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科大】科大往事 — 那些连逍遥津门口卖冰棒的也不放过的日子
第215期
【编者按】这是87少校友王川在中国科大60周年前夕写下的四篇回忆，从科大少年班的懵懂少年写到赴美留学的才情学子，其中不少人和事，特别是87级的同学，大家对号入座吧! 作者最后不惜笔墨地写到学习精神以及对认知体系的感悟，文笔幽默，精彩之处，值得画下重点，慢慢体会。
我的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 年成立于北京，明年是她的六十年华诞。一群热心的校友组织了“我们心中的科大”征文活动。本文是笔者响应这个号召，梳理的一些文字。
报考科大少年班，很早就成了志向
（一）
我是1987年被科大少年班录取的。童年的成长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高速成长的大好年代。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七十年代末在国内兴起了科幻小说热，媒体上对于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科学家典型，还有天才神童宁铂的连篇累牍的宣传，在我心中打下了强烈的印记。
报考科大少年班，也很早就成了我的志向。
1986年4月，我在湖北沙市三中就读时，参加全国初中数学竞赛，获得湖北省第一名。记得那年数学竞赛是由山西省主持出题的，竞赛优胜者获得的小册子上，还有刚刚去世的吴文俊院士的题词：奠定数学基础，重建数学大国。
多年后我才知道，沙市曾经和科大失之交臂。科学院在沙市有个干校，在1969年科大从北京南迁的选址计划中，除了合肥，还有河南南阳和湖北沙市两个选择。
86年暑假，一直在积极推动科大少年班建设的科大老师司有和，到沙市参加一个教育交流活动。我有机会被介绍和司老师直接面谈，司老师鼓励我第二年报考少年班。
少年班招生的流程是，先通过统一高考，筛选出四十多名新生，然后再把他们拉到合肥，进行为期一周的复试。复试包含笔试和面试，主要是为了确保学生的质量，防止有人在高考可能的作弊行为。
司老师很早就告诉我，少年班招生，是不看政治和生物分数的。所以我没有花任何时间复习这两个科目。记得生物满分是七十分，我没有任何学习就胡乱应付，居然也得了二十七分。后来我的一位来自黑龙江绥棱县的室友，当他得知我很早就有内线消息，没有准备政治生物后，（而他自己却为背诵政治生物两门课花了N 多时间)，对我表达了一分钟的强烈愤慨和不满。
我对当年和司老师接触的一些细节，都记得非常精确清晰。二十多年后和司有和老师联系上，我再次表达对他当年的提携帮助的感谢，他说已经记不得我原来长什么样了。我猜测他帮助的学生太多，所以他记不住我，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我后来还遇到过好几次，二、三十年没联系的老师，我对他们的印象很深很清晰，他们对我却记得不太清楚了。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的意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为别人的认知角度和清晰度和自己完全一样，但实际情况大多并非如此。
（二）
1987年7月中，高考结束后，我和父亲去上海和苏杭旅游。从沙市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路到上海的十六铺，坐轮船要三四天时间。父亲有个大学同学，一位姓蔡的伯伯，当时好像在复旦大学任保卫处长，给我们热情的接待。
记得在苏州火车站候车，看到车站墙上有一行大幅标语“大力开展群众性爱”，不禁一惊，然后发现还有第二行字 “国卫生运动”。
在杭州看完岳王庙之后，坐上回城的汽车，我动作快率先给自己和父亲抢到了座位，而后面一对杭州年轻夫妇和一对外地夫妇因为一方没有抢到座位吵起来了。双方吵了二三十分钟，使用频率最高的对白是：“你再说一句试试！”但遗憾的是始终没人动手。其中一方骂另外一方，大意是“你哪怕是一晚上卖五块钱也不会有人要”。外地夫妇先下车时，本地青年大呼“杭州不欢迎你们”。
7月底把上海苏杭无锡转了一圈后，家中来电报到蔡伯伯处，说是已经收到少年班来的复试通知。这虽然在我的意料之中，但还是让我激动了几个小时。
复试之前我和父亲开玩笑，估计少年班大多数学生都是身体瘦弱不堪的，也许我还可以在里面混个体育委员当当。复试前一天的集体开会时，看到一位来自贵州的人高马大的姓桑的同学，这个想法不得不暂时搁置。
