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访谈｜孙喜琢：一个有情怀院长的健康梦
“医改改秃了我的头发，改高了我的血糖，改轻了我的体重。”孙喜琢喜欢这样调侃自己。但事实上，今年已经54岁的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懈怠，只有改革先行者们固有的意气风发。
已过知命之年的孙喜琢在短短几年里经历了三次身份的转变：从原大连市中心医院院长、罗湖医院院长到现任罗湖医院集团院长——同样都是院长，担子却更重了，这一切源于被称为“罗湖模式”的医疗卫生改革，他是掌舵者之一。
经过整整两年的推行，“罗湖模式”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医改典型。对于院长孙喜琢来说，显然相当于再次创业。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年纪还来创业？这次创业有哪些困难？能不能为中国医改探索出一个成功模式？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满足病人需要
或许因为孙喜琢更多的是以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以致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很少被提及，事实上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在这一领域里也做出了显赫的成绩。而参与临床20余年的经验必定会影响孙喜琢关于医改的思考。
“我出生在黑龙江山区，小时候家里病人比较多，于是能帮别人看病就成了我的追求。”孙喜琢说。在人生最初的道路上，孙喜琢走得有些艰难。不过，苦难并没有击倒他，反而孕育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以及用一生去追求的理想，“为了当上医生，我考入了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在那里，孙喜琢用3年完成了5年制的课程，之后又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读硕士。
1994年，时任大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的孙喜琢跟随被称为日本北海道介入诊疗第一人的日本北光循环器病院院长阿部秀树前往日本，主攻“PTCA”(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技术。
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是国际上最前沿的冠心病治疗手段，当时国内刚刚起步，大连市还是空白。“PTCA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的神奇深深触动了我，日本人能做到的，我同样可以做到。”孙喜琢这样描述当初的心路历程。
事实上，孙喜琢的敬业和拼命精神让日本同行也觉得难以想象：他只用了一年就熟练掌握了原本需要两三年才能学成的技术，并且在此期间独自一人完成了1800余例各类介入手术，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专业医生超越的“中国纪录”。研修结束，孙喜琢成为获得日本循环器学会颁发《心血管介入诊疗认定证书》的第一个中国人。
回国后，孙喜琢学有所用，开创了多个“第一次”，完成大连市首例急性心肌梗塞急诊PTCA、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经皮穿刺脑动脉瘤栓塞术、冠状动脉痉挛麦角新碱激发实验、急性心肌梗塞的院前溶栓治疗、肥厚梗阻型心肌病化学消融治疗等，并率先在国内开辟急性心肌梗死急诊介入治疗绿色通道。1997年至2002年5年间，孙喜琢共完成介入手术459例，创造经济效益近700万元。而且在这期间，他成功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博士，并于2001年毕业。
孙喜琢心中始终牢记着导师阿部秀树的教诲：做好医生，把最好的医术献给病人。尤其是他面对的病人病情大多与心脏有关，可以说是分秒必夺，孙喜琢曾经有过因为等不及电梯而一口气冲刺到七楼抢救病人的经历。
“作为一名医生，满足病人的需要，对得起病人是最基本也是最高标准。救死扶伤是本分，但能在被需要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会让人觉得很充实。” 孙喜琢说。
国家卫生计生委李斌主任（左前）到罗湖调研，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后中）和孙喜琢（前右）陪同。
做对老百姓更有意义的事
2002年，孙喜琢被任命为大连市中心医院院长。在孙喜琢看来，无论当医生还是做院长，只是岗位不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责任。不可否认的是，后者所担当的责任更加重大。
孙喜琢说，每当他读到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的演讲——“美国的老人可以享受现代医学的力量。老人们一生兢兢业业工作存下的钱，再也不会因为疾病而全部失去，他们可以很有尊严地度过余下的人生。为了救助生病的父母，实现这样的道德义务，年轻人再也不必牺牲自己的收入和对未来的希望了”时，都会有很多感慨，心向往之，同时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份责任感永远比成就感来得迅猛，来得压力重重。
上任之后，孙喜琢就带领医院开展了药品耗材招标采购，成为中国进行药品耗材招标采购试点的“第一梯队”，此举大幅度地减少了不合理的药品耗材支出，仅介入材料的使用，一年就可为患者节省资金上百万元。
用药是孙喜琢的第二个着力点，他亲自参加院内的药品管理专家组、评议组，定期抽查出院病志，指导出台《合理用药管理制度》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技术指南，对查出“大处方”“不合理用药”的医务人员，给予相应的处罚。
