，没有价值判断，更能反映主体经验。
更早几年，她以“社工学生小卡”的身份聊很多关于社会工作的话题，这也是她个人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最近3年间，她的职业身份转换了多次。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职业社工，而是在一家地产公司上班。不到一年，她离职并开始以公益志愿者身份活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创办了一个精神健康公益组织：“刺鸟栖息地”，她是唯一的固定成员，筹备活动时，会招募志愿者和实习生。
她用了一套系统的内容分类方式充实“刺鸟栖息地”的公众号。与很多同时代的年轻内容生产者一样，她已经能够熟练使用这套媒体内容技巧，去表达自己的声音与态度。她通过“杂音”板块收集各种关于精神健康的观点，在“药丸”板块科普精神健康相关知识，分享相关文艺作品。“撒野”这个板块里，则收录刺鸟的各种线下活动。“药玩嘉年华 Pity Party”就属于“撒野”。
2017 年 10 月，小卡以个人名义第一次举办展览“抑郁的寓意”，这也是“药玩嘉年华 Pity Party”的前身。但策展并不仅仅是个光鲜的角色，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钱。启动资金来自小卡申请的 706 青年空间“青年发展奖金”，各类基金后来也成了刺鸟栖息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她还策划过一系列抑郁症课程和沙龙。那时的展览可能要更简单一些，素材更多来源于小卡的田野调查材料和亲历者的主动投稿。
今年展会地点迟迟未定，症结也是在资金。小卡辞职做公益已经超过 2 年，没有固定收入，只能找合作伙伴提供场地。“药玩嘉年华 Pity Party”办起来，开销已经超过五位数，但她还是把活动设为“免费参与”形式，因为不想给参与者设置门槛。
除了文字科普、策展，小卡也当过一阵自由摄影师，至今还能靠这些事赚钱补贴项目。影像发声、应用戏剧，都是她长期践行的一套办法。更多时候，她需要父母的援助，自己也要倒贴钱。
缺钱，意味着小卡没有有力的宣传渠道。刚开幕的时候，每天来访者都是个位数。“用做展览的时间努力做一个专题，5 万+、10 万+的浏览量也是可以有的，但线上、线下是否有性价比的高低之分？”小卡承认自己还没有答案。
但她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展览开幕的第一天，一群观众一边观展，一边就聊起了自己的经历——线下可能是一个让人愿意直接交流的更好的渠道。也有身为亲历者的志愿者，遇到了聊起来特别合拍的访客——这个志愿者平时并不怎么跟小卡说话。“见到一些合拍的观众，反而会让他状态很好。这些都是我愿意看见的。”小卡说。
小卡不吝表露对一些民间组织的尊重和好评。上海郁今香心理服务中心是小卡这次展览的合作方之一，这是一个聚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民间组织，每周办两三场线下活动，其创始人与很多成员都是亲历者。“有多少社工机构、基金会能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小卡用“牛逼”二字来形容这个组织有毅力。
小卡习惯用“民间从业者”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她接受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也在试图贯彻这套价值观。在她目前的工作领域，某种程度上，她更像一个心理健康理念普及者。
“说人话”是她常聊的话题。将学术内容讲给大众听，也是个不容易的差事。“如果你做一个读书会，很多来的可能是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爱读书的人，那不读书、不识字的人怎么办？”
她拒绝在线下活动里当“专家”，做线上内容时，她也想让内容更有意思一点。她还试图组织各种开放式对话，让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围绕一些主题聊天，背后遵循一个原则——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话语权。
小卡常把“破圈”“资源互连”这些词挂在嘴边。她表示，展览、读书会都是很好的“破圈”形式。不同组织虽然目标不同，但沟通方式可以有变化。她用一个老年人送餐组织举例，“你去请一个老年学专家来未必管用，但请一个经常给老人家做菜的厨师来，其实可能更契合。”
心理健康这个领域里，不是所有人都分得清眼前这个伸出援手的人，究竟拥有怎样的职业边界，这也会导致小卡这样的人，虽然立足于“普及者”“公益从业者”身份，却要承受更多社工等专业职责的压力——他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
很多人不明白，社工受雇于机构，可以提供非私人的联系方式，下班后就能抽身，而公益个体却没有保护机制，长期“公私不分”。小卡就遇到过不少举动越界的求助者，她虽然受不了，却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有时只能将对方拉黑。“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想会不会伤害他，因为他已经伤害到你很多了。”因为这事，她还把 bilibili 上的所有影像都删除了。
这不是她第一次遇上这种事，但也无奈。“我不可能一个一个陪伴，也没有这个义务。但大家一定会向你求助，该怎么做？一方面资源转接，但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资源。二就是冷处理；三就是回一下，但回完之后怎么办？——这些琐碎都成为民间助人者很大的压力。”
她因此越来越少做直接的线上助人活动：不拉群，只留邮箱。目前，她只做公共倡导和线下活动，用她自己的话讲，都是“稍微拉开距离的事”。
中国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之路或许才起步。2004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出台相关国家标准，定义了中国社工的概念——提供助人服务、促进社会公正的专业工作者。这个行当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和贫困、慈善有很大关系。
现实的矛盾是，社工体系虽然更安全，但可能带来负担。根据民政局公开资料，假如你要创办一个民办社工组织，一些成员必须具备职业资格，还得出具资产证明，办公场地必须保证 1 年以上的使用权。小卡表示，“刺鸟栖息地”就没有固定工作形态和组织成员，不适合申请注册。