复试的时候很耀眼的一群人是来自苏州高中的同学。他们是专门为了进少年班而培养的，彼此早已互相熟识，叽叽喳喳地交谈。其他外地考生则相对拘谨一些。四十多个人中，按高考成绩排名，前五名全是来自苏州高中的。我的成绩排名第九。排名第一的是位女生，就是后来的哈佛教授庄小威，我们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奖的同学。
8月初的科大校园，空空荡荡，大部分学生还未返校。那时合肥街头的西瓜，一斤只要三分钱。我们一群十四五岁的小孩，安置在三人一间的招待所，每天在五食堂好吃好喝，非常痛快。白天笔试的时候，一群家长和老师们就在考场外等待聊天。
复试的时候，遇到一位来自安徽宣城的同学，自我介绍时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沙市"，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滑稽，“沙市？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怪？哈哈”。我回答道， “这就像耳朵为什么叫耳朵一样”。宣城同学认为我的答复粗鲁不敬，多年后对此事仍耿耿于怀。
三十年后，看看同学们个个人模狗样，或成了院士、基金经理、风险资本家，或成了这总那总，再回忆当年青涩时的各种囧事，除了想开怀大笑，还是想开怀大笑。
（三）
87年9月初入学后，马上是五周的新生军训。短暂的军旅生活，给人的记忆，是一种极为强烈炽热和新奇浪漫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生一起学习生活，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有趣。
军训是在蚌埠的坦克学院. 八百多名本科新生和随行老师, 坐着专列从合肥开赴蚌埠。车程只要一个小时，下车后我们集体徒步从火车站走到了坦克学院，遇到了一些好奇市民的围观。
军训的生活是每天晚上九点半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操。每天练习队形，正步走，拉练，唱歌，偶尔还有凌晨一点半突然的紧急集合。 我们有机会跳到五九式坦克里观摩，学习对步枪的分解结合。
理论知识的学习，印象最深的是，第一要消灭敌人，第二才是保存自己。只有先消灭敌人，才能更好的保存自己。
最后的步枪打靶练习，记得总共打了七发子弹，前两发是测试，后面五发打了三十七环。军训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机会也没有想过去打枪。二十多年后再次上靶场，两百多发子弹，很快就打光。这让我想起，巴菲特 99%的财富，都是五十岁以后才积累的。有些事情急不得，条件成熟后则水到渠成易如反掌。
最后的高潮是10月中的军训演讲比赛，我的激情演讲居然在十几个系的参赛选手中获得第一名。记得演讲开始入场时，估计我走路的姿势非常滑稽，自己感觉不到，但台下同学一阵疯狂的哄笑。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很常见，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自我感觉很好，但旁观者的观点可能完全相反。后来反思总结是，如果自身确实有问题，就努力改正；如果是旁观者的偏见，对我没有实质性影响，那就果断忽略，以我为主。
从进校到离校，趣事殠事多多
（一）
八七级少年班同学入学后安排住在科大的主校区，也叫东区。其它系将近八百名本科新生则被安排居住在新开发的小区，也叫西区。这些人，是西区的拓荒者和元老。后来听一位来自成都的西区同学 (现为某上市公司总裁)介绍，他们搬去没多久，就自己搞了一个简陋的西区无线电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西区十大美女评选活动，通过电台播报。不过这个电台很快就因为不合法而被取缔。
90年后我有更多机会到西区闲逛，有次一位来自甘肃的外系同学 ( 现为某知名大学系主任），笑呵呵的坐在大马路上和我细说当年轶事，把西区十大美女如数家珍地给我详细介绍。正说时，旁边有一位女生经过，甘肃同学告诉我，她在十大美女中排名第三，其父亲当时为我国驻中东某国的参赞。
（二）
科大当时有个传统，就是把每一级的本科新生中挑出成绩最好的二十几名，组建成一个班，叫做零零班，和少年班同学混在一起住，一起学习。我们八七级，零零班二十三人，少年班有四十三人。
虽然零零班同学平均只比少年班同学大三岁，但后来零零班的老同志和我们每次聚会时，常发两类感叹：一是痛斥当年被迫和少年班的一群小孩做室友，荒废了自己的大好青春。二是感叹少年班同学现在还年轻还可以继续折腾。