更让孙喜琢感受到压力的是，进入21世纪，中国也进入心脑血管、内分泌疾病高发期，仅就大连市中心医院来说，医治这两种疾病的病房始终是人满为患。作为心脏内科专业人士，孙喜琢忧心如焚：医院再大，也难以解决需求。他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源头着手，做好预防。
孙喜琢开始组织医院相关部门进行这方面的义务宣传、讲座，告诉大众，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远离疾病的根本。医生们健康教育的足迹从社区延伸到中小学校，不厌其烦地告知人们，健康要从娃娃抓起。因为“如果你不从小告诉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等他长大了，要纠正会非常困难”，孙喜琢道。他还开展乳腺疾病健康普查、农村居民代谢疾病普查与干预，让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受益。
然而，在中国现有机制体制下，任何大医院做这样的事都是一件阻力重重的事情。耗费人力物力不说，预防工作做好了，病人减少，医院的收益必然会降低，各方的压力纷至沓来，让孙喜琢感受到了掣肘。
在孙喜琢担任大连市中心医院院长期间，该院发展可谓迅速，病床从700张发展到2350张、院区从一个发展到两个、工作量增加了3倍以上，并首批通过辽宁省三级甲等医院复核评审，医护人员斗志昂扬。孙喜琢本人也拿到了“全国优秀院长”的荣誉。
但孙喜琢却表示，“那十几年里，我给大连建立了一个高水平三甲医院，但是我并没有给大连人民的健康带来更多的益处，我只是在那里留下了一批专家，让大连市民开刀、治疗疑难杂症多了一个选择，我没有实现像约翰逊所表达的那种‘幼有所依，老有所养’的理想状态。”
“近20年中国医院的发展，我既是个见证人，又是个参与人，也是从中体味最深刻的一个人。我的医院病床数扩大了3倍多，但我发现许多病人仍在走廊过夜，高额的医药费仍让老百姓望而却步，这是为什么？医院做大做强并不能让老百姓看好病、好看病，那么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孙喜琢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深圳罗湖找到了。2015年8月20日，统合了罗湖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康复病院、区老年病专科医院5家公立医院和23家社康中心，组建远程诊断中心等12个资源管理中心，形成紧密型的唯一法人代表的罗湖医院集团成立，孙喜琢出任院长。
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曾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来形容孙喜琢的到任：罗湖区委区政府负责人先后三次北上，就为说动孙喜琢南下，原罗湖区委书记倪泽望也曾赴大连与相关部门沟通，表达罗湖求贤若渴、创新医疗服务的决心和诚意。
而孙喜琢则这样表达他南下的初心：“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就不会再想着说事业上还能再进步吗？个人收入会不会提高？这些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想的就是还能不能在岗位上做些对老百姓更有意义的事情。”
显然，他能在罗湖做这样的事。
罗湖医院集团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居民“少生病、少住院、看好病、少负担”，在罗湖区卫计局、区人民医院、社康中心等地方这条标语随处可见。但正如上文所述，在现有的医保支付体系下，对医院和医生来讲，病人越多、病情越重，手术做得越大，收入就越高。医院希望增加收入，医保要控制医疗费用，病人希望少花钱，政府希望投入产出成正比，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
罗湖拿出的方案是开展医疗保险支付制度的改革，把医保支付方式改为“总额管理，结余留用”，如此便把医院、医生、患者和政府四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用有限的健康花费使居民的健康收益最大化。
“我们回归了医生本源，那便是希望老百姓更健康。我们的重点不是在治疗多少病人，关键是预防为主，这是我以前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孙喜琢说。
孙喜琢获得科学中国人 2015年度人物。
在孙喜琢看来，罗湖医改就是调整医疗服务供给方向，即以基层为基础，以预防为重点。前者是把整个医改落地到社区，通过社康中心把医疗卫生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者则体现在多增加疫苗、安装防跌倒扶手、让高血压患者规律地吃药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作为上。
“今年，我们辖区患肺炎的居民减少了44%，并且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流感小高峰。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年为他们加疫苗了。为了让居民少生病、少住院我愿意多花钱加疫苗。”孙喜琢举例道。
“关于疫苗，我的感受很真切，因为我的父母就在打疫苗的人群之内，今年从6月份就开始不断问我什么时候再打疫苗。他们去年打过疫苗之后，真的一年都没有感冒过，与往年真是有天壤之别。”罗湖医院一位郑姓主任跟“广卫君”说道。
还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这个关乎孙喜琢自己专业的问题，“美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在往下走了，而中国还在快速上升，这两年我们也筛查出了大量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我希望通过宣传、预防能让我们国家心脑血管疾病的拐点尽快出现。”
“我们规定了一个最高目标，让罗湖区的居民不患晚期癌症。如果我们罗湖区的老百姓得了恶性肿瘤，我希望他的生存率可以活到超过5年。”靠什么做到？靠早期发现，靠肿瘤的管理，靠恶性肿瘤的不乱治疗。“我们原来是以医疗、治病为核心，现在以健康为核心，这是罗湖改革追求的目标。”孙喜琢说。
