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层层递进做研究？合作者不回应怎么办？要放弃自己喜欢的研究项目吗？如何为“中国研究”做贡献？——读徐淑英
读徐淑英：怎么层层递进做研究？合作者不回应怎么办？要放弃自己喜欢的研究项目吗？如何为“中国研究”做贡献？
徐淑英老师是著名的管理学家，研究广义的人力资源管理。我自己和徐老师的研究主题相去甚远，但一点都不妨碍我从中获益。这本书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倒不是徐老师的论文，而是每一组文章前面的感想和心路历程，这个对我帮助很大。我简要列出三点，以飨读者。
1，这本书的第一个启示是告诉你怎么像编连续剧一样写论文。
徐老师的大部分工作前后都有很强的连续性，属于层层递进型的研究，后面的研究建立在前面的研究之上。而且即便是看起来不太相同的研究，也有很多近似的地方。比如说她一开始在博士论文中关心中层经理的名誉绩效，然后将名誉绩效的研究扩展到整个人事部门。由于名誉绩效强调经理与员工的相互关系，转而研究关系和社会网络。
徐老师的研究都有很基础的工作，比如自己开发量表去测量各种指标，例如心理承诺等。徐老师的团队都是通过访谈大量一线经理和员工，加上与专家沟通，最后开发量表。完成之后需要用问卷数据来验证。开
发量表是一个费时耗力的工作，我个人对量表式工作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和兴趣。但量表开发出来之后，可以与其他的量表搭配对比，或与其他因素一起经理与员工行为，所以有很多后续的工作可以做。想想看，我们公共管理领域的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这个量表有多少后续的工作！
从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国际一流的学者，是怎样在研究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徐老师在书中将自己的研究分成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侧重的主题，然后在每一阶段前面都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关注这个研究议题，怎么做的研究，这些分享对我个人而言，好几次都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2，这本书的第二个启示是如何对待挫折和失败。
这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告诉我再怎么厉害的学者，都有挫折和失败，无非是他们学会了更好得应对。
比如说徐老师和合作者有一篇论文，其中一个合作者原本要负责修改其中的一部分，但不管是发邮件还是打电话，半年多杳无音讯。
徐老师是怎么做的呢？当然没有去掉合作者，也没有放弃，而是每周发邮件，两三周打一次电话。六个月后，合作者打电话给她，说他已经“ready”，可以改文章了。
徐老师的反应我觉得真是令人感佩。“高兴得不得了，也没问为什么不理我，只是说谢谢你。”一周后，合作者修回了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并且获了一个大奖。徐老师也认为这篇文章是其所有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我把徐老师自己的感想放在后面，我觉得这不光是讲如何对待研究，更是讲如何为人处世。徐老师这样的合作者，大概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
“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想告诉大家：第一，对一篇自己有信心的好文章不能放弃。第二，自己对合作者要有责任心，不能轻易地放弃一位合作者和一篇文章。每位合作者都有自己的原因（如工作上特别忙的时候），大家要相互体谅，这样合作才能成功。如果别人不能很快地提供反馈，不管是你的同事、老师还是学生，我们都应该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这样的话，合作就比较好。同时恒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高兴我当时没有放弃他（合作者）和它（文章）。”
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一篇最后没有发表的论文。在这个文章里，徐老师和合作者们把各种关系，例如师生关系，以前的同学、同事关系等，作为自变量，然后看它对经理的名誉绩效（reputational effectiveness）有没有帮助。结论也很有意思，总经理和他老师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同事对这个总经理工作的评价结果。我们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来解释。老师是一个资源，老师可以介绍总经理给其他好的学生，他们之间有些问题可以互相交流和帮助。那这个学生的老师对他很好的话就也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能力高。
他们先后将这篇文章投到《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应用心理学》（JAP），但都没有成功；最后投到《国际商务研究学报》（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结果到了第二轮的修改再提交时，刚好赶上主编换届。在第三轮的时候，换届后的主编表示不能再考虑这篇文章了，因为这是仅仅针对一个国家的研究，一定要两个以上国家的比较研究才可能被发表（该期刊现在已没有这个要求）。他们当时非常失望，也觉得非常不公平，但是也没有办法。
徐老师没有想到投诉，因为她自己作为主编，知道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四个期刊都不接收，那大约已经是2004年了，数据已经收集了六七年，文章也改了七八次，真的是筋疲力尽了，没有精力再继续改下去，然后就放弃了。