科大对于少年班教育的师资上，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我们配有专门的外教，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老师，叫 Judith Gee，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开课没几周，87年11月有一天，Judy 突然对我们说，今天我来教你们一些英文骂人话。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F**k 这个词，当时主要学的用法是 f**k off，相当于中文滚蛋的意思。其实F**k 这个词还有更多极为丰富强大的使用场景，我真正有通透的理解，要到几年后了。
我们当时还专门配备了一位语文老师，叫陈韶林,他的课很有趣。陈老师给我们讲述伤痕文学，还请大家上台自由发言讨论。后来讨论起爱情婚姻这个话题，慢慢就歪楼了。记得庄小威同学跑上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大家随便离婚，就有可能绕过一胎政策的限制，每次结婚后多生一个孩子，这样计划生育怎么管?
（三）
我在科大的头一年，生活上还是有些不适应。以前在家里都是十点之前睡觉，而在嘈杂的集体宿舍，十一点半熄灯是常态。每一个宿舍楼通常会有一个老头住在一楼，控制电闸的开关。熄灯时常会听到有人悲凉地呐喊："打倒老头！"
不能安静地好好睡觉，我开始寻求各种健身的方法, 其中之一是气功。八十年代末，各种气功在中国流行，也常有气功大师到科大来搞带功报告。一次在学校大礼堂有几百人参与的带功报告，到结尾时有些参与者在大师的引导下突然又哭又叫又跳，似乎进入了发功的状态。我非常想在现场达到这种状态，但始终不得要领。
客观的说，中国的站桩，如果正确练习，确实有安神健身的作用。学校物理楼后面有一个小树丛，88年合肥寒冷的冬夜里，我常独自跑到小树丛里练站桩。几次跑去，常常遭遇深藏于树丛里的情侣，估计是八四到八六级的学长，听到有人走进来，他们遂狼狈逃窜，留下小树丛里的地上垫着的一大堆报纸。大家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啊！
（四）
90年2月后，国家出台了新的出国留学政策。大学应届毕业生要出国，必须是侨属。侨属还分直系和旁系，直系的不用对国家赔偿一年两千五百元的培养费。对于我这种平民子弟，没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要出国的唯一选择是第三年结束时退学，这样我就不用受此政策限制。但最后出国时，父母还是要向亲友东拼西凑地借了七千五百元的培养费。
当时申请到美国读博士研究生，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九零年秋季申请时，我理论上已经是个退学生了，但还在校园占了一间房，有些课还继续去听。美国的学校是假设我第二年会有毕业证书，但实际上没有。
其他更有本事的同学，虽然不是真正的侨属，只要办出一个侨属的证明就好了。一时间，在校园里常常听到的对话是:
张三：你侨属办得怎么样了？
李四：还在拖，快了，快了。
学校突然冒出很多侨属，一位老师感叹：“我们科大，什么时候，变成华侨学校了? "
（五）
91年的上半年，是大家拿到来自美国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要选择决定去哪个学校的季节了。记得化学系一位同学，收到来自 Lousiana 州立大学一位教授的极其谄媚的来信，信中大赞这位同学的成绩非常优异，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实验室学习。我们一起欣赏教授来信时，里面有句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原文是: Although I have presumbly assumed your attention……
翻成中文是：虽然我自作多情地认为, 你开始对我注意。
当时一群好事者围观这封信笑了半天。这场景，像极了一个美女和她的一群闺蜜，围观一封来自美女崇拜者的肉麻的求爱信。
没有大学本科学位，这个问题颇困扰了我一阵子。1991年夏天我来到罗切斯特大学读博士生，没多久学校给我发函，要求我出示本科毕业文凭。我去找导师求助。我的导师James李，出生于苏州，和杨政宁李政道是同时代的人。他是材料学界的大师，除了诺贝尔奖外，业内的其他大奖全都拿过了。他对我说：“拿不出来，你就不理他们好了。”
