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不可预测威胁的惊跳反应对欺凌受害者与内在心理病理之间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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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提到欺凌是一个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

欺凌行为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群体或个人对一个或多个受害者进行的故意的和重复的攻击行为(例如，言语、身体、网络欺凌)。

在应对欺凌时，受害者往往会出现一系列抑郁和焦虑症状，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多年，包括慢性焦虑、噩梦、社交退缩、过度警惕和恐慌。

然而，并不是所有被欺凌的人都会产生心理问题，从而表明可能存在特定的表现型或亚群，这些人在受到欺凌的情况下，患抑郁和焦虑的风险特别高。

个体脆弱性因素是对不可预测的威胁(U-threat)的高度反应性，它可能增加被欺凌个体的焦虑和/或抑郁倾向。

可预测的威胁（P-threat）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通过一个简短的,离散的信号立即呈现的压力信号(例如,一只饥饿的熊接近你)。P-threat唤起一种阶段性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一旦威胁被终止，这种反应会迅速减弱。

而U-threat特定类型的压力源是模棱两可的时间、强度、频率和/或持续时间(例如,不知道有一只熊潜伏在树林里)。相比之下，U-threat更持久、更令人厌恶，因为它削弱了一个人预测和有效准备未来事件的能力，从而引发一种高度警惕和恐惧的普遍感觉。

有些人对U-threat特别敏感，认为所有(或大多数)形式的模糊性都是不可接受和不能容忍的。这种消极的信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包括过度的担忧，避免不确定的情况，以及长期的痛苦。

欺凌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现实世界的、强有力的U-threat，因为它在时间、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方面都是出了名的不可预测。因此，对U-threat敏感的欺凌受害者可能会经历高水平的持续性预期焦虑和抑郁。

以往研究认为U-threat敏感性是潜在的内在精神病理的核心维度结构，但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内在功能障碍是否会扩展到欺凌受害者，并导致欺凌与内在精神病理之间的高发生率.

本篇文章2019年发表于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研究过去一年欺凌受害的年轻人对不可预测威胁和可预测威胁的惊跳反应对焦虑和抑郁症状影响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

假设：更多的欺凌经历和对U-threat有更强的惊跳反应，与更高的内在症状相关。预计这两个个体差异因素会相互作用，在对威胁反应强烈的个体中，更多的欺凌受害与更高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相关。

关键词  欺凌受害 可预测的威胁 不可预测的威胁 惊跳反应 焦虑 抑郁

方法：

被试

社区招募了71名被试，年龄17~19岁。排除神经系统疾病、躁狂/精神病症状或主动自杀意念,耳聋,创伤性脑损伤,精神治疗药物的使用(4个月)。

在进行实验室评估前至少24小时，要求被试戒除毒品和酒精，并通过呼气酒精和尿检进行验证。

自我报告测量

在过去的一年里，被试在学校和工作中的欺凌被害率是通过总体骚扰问卷(GHQ)来衡量的，共21个项目。

被试需要指出任何学生、教师或教练进行下列活动的频率，使用3分制(0 =从不、1 =一次、2 =不止一次)。计算21个项目的总分，代表过去一年欺凌受害的频率。

使用抑郁和焦虑症状量表对过去两周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评估(IDAS-II）。

实验程序

完成自我报告后，在被试左手腕上放置两个电击电极，并完成了一个电击增强程序，以确定他们认为非常不舒服但不疼痛的电击强度水平(在1到5毫安之间)。

然后，被试完成了一项2分钟的惊跳适应任务，其中6个探测用于减少早期的、夸大的惊跳增强。

威胁任务是NPU（No-Predictable-Unpredictable threat）惊跳任务，包括无电击(N)、可预测电击(P)和不可预测电击(U)三个条件，电脑显示器底部的文字告知被试当前的情况(如“无电击”、“1点电击”或“随时电击”)。

每个条件持续145秒，其中4s视觉倒计时(CD)出现6次。刺激间间隔（ISI）15~21秒。

在P试次中，每次屏幕上的CD达到1时，被试都会被电击，因此威胁发生的时间完全可以预测。在U试次中，被试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电击(包括在CD和ISI期间)，因此威胁发生的时间是无法预测的。

惊跳探测在CD和ISI中都使用，两个探头或一个电击和一个探头之间至少有10s的间隔。每个条件以随机顺序(平衡)呈现两次。

被试共受到24次电击(12P;12U），共60个惊跳探测（20N;20P;20U)。

惊跳数据收集

采集采用生物电磁干扰激活双系统，电击持续400毫秒。声音惊跳探测是40毫秒，103分贝的白噪声。

记录惊跳反应是将两个4毫米的Ag/AgCl电极置于左眼下方的眼轮匝肌上。接地电极位于脑电图(EEG)帽子的前极(Fpz)，一个惊跳电极置于瞳孔下方1厘米处，另一个置于瞳孔外侧1厘米处。

数据采集采用DC-500-Hz带通滤波器，采样率为2000-Hz。

结果

结果发现了欺凌的主效应显著，即欺凌经历更多的人比少的人表现出更大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在对U-threat反应性较高的个体中，U-threat反应性还与欺凌行为交互作用显著，因此更多的欺凌经历与更多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相关。

在对U-threat反应性较低的个体中，欺凌和内在症状之间没有关联。没有关于P-threat反应性的主效应或交互作用。

讨论

目前还不清楚欺凌受害者对威胁的敏感是否是精神病理内化的发病前风险因素，还是说它是对反复和不可预测的欺凌攻击的一种后天倾向。

因此，需要进行纵向研究：

(1)阐明欺凌受害者经历、U-threat敏感性和内化为心理病理之间的因果相互作用； 

(2) 在欺凌受害者的内化疾病预防和治疗工作中，研究针对和治疗U-威胁敏感性的潜在效用。

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讨在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预防和治疗工作中治疗或靶向对U-threat敏感性的潜在用途。

一句话总结

在被欺凌的个体中，对U-threat敏感的人在成年后特别容易遭受抑郁和焦虑，这些人可能代表着内部心理病理发展的高危人群。

参考文献：

Milena Radoman, Fikayo D. Akinbo, Kathleen M. Rospenda, Stephanie M. Gorka. (2019). The impact of startle reactivity to unpredictable threa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19,7-13.

作者：ZK

排版：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