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中的常见问题》的一个问题

朋友圈在传一份《中国行政管理》的编辑写的《定量研究中的常见问题》。 编辑部能这么理解定量研究，对学者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而且编辑部还提到由于公共事务必然是多学科研究的，但投稿还是要：1看是否“公共”，2是否与PA理论进行对话。说得真好。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或许要斟酌一下。

编辑部在阐释第三点“对变量的测量通常有多种方式，但部分论文不解释选择特定测量方式的原因及其与理论框架和概念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时，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2017年发表于JPART的一篇论文讨论了公共服务动机对政策工具使用偏好的影响，该研究并没有直接应用公共服务动机的四维量表，而是根据构念和理论框架进行了严谨地取舍......通常测量公共服务动机使用Perry提出的四维量表，即“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承诺”、“自我牺牲”、“同情心”、“期望参与政策制定”。为了与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相匹配，作者只选择了“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承诺”和“自我牺牲”这两个与利他性高度契合的维度来测量公共服务动机，既简单又有效，很好地解决了测量指标的适配性问题。

中国行政管理，公众号：中国行政管理编辑视角（三）：定量研究中的常见问题

作为还比较熟悉该文第一作者和文章内容的人士，我个人觉得编辑部这个例子可能并不是最恰当的。

首先，编辑部在后面的参考文献里漏掉了第四作者Naon Min。

其次，Miyeon等在选择PSM衡量时，用了Perry四维度PSM的一个简短版本。简短版本通常是两个或三个维度，Miyeon等一开始参考的是Sangmook Kim 2005的两维度5个问题的版本。后来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就只包括了这5个问题，这个调查数据也是Miyeon等人的数据来源。

在文章里，Miyeon等人也强调理想状态是纳入四个维度，只是前面也有人用过简短版本。

Song, M., Kwon, I., Cha, S., & Min, N. (2017). The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Level on Bureaucrats’ Preferences for Direct Policy Instrument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7(1), 36–51.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w036

所以这很难说是事先精心设计，以理论作为指导的“严谨取舍”。如果是严谨取舍的话，就应该注意到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承诺”和“自我牺牲”之外，“同情心”里，哪怕是简短版本也有一个问题considering the welfare of others is very important，研究利他性而忽略这个问题，是不太应该的。

如果问卷事实上就只问了5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不要在事后试图用经过“取舍”发现只有“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承诺”和“自我牺牲”与利他相关，来显示“严谨”为好。

如果你问了全部4个维度的问题，不管是长版本还是短版本，你最后做了“取舍”，并且提供了理由，那或许可以说是比较严谨的。

而更加严谨一点点的做法应该是对比至少两种情况：一是四个维度，二是更少维度（我不觉得在这个文章里两个维度是最合适的），看结果是不是一致，再谈取舍是不是更好一点？

比如我们也写过一个文章，来对比三个维度和四个维度，两轮调查数据，结果发现差异不大。

Hamidullah, M. F., Van Ryzin, G. G., & Li, H. (2016). The agreeable bureaucrat: Personality and P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29(6), 582–595. https://doi.org/10.1108/IJPSM-12-2015-0218

并且，我们发现PSM基本上可以被Personalities - BIG 5指数解释。

最后，你们觉得PSM本身的设计有问题吗？它本身足够严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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