我有些诧异，不理怎么行？会不会有问题？但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后来罗切斯特大学也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终于顺利地在1993年5月获得材料学硕士学位。而在此之前，我的最高文凭是 1986年的一张初中毕业证。
此事给我的启迪是，有些事情的处理，不回应不行动，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作者1997年在长城
论逍遥津门口卖冰棒的也不放过的精神
（一）
合肥，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带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曹魏一方，以猛将张辽为首的守军，把握战机，以少击多，演绎了著名的 ”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逍遥津公园是合肥市内五十年代修建的一所公园，节假日游人络绎不绝，也常有科大学子的身影。
90年的某一天，科大某常务副校长，在一次学生干部的大会上，痛斥个别同学的行为不端："我们有些同学搞对象，什么人都搞，甚至连逍遥津门口卖冰棒的也不放过！"
听众不乐意了，底下有人咕囔道：“卖冰棒的怎么了，卖冰棒的也是人啊！”
实际上，在科研，投资，创业和各个其他领域，恰恰需要的是一种摒弃成见，打破砂锅问到底，“连逍遥津门口卖冰棒的也不放过”的精神。科学史上许多意外的发明发现，从青霉素，X 射线，到可植入心脏起搏器，微波炉，无不是当事人的“什么都不放过”的精神造就了最终的成功。
（二）
少年班和零零班的同学，都是来自各地的各有特色的学霸，在某一方面有着 “什么都不放过”的特质。班里有湖南和新疆两省的高考状元，湖南和甘肃的高考第二名。如果只是个市高考状元，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
湖南高考状元老胡，带着一副六百度近视眼镜，进校后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对吃喝玩乐似乎没有任何兴趣。偶尔在校园相遇时，是在去开水房的路上，看到他瘦弱的身躯拎着六个热水瓶疾速前行。老胡三年就修完了大学五年的课程，连跳两级，和八五级同学同时毕业（科大是本科五年制）。这种彪悍的程度，班里许多同学自愧不如，尊称其为“超级大牲口”。
老胡的两个儿子，三十年后，也不比他们的父亲逊色。代表美国参加 2017年国际奥林匹克计算机竞赛培训的26个候选人中，19个是华裔，其中九名来自硅谷，而老胡的两个儿子双双入选. 还有另外一人是八六级少年班同学的儿子。换句话说，老胡一家，就占领了美国代表队候选人的 8%的份额. 而科大校友的子弟，占据了美国队 12%的份额。
（三）
除了学霸之外，班里还有各类奇葩，一个突出的典型是老欧。
老欧并不姓欧，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一张口就是浓郁的原生态的湖北普通话。在一年级学习普通物理时，有一个所谓小o（little o ) 和大O（Big O ) 的概念时。一个兰州同学觉得他的小欧和大欧的发音特别滑稽，遂给他一个老欧的外号。
老欧爱思考，也爱把他成长路上的各种令普通人难以启齿的困惑和迷茫，极为坦率地和大家分享。尽管我们老拿这些话回过头来揶揄他，他不仅不在意，还似乎很得意。
貌不惊人的老欧成了我们班最早出国的同学之一，1990年夏天去达特茅斯（简称大毛）读研究生时只有十七岁。老欧也是依靠九十年代硅谷的 dot com 泡沫，在我们班最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
1996年老欧换工作从南加州到硅谷后不到一年，被公司裁员。他一怒之下，给雇主发函威胁要起诉。未几公司给了他一笔不菲的赔偿。听完老欧眉飞色舞地描述当时和资本家斗智斗勇的这段心力路程后，我果断将此事件定性为 "自方鸿渐智斗爱尔兰文凭骗子以来，六十年间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最大的外交胜利＂。
（四）
同学们的孩子都一个个长大，开始让他们的父母自豪。老欧的老大今年提前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而其他同学的好几个孩子高中毕业后都轻松地进入美国顶尖名校。
科二代的出彩，还不仅限于学术界。
一位新疆同学的女儿，Alice，在2016年二月全美华人抗议Peter 梁警官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步集会中，在达拉斯发表了四分钟的公开演讲。看到录像中一个十四岁孩子的高度自信和淡定，作为长辈真心为她感到鼓舞和骄傲。
