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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
黄有光简介
黄有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Monash大学荣休教授、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于2018受邀到牛津大学做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黄教授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信息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等）发表近三百篇审稿论文，是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 (Top 10) 发表论文最多、且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称赞他 “是研究经济政策分析基础理论的许多学者当中，最具原创性想法的学者之一。”
黄教授著作硕果累累，近著包括：《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2013，复旦大学出版社；《那些习而不察的谬误》，东方出版社，2018；2019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Markets and Morals，由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Evolved-God Creationism。
另辟蹊径，柳暗花明
黄有光教授在80年代出版的著作《综观经济学(Mesoeconomics)》引领了该领域的发展。之所以称为综观，在于它另辟蹊径，借用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分析的一部分综合而成，为现代经济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柳暗花明的新思路。本次课程中，黄老师亲自为同学们传授综观经济学的精髓。
“纵观经济学集中分析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把其价格和产量来代表整个经济的平均价格和总产量。此类企业的存在性我曾用传统的全局均衡分析详尽地论证过，故而方法论上是有依据的。借助综观分析，可以放松传统全局均衡分析中，并不现实的厂商为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的货币学派、凯恩斯学派的结论在综观经济学下都为特例，比如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即货币中性，而凯恩斯认为有些情况会影响产量，在综观经济学的分析下，上述两种情形在不同条件下都可能出现，不限于此，综观理论还能预测出这两种之外的情形。”
曲径通幽，选题之道
黄有光教授不仅在综观经济学领域硕果累累，他还在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广泛涉猎，发表了近三百篇审稿论文，五十余篇发表于各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丰硕的科研成果背后，蕴含了黄有光教授对经济学乃至各领域独到的洞察和见解，那么对于在学术之路上漫漫求索的博士生们，黄教授认为如何寻找一个好的研究问题至关重要。
“我认为学生们应该从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入手，方能事半功倍。确定领域后，首先要广泛略读相关的文献，了解目前的研究状况，挖掘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然后逐步聚焦，找出最相关的至少几十篇重要文献再深入研读。比如我在近年跨学科撰写《宇宙是怎样来的？》以及动物学文献的时候，各阅读了数百篇文献以及几十本著作，才最终形成自己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黄老师同时以他本科阶段就在JPE发表的经验（Why do people buy lottery tickets? Choicesinvolving risk 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expenditure, 1965），建议学生们要勇于从现有文献中发现问题，结合自己的思考，探索新的理解。
“我本科的时候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统计学家萨维奇于1948年发表于JPE上的文章《风险选择的效用分析》，这篇文章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的边际效用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因此人们愿意同时购买保险和购买彩票。我结合自身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后来我的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了JPE上。”
中国经济，鞭辟入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披荆斩棘，成就举世瞩目。但随着世界大变局的加速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背景下，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屡屡被提及。站在今日，中国经济过去的辉煌已然是历史，未来如何改革开放再出发，黄有光老师指出：
“以前的超高速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增速温和下降实际上不是问题。而且如果以增长的实值量而言，增长并未放缓，例如2016年增长了6万亿，2017和18年则分别增长了8万亿左右。未来，我认为令中国在过去超高速发展的要素多数仍然存在，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激活了市场经济，经济活力与激励逐渐发挥；国际贸易与投资不断发展，利用比较优势持续学习先进的制造和管理技术。此外，中国的工人刻苦耐劳，群策群力；中国的商人经营有方，例如东南亚经商成功的多为华人；我们还有未雨绸缪富及子孙的文化思想，储蓄率很高，资本积累速度快。上述这些有利因素虽然部分有减少，但根基健在，因而我认为未来中国能够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发展。”
关于近年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下滑的问题，黄老师指出：
“2018年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人，表明2016年开始的二孩政策没有预期的作用大。我认为应该全面放开限制，甚至需要鼓励生育。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出生率下滑是一个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鼓励生育道阻且长。”
求索快乐，蓦然回首
黄有光老师在福利及快乐经济学领域硕果累累，黄老师指出“快乐”才是经济增长、公共政策等等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关于快乐经济学对于我们生活的启示，黄老师指出：
“我曾多次提到快乐的四个F要素，第一个是Faith，有信仰的人往往比没有信仰的人要快乐，但是信仰不一定要局限于宗教信仰，与人为善、服务他人等等都可以是信仰，也能给人很大的快乐；第二个是Fitness，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是获得快乐的基础，也是获得快乐的源泉；第三个是Family，例如大量的快乐研究的一个很一致的结论是，已婚的人比单身的明显地比较快乐。而且随着双方共同耕耘和时间的推移，婚姻带来的快乐会愈发醇厚。珍惜家庭，懂得感恩，积极投入，可以为你增添许多快乐因子；第四个是Friend，人类天生是合群的动物。‘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壶浊酒喜相逢’；等等，显示朋友的重要性，古人就有很深的体会。”
“总结而言，人在保有一定程度的储蓄与累积，达到小康水平后，如果还过分强调金钱，以致牺牲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是不理性的。要增加快乐，应该要认识到金钱对快乐的很大局限性，避免过分的物质主义倾向，要多回首看看信仰、健康、友情、亲情等人生更珍贵的事物。”
此外，黄老师还谈到了快乐与年龄的关系，他指出
“快乐与年龄的关系是U形。知道上述信息对青壮年人非常重要，甚至可能会救你一命。当你三十岁左右时，如果不快乐，可能会想，我这么年轻，就已经不快乐，将来老了不是更加糟糕。其实那很可能只是你人生的快乐最低点，熬过后，将来快乐就会长期增加。心怀上述信息，保有希望，可以大大减轻该阶段的不快乐。”（详见网易研究局的黄有光专栏—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同时黄老师引申到，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功指标不仅仅止于GDP，还要看人民福祉，他曾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娥妮”（ERHNI）指数，即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经济发展不应该是只对GDP重视，尤其是在温饱小康之后，也应该把方向调转到真正提高人民幸福感的方向，这需要兼顾公平，环保、人民素质等。生活品质指标和知识与科技的进步才是影响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春风化雨，寄语学子
在采访的最后，黄教授非常亲切地为学子们分享了一些人生经验和寄语祝福。
“首先我建议学生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要遵从内心的兴趣，随着经济发展，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达到小康之上后消费的边际效用是快速递减的，所以如果单纯为了金钱而选择职业，对人生的快乐得不偿失，而我反复强调快乐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其次，一定要珍惜对人生快乐最珍贵的要素，例如我提到的四个F。最后一点，对于孩子来说，什么是影响他将来快乐的最重要因素？大致分为三项，一项是emotional health（情感健康），一项是character（品格），一项是academic performance（学业成绩），研究发现，第一项是最重要的，第二项次之，而学业成绩则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如果未来为人父母，想要让孩子的人生拥有更多福祉，一定要最注重孩子的情感健康。”
注：文章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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