他有一个健康梦
孙喜琢有一个健康梦。
围绕着让居民“少生病、少住院、看好病、少负担”这个医改唯一目标，孙喜琢认为，第一就是要做强社康中心。
“要老百姓健康、少生病只有做强社康，盖100家医院，老百姓的健康还是停留在那个水平。但是如果多做一些社康，社康的能力水平上去了，老百姓都在那儿保健了，健康水平就会提升。”孙喜琢说。
那么，如何做强社康中心？孙喜琢认为，除了保证各种资源的投入如提高补贴，加强硬件设施等，最重要的是引进和培养人才，“我们需要综合能力强、专业过硬的全科医生队伍，才能吸引老百姓留在社康中心，不然只会是基层越做越弱，患者还是往上级医院走。全科医生又称家庭医生，他们是接受过全科医学专门训练，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优质、方便、经济有效、一体化的基层医疗保健服务，进行生命、健康与疾病的全过程、全方位负责式管理的医生”。
为此，孙喜琢领导罗湖医院集团思考了很多方法来加强社康人才队伍建设，比如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全国公开高薪招聘优秀全科医生，鼓励集团内专科医生参加全科医学转岗培训，下沉到社康中心；比如内外结合，引进国外优秀的全科医生到社康中心坐诊以及进行院内培训；比如建立专科医生工作室，鼓励优秀专科医生到社康坐诊；比如创新性地将街道、社区的计生专干和网格员培训转型为健康促进员，负责居民健康信息采集、健康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等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引进专业过硬的全科医生，为此，孙喜琢没少花心思，“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医院的文化，有好的医院文化，团队才有凝聚力，才更能战斗。深圳经济发达，发展速度特别快，相对的文化积淀就比较少，在这方面深圳的医院跟中山大学医院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医院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在医院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氛围来。”
孙喜琢跟本刊记者分享了他在大连时的做法。2004年7月，大连市中心医院创办了全国首个医师节，得到了卫生部、全国医师协会的重视和认可。这是孙喜琢的得意之作。历时一个月的医师节期间，医院举办了医学新技术新进展演讲比赛、心肺脑复苏比赛、评选十大优秀医生等30多项活动。许多医生减了压，充了电，放下了包袱，建立了信心。“医师节是火把，点燃了每位医生的职业热情。”孙喜琢说。
事实上，罗湖模式推行两年来，其飞速发展的态势，积极向上的氛围正在吸引更多的全科医生奔向罗湖。
来深圳市罗湖社康中心刚两个月的全科医生尹朝霞就是这样一位，“这里更接近我的理想，”她说，“我在北京已经是主任医师了，辞职过来时还担心很多人不理解，但一些全科医学行业的专家听说我来罗湖，都说我来对了。”
尹朝霞曾待过的北京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卫生部全科医师培训中心，对于全国的全科医生情况非常了解。她觉得，罗湖有着全科医疗发展最需要的土壤：“罗湖医院集团‘少生病、少住院、少负担、看好病’的改革目标与全科医学理念是相同的，全科医生在这里被尊重、被需要。”
“全科医生的地位在我心目中是最高的，要高于专科医生。”孙喜琢说，“全科医生不是给患者提供健康管理的普通医生，他们给病人提供连续一生的保障，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引进和培养全科医生去充实社康中心。比如聘请澳大利亚、丹麦各2名、美国1名共5名拥有多年全科医生执业经验的专家为高级顾问，每年两次、每次至少两周在医院集团所属社康中心全职坐诊，两名专家的工作职责更多地是通过带教和培训，将国外先进的全科医学理念注入社康中心。”
孙喜琢并没有夸张，他是真的时时刻刻将引进人才放在心上，就连在与台湾一家医院的医生开视频学术会议的时候，也不忘进行“引诱”：“希望台湾的同行们能到我们罗湖来执业，我给你们开与台湾一样的薪酬，甚至还能更高。”引得海峡对岸的医生们一阵欢呼鼓掌。
在罗湖，全科医生以家庭医生的身份走进居民生活。罗湖居民按每万人3名配齐全科医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群“健康守门人”取得的成绩十分瞩目：罗湖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已由8.8万人增加至53万人，辖区常住人口的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达到54.5%，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由深圳市平均水平10.5%提高至30%。
“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罗湖的居民，从出生到养老，一生的健康都有专业人士帮助打理；家门口的社康中心基本能满足日常治疗；就算去医院也不再担心找不到熟人，家庭医生就是你的私人定制，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幸福很美好？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们的医改成功了！”孙喜琢笑道，“我希望今年罗湖流行这样的问候语——‘你有家庭医生了吗，你签约了吗？’我希望问10个老百姓，有3个老百姓说‘我有家庭医生，我知道我的家庭医生是谁’。”
“你知道吗，现在美国最大的肿瘤医院在裁员，为什么？美国人的健康水平提升了，患肿瘤的病人少了，自然不需要那么多肿瘤医生。希望10年之后，我们国家的三甲医院也能开始裁员，老百姓少得病，少得大病了，这是我的一个健康梦。”孙喜琢说。
采写：廖维佳
编辑：马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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