再给三十年，相信科二代中一定会涌现出许多大科学家，大企业家，艺术家和政治家。
客观的说，科大几年的学习压力还是很重，常有枯燥感和挫折感。虽然大部分人都顺利离校走向社会，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位同学因为身体不适而退学，后来抑郁而早逝。
我后来反思自己在各种压力之下可以坚持下来的一个最根本因素是: 一种信仰, 一种使命感。这个信仰就是: 我们是中国那个时代智力最优秀的一批人，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只要坚持学习和奋斗，迟早会在各自的行业取得顶级的成就， 迟早会对中国，世界和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智商自信，情商自信，体能自信。
十四岁做不到，就熬到四十四岁。四十四岁做不到，就坚持到七十四岁。七十四岁做不到，就坚持到一百零四岁。肯塔基炸鸡的创始人，七十四岁才真正脱贫致富。预测希格斯*波色子的 Peter Higgs, 八十四岁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更不用说,八十五岁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
对我们这群人，过去三十年只是彩排，只是开胃小菜，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做。这种信仰，让我们在低潮困难时还能苦中作乐,还能愈挫愈勇。
小议哲学和数学的致命组合
（一）
在进入科大学习之前，我的学习方法，总结一下就是:
暴力碾压。一根筋暴力碾压。打得过就打，打不过被揍得头破血流还是要去打。
中学时我对数学英语物理之类的科目确实有兴趣，主动自学，花的时间比一般人多很多，再加上父亲是学物理的，母亲是学数学的，学起来资源更多一些。这种背景下，在中学里，各个科目轻松碾压其他同学，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到了科大，大家面临接近的起点，大家都花同样多的时间努力学习，你暴力别人比你还暴力，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尤其是遇到不少像 “超级大牲口”老胡和庄小威这些比我更专注的同学，我的成绩就不是那么突出了。
这个问题的副作用是削弱了我对一些科目的兴趣和学习动力。只好在别的地方寻找乐子。
我唯一碾压其他同学的科目，是英语。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休斯顿大学电机系做访问学者，所以我初中开始就接触了大量的英语读物，自己也很有兴趣。因为口语不错，87年底班级晚会时老师还让我扮演圣诞老人。
大一时教我们的英文老师，姓郎，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中年人，据说年轻时还是短跑健将。郎老师的特点之一，是上课时爱吹嘘自己以前的学生，每每提起 83级少年班的陈晓薇，以前拿过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在给我们上课的那一年，郎老师可能因为外面揽了些私活，不太上心，后来好几次就让几个安徽大学英语系的刚毕业的学生来教我们，他过来的时间就少了。
老师不上心，学生也就开始吊儿郎当造反了。有一次安大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坐在最后看报纸，和其他人聊天，被从外面走进来的郎老师看见了，于是不点名的把我狠劲批评了一通。最后说了一句：“你的口语也不怎么样吗！”我的一位绰号“畏灶猫”的苏州室友，从此常常模仿郎老师的腔调调侃我：“你的口语也不怎么样吗！”
一次考试，郎老师闹了个乌龙，把选择题的标准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弄反了，结果平时英语最好的学生分数最低，最差的学生分数最高。改完卷才发现这个错误。班里的黑龙江绥棱同学心存不满，在教室黑板上偷偷写下了恶意攻击郎老师的标语。据说郎老师看到后，非常生气，但他的生气只能让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更开心。（所以以后别人攻击你的时候，即使生气也不要表现出来，否则正中对方下怀）