徐老师回忆主要的拒稿原因是一来“关系”这个变量很难说清楚，在中国稀松平常，对国外的审稿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二来就算是徐老师开发了名誉绩效这个量表，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也不是所有审稿人都买账。
我把徐老师自己对此事的认识小结放在下面：
“从这段经历中，我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数据收集上，当初我们没有考虑到因变量的测量需要用其他方法进行验证；第二，理论上，我们没有找到更深的理论去解释；第三，写作上，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个时候西方的编辑和审稿人对中国的现象不了解，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认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可能觉得是天方夜谭，所以写作上要充分考虑这些隐性的沟通交流障碍。”
但我觉得更值得学习的是徐老师最后的态度，值得学的地方真是太多了：
所以很惭愧，虽然我发表了这么多的文章，但写作方面还不能说我拿起笔来就能写出好的文章。这其实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一流的学者都被一流的期刊拒绝过，不是只有我一个。所以这件事对我的信心打击不是很大。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比我好的学者都被AMJ、ASQ拒绝过，所以被拒绝往往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并不表明你的能力很差。
3，这本书的第三个启示是学者如何“为中国做贡献”。
我不确定其他学者怎么样，但我自己在如何对待“中国”上也是充满困惑的。心心念念无非是：做研究如何能对学术发展有推进，同时对中国的发展有助益？
我自己重回学校读书，是心头有关于中国问题的困惑，但自己研究起步做的都是关于美国的研究。这有很多现实的考虑，读博士的时候因为年纪大，想要快点毕业，就做一个容易和主流文献对接，数据比较多、容易获取的领域。但和徐老师上面说的一样，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又需要我们做出解释。
现在学界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应该建设诸如“有中国特色的XX学”，因为不少研究只是应用一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然后用中国的案例或者数据一套，没有详尽中国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XX学”。这个问题很复杂，你问我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不妨来看看徐老师怎么做的，或许大家会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我将之概括为办学会，办刊物，办培训班，以及协助光华管理学院。
2002年，她领导创办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建立了研究中国管理问题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2004年，她创办了以发表中国管理研究成果为主的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并任主编至今。该期刊先已进入“社会科学期刊索引”（SSCI）。在2010年SSCI评估报告中，首次影响因子为2.806，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学术期刊。
1999—2002年期间，她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基地，为中国管理学者连续举办了四期的研究方法培训班，每一期邀请大约四十位大陆的、几位台湾地区的年轻老师来参加。这四期培训班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的、正统的管理研究方法传授给中国管理院校的优秀年轻老师们。
徐老师协助光华的事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在序言写得很详细：
“她曾自己安排在她主编的国际学术刊物《美国管理学会学报》刊登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个海外招聘广告，并且，广告词也是她自己亲手写的；她帮助我起草了引进海外教员聘任书的模板，这个模板一直用到我从院长位上卸任；她多次负责组织光华管理学院在美国管理学年会上的招待会，甚至负责发送邀请函；她起草了光华管理学院年轻教员年度业绩评审的规则和程序，并负责在她所在的组织管理系试验实施；为了说服我们选中的候选人来学院工作，她曾多次连续数小时与他们通电话，说服他们加入光华，而电话费也是她自己付的；她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指导年轻教员和博士生的研究工作，甚至帮助他们修改英文词藻；她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学术声誉邀请多位国际著名的学者来光华管理学院做访问教授，如果没有她，我们自己很难请到这些人；她用学院支付她的薪酬资助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和到国外著名大学进修……”
徐老师在书的结尾引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只有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才值得活下去”。
感谢徐老师。这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徐淑英，2012，《求真之道，求美之路：徐淑英研究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