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科大】六十年前考科大
第206期
【作者简介】刘清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教授，1958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书，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无机化学、配位化学、生物无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在美国、法国、以色列和挪威进修或合作研究，于2008年退休。
【编者按】刘清亮老师是中国科大第一届学生，毕业以后留校执教，在科大度过一生最灿烂的年华。刘老师将他对科大的深厚感情付诸一篇篇文字，在校友公众号与大家分享。《一生追梦》追述在求学和科研路上的不懈进取；《半个世纪师生情》深情回忆在中国科大与几代大学生的师生情谊；《读书五载玉泉路》记录自己在科大玉泉路读书的情景，退休后，又将自己多年的科研经验和人生体会分享在《从居里夫人的“悟”性谈起》中。中国科大建校60年之际，刘老师的这一篇回忆给我们掀开一扇窗户，一起去回望60年前的青年学子报考科大的情景。
回首逝去的岁月，有的往事犹如烟云，一飘而过，毫无记忆。可有的往事并不如烟，苦难，让你刻骨铭心，坎坷，让你不会忘怀。我考中国科技大学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也成了一生的转折点。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只有爸爸在济南机车工厂工作，月薪为38元。妈妈长期有病，看病吃药，还需要补品增加营养，哥哥在大连工学院读书，也不能太难为他，还有年迈的奶奶(1957年去世)，妹妹以及年幼的弟弟。到高中毕业时，就遇到了高考和就业的选择问题，家里有三种意见，妈妈想让我到父亲的工厂工作；哥哥自己上了大学，也知道我学习好，希望我考大学；爸爸左右为难。我年轻，当然有当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梦想，同时又深知家庭的经济困难，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临近高考的时候，和我情况类似的三、五个同学，聚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先顾眼前，放弃高考，日后再图发展。这样一来，别的同学都全力以赴的准备功课，我们三、五个，东逛逛，西走走，十分悠闲，在班里与别的同学形成了天涯之别的两个世界。班主任张老师见我无事，就让我帮他抄写每位毕业生鉴定表里的政治表现，我完成后交给他，张老师有点凝重地说：“你留一下，有件事想跟你说说。”看来张老师是几经考虑后才向我吐露的。
张老师教我们历史课，有相当的阅历，知识渊博，高中一、二年级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但是，他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曾当过国民党的中校教官。到高中三年级时，即1958年，政治气氛加重，由另一位政治教员当第一班主任，他只能当第二班主任。当时他坦诚的告诉我：“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于中国科学院主管，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大学，很有发展前途。你学习优秀，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都好，今年肯定注重政治条件，你不参加高考，会失去一个机会，你再考虑考虑。不过明天早上一定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中午前学校要把报名表上交市教育局。”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最终，还是不愿中止自己的学业，又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科学家摇篮的激励，下定决心试试自己的命运。第二天一早，要了表，匆匆到阅览室借了份人民日报，并翻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因热爱化学并愿意投身原子能事业，就报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作为第一志愿，又随便填上其他志愿送了上去。
这时候，离高考仅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回过头来准备各门功课。高考时，第一门是语文，我的弱项。作文还没有写完，就被迫交卷，心里不是滋味，可想到考不上大学就去工厂上班，也没有太沮丧。第二门是数学，考完回来，同学间相互核对答案时发现自己全对了，心里才有了点底。而物理，知道一道题有计算错误，但公式是对的。化学和外语是我的强项。
高考刚结束，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全部学生就被上级拉到黄河大堤上参加抢险。记得是晚上到达指定地点的，河堤上马提油灯的的灯火晃来晃去，人流穿梭，滚滚黄河水与岸同高，一望无际，狂风掀起的大浪拍打着堤坝，真有“城欲摧”之势。我们的任务是从堤下用麻袋装上泥土，背上河堤进行加固。刚高考完毕，体质有所下降，一麻袋湿漉漉的泥土压在肩上，脚下又是滑滑的泥巴，还要爬坡，比登天还难啊，也只能咬着牙干。每天吃的是从城里送来的硬锅饼和咸菜，不少人的肠胃受不了，要是现在肯定会有很多人逃之夭夭。这样干了一周，险情缓解，学生也实在受不了，上级才把这批学生替换下来。
我回到学校，算了算，到发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个多月，又听说火车站招募劳动力，每天一元两毛钱，就去报了名，还是想挣点钱，万一考上大学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到那儿一看，其任务是把堆积如山的火车上卸下的炉渣抬走，腾出地方来另有它用。两人一个箩筐，用铁锹铲满后抬到几百米外的地方。上午8:00到11:30，下午从2:00到5:30，而且正值酷夏，不知流了多少汗。每天还要从学校走到火车站。五、六里的路，鞋也穿坏了两双，这种劳动比起黄河大堤抢险的强度还是小了不少。每天除去四毛的饭钱，能剩八毛，一个多月下来，近30元钱能拿到手，心里挺高兴的。盘算着无论考上考不上大学，都给自己买双球鞋。球鞋那时对年轻人来说是时髦的东西，打球时轻便又耐磨，不像家里做的布鞋，常打球的话，两周就能把鞋底磨穿。
临近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下午，我就拿个小板凳，夹本书，在村里的那棵大槐树下边乘凉，等邮递员的到来。有时，也与街坊邻居拉拉家常，说说故事，他们也知道我在焦急地等待高考发榜。解放后村里已有两个人考上大学，一个是我哥哥，1955年考上大连工学院，另一个是村西头李家的孩子，1956年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我妈也在那儿做针线活，陪我一起等信。我们家辈份大。加上她人缘好，极受下辈人的尊重，多数人都叫她奶奶或老奶奶。
第三天下午，身着绿制服，脚蹬绿自行车的邮递员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有刘清亮的信，我一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文信封，喜从心来。打开信封一看，果然，被录取到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高兴得我情不自禁地腾的一声跳了起来，并脱口而出“太好了”。我算是一个少言寡语和腼腆的人，很少激动，乡亲们见我这反常的行动，忙过来询问，才知道我考到北京的一个名牌大学。妈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回去就对爸讲：“我们家里穷，孩子的学习却好，有点亏待他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个四百多户的村子，仅有三个人考上大学，我们家占了两个，有人指着我们家的大门说，这个院里出大学生。
到开学时，那时因铁路职工的直系亲属，有行业的优惠政策，爸就到他工作的铁路机车工厂给我开了一张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免票，身揣20元钱，带了一床被子和褥子（没有箱子，只好用一个旧床单打成个包袱），以及一些零星物品来到首都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坐上学校的大校车，经过天安门和旧的天安门广场。来到玉泉路的科大校园，开始了大学生活。
以下选登几帧中国科大建校之初的照片
1958年，郭沫若为中国科大建校题词
位于北京玉泉路的原中国科大校门
1961年，校领导郭沫若、郁文、严济慈、华罗庚等在科大操场看学生表演
1963年，陈毅、聂荣臻副总理在郭沫若等陪同下接见毕业生并合影
编辑：陈颍 8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