我的英文成绩最终并没有让郎老师失望，90年1月份的托福考试我考了 670分（满分677），在此之前全校只有另外一个85级物理系的女生有过这样高的分数。后来听人说郎老师移民加拿大温哥华，还曾经办英语学习班，大概宣传说自己的科大学生如何厉害，托福考了 670。和苏州同学再提起此事，不禁哈哈大笑。
不知道郎老师现在何处，其实很多同学都非常思念他，如果可以联系上（我的微信号 9935070)，希望可以一起好好喝一盅，再续三十年前师生情谊。
（二）
科大教育的突出优点，是数理基础极为扎实。曾有段子手戏称，如果“人民的名义”里的高书记是从科大毕业，那么高小琴想要拿下高书记，需要的是通读“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而不是明史。但那就不是一个月可以掌握的了，没有任何数学基础的人能够四年搞定就很不错了。
但是科大教育的缺点和局限性也很突出，根据笔者的有限经历总结了一下有这么三点: （这些问题不仅限于科大, 也不仅限于中国)
第一，重数理而轻工程，重理论而轻实践。
数理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理想化的抽象。而真正价值的转换，需要的是贴近现实的工程细节，和不断更正理论模型去贴近现实的能力。
如果“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果读了半天书还是无法实现经济自由或者找到漂亮老婆 (或者老公)，那么正确的态度不是愤世嫉俗地破口大骂，而是应当反思去寻找新的知识来指导实践。
第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老师往往上来就大段抄写公式，花大量时间计算一些局部的问题，而对全局的理解非常肤浅，根本没有讲历史背景和科学认识发展的曲折过程。但全局和曲折过程，往往是最重要最精彩的那部分。
二十多年前曾经看似牛逼的我，玩弄麦克斯维尔方程，考试过关是不在话下了，但对其背后的本质，对于人类对电磁学认识的提高过程，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到麦克斯维尔方程，再到洛伦兹变换，再到狭义相对论这一段历史，实际上是不太懂的。这段历史深挖下去，实际上相当好玩，可以看到前人在认识真相上走过的各种弯路和经验教训。
但科学技术的学习乐趣，就在应试教育的汪洋大海中被无情淹没了。
第三，只填鸭式的灌输结论，而缺乏系统的方法论的传授。
如果教育只传授结论，而不介绍方法论，那么学生毕业后面临一个陌生的环境全新的问题，仍然将是两眼一抹黑，不知所措。对方法论的积极学习和思考，有可能大大提高效率，少走一些前人走过的弯路。
（三）
要完成理论到实践的跳跃，要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要依靠方法论来主动不断提高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这无不需要深厚系统的哲学知识的滋养。
不同国家和历史时代的人，对哲学的定义千差万别，这里一直存在各种强烈的争议。部分人的共识是，哲学是一门研究“普遍和基本的问题”的学科。英文词Philosophy 来自于希腊语 Philosophia，就是（philo 爱 + sophia 知识) 两个词的组合。笔者理解的哲学, 是对于思考和知识本身的研究。
没有数学基础的哲学探讨，容易被装神弄鬼的诡辩家和玄学家劫持绑架；
没有哲学基础的数学分析，可能走入错误理论的死胡同里长期无法自拔。
而哲学和数学的有机结合，可以使人更加高效准确地从各种幻象中洞察本质，从实践中完善理论，再用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好莱坞著名艳星Sharon Stone 九十年代曾大言不惭地说了一句话糙理不糙的名言:
"If you have a vagina and a point of view, then you are a deadly combination. "
这句话文雅的翻译是，“如果你有美貌和主见，那你就是一个致命的组合”。借用她这句话，“如果你精通数学和哲学，那你也会是一个致命的组合”。
希望新一代科大学子，在打好数理基础之上，努力提高哲学水平，在各行各业都能大展宏图，成为致命的组合。
作者简介：王川,投资人,中国科大87级少年班校友，现居加州硅谷。个人微信号9935070,公众号 investguru ,新浪微博“硅谷王川"，知乎专栏“兵无常势”。
编辑：牟志坚796 陈颍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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