另一方面，社工实行“属地化管理”，意思是，不同社工组织，由它所在的自治区、省级、直辖市政府统一管理。加入机构反而可能影响灵活性。小卡参加过社工实习，她觉得，她想做的事可能不是现有体系能全部满足的，而留在大学任教也不现实——它的评职体系是看学术文章，导致老师缺少践行实务的动力。
马茵的经历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小卡的观点。3 个月前，她主动辞去了持续一年的社工身份。本科一毕业，马茵就与地方政府签约，2019 年一直驻扎在广东省农村。她承认：“这些都有政策扶持，但 90% 的社工可能都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珠三角，而我们这里连基础建设都不太完善。”
社工站内部人手不足，有资格证的也是少数。马茵的本科就是心理学。“很多人是为了回老家发展，志不在此，都是从零开始学，”马茵补充说，“如果没有离职，我也要准备考试，政府鼓励更多人拿（社工）资格证。”持证社工能多拿一笔津贴，但她也表态愿意学专业知识。
很多人弄不清社工的职能。“他们以为社工就是给基层政府添人手，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不过，马茵的一部分工作确实都在给当地政府帮忙，比如挨个走访村民、了解低保户情况或是协助公益组织办活动。
民政部曾公开表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共有超过 44 万持证社工、7500 多家社工机构，而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9 年，美国拥有约 71 万社工——他们分布在医院、学校、社区发展中心、精神健康诊所等地，也有私人组织。考虑到中国 14 亿人口，社工的数量可能确实不太够，这给其他民间组织和商业机构提供了生存空间。
这也是小卡在做的事，她相信民间组织的存在价值，还认为不同行业领域的精神健康从业者交流太少，这些人中，可能有资深的一线社工、精神科临床医生或年轻从业者。“这也是给蛮多人开了一个倾诉的口子，有些问题不是只有我们遇到，有些我们还没想到，但别人遇到了。”今年的展览就有从业交流会，她期待今后至少每年能聚一次，把这件事长期做下去。
9 月，刺鸟栖息地参加了腾讯主办的“99 公益日”活动，但各种复杂规则却让小卡头大。补贴款限额、限时，完全随机。即使运气不错，还要邀请好友给每笔捐款点赞“送小红花”，因为一定数目可以让配捐额度翻倍，但每人每天只有 5 次机会。
公益日前夕，小卡在公众号上连载“策展笔记”，她写道：“现在请想一想，如果我想完成我的筹款目标，需要怎么做？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怎么看待我需要麻烦你帮我做的一切？”
她反感“卖惨”，用一大串抑郁症的数据讲故事。“感动中国这种事情你写一次两次没事，但长期靠这个不行的，大家也不会被这个打动。”她反问说，“对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你确定你每年都要用这种方式去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吗？那大众永远都会觉得你们很惨。”
2019 年年初，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等 10 部门主导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方案》项目正式启动。就在今年 9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
这些消息并没有让小卡欣喜——因为离她太远了。民间组织不受政府管辖，实际生活中的病耻感、偏见，也不会忽然消失。“大家说什么抑郁症的春天来了、精神健康公益的春天来了，但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她顿了一下，“除了不停有人找我们聊，‘哎你知道吗’。”
小卡说，她见过太多拿“疗愈”打幌子的人，一套课程要价几万元人民币。当然，精神健康赚得了钱，但她还没有下决心商业化。“不确定是好事还是坏事，”她倾向保留意见，“当下来说，团结比批评更重要，我们互相帮彼此做好，或者我自己做一个好的。”
但免费助人也有难处。主办方期待更高的参与度，但和陌生人敞开聊可能也需要勇气。小卡计划于 10 月 11 日举办的互助会，有 10 人报名，最后却只有一人到场。另一名郁今香的志愿者表示，这是互助会的常态。小卡解释，一些亲历者心情不稳定，会临时改变想法，但她认为筹备者应该被尊重，建议郁今香考虑设置押金。
△读者投稿是展览的一个版块。小卡用硫酸纸打印出读者自画像，透过光，就能看到画上的线条。
突如其来的疫情，其实让小卡陷入了瓶颈。她在做公益，却也会被认为“你是不是个傻子”，“这么多年了，环境没有变得更好。”她开始意识到，民间组织力量太小，很容易变成被动补缺的角色，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
精神健康或许只是声量大而已，现实里，他们会遇到太多警惕的人。小卡透露，他们在上海找了整整一个月场地。她通常坦白活动主题，直言会有患抑郁症和躁郁症的观众，很多洽谈对象就不吱声了。“人家有成见也好，怕担风险也好，都不愿接。”小卡说。
她会有孤独感。因为“社交太耗费能量”，她曾经关闭了微信朋友圈，但是为了宣传活动，她又重新开启了。也有一些曾经与她共事的同学、偶然结识的读者，仍在坚持打赏转发，甚至有读者报名来当志愿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一个人在做事的错觉”。
精神健康这个话题还很“敏感”。尽管小卡每年都邀请媒体，但稿子可能“发不出来”。他们也尝试换个名头，让事情好办一些。“一个合作伙伴做心理主题读书会，他说‘心理健康小组’，没人理，说做‘读书会’，就有人给场地了，那大家都去做读书会了，”她又开玩笑说，“如果你现在出去说，我们做独立电影、音乐厂牌，就有人来问合作，但如果你说我做公益的——没人理你！”
“所以，精神健康的春天真的来了吗？”她沉默了几秒，“我没有觉得这是春天，我们一直在冬天。”
（应受访者要求，小卡、马茵为化名。如无特别标注，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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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上旬，刺鸟栖息地将会在无锡、南京两地举办精神健康主题活动，敬请关注他们的后续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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