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丹：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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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的逻辑理路是，依托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揭示了财富伦理观念产生、发展与嬗变的根本动因，立足于劳动解放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立场，聚焦财富活动的价值合理性与财富增长、人的主体性发展，探讨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伦理诉求的有机统一。坚持解构与建构的统一、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统一、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这些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不仅为我们认识与评价当代财富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坐标，而且为当代中国财富伦理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同时对于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化增长”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财富伦理 思想 方法论 当代性
比之传统社会，当代财富增长可谓一日千里，速度惊人，可是，同时其中十分引人瞩目的是财富实践活动中的“悖谬逻辑”、“脱节逻辑”：财富惊人增长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相伴随，财富活动的“趋文明化”与其奴役形式的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紧密相连，物质财富的“增长困境”与精神财富的“惊人贫乏”同样突出。特殊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相伴随的是，财富伦理同样实现了巨大的历史转型与变迁，而财富的目的与手段倒错、财富的内容与形式颠错、财富的结构倒错、财富创造与分配倒错等财富无道德的现象大有弥漫拓展之势。如今，“重财富、轻伦理”取代了传统的“重伦理、轻财富”，物质浪漫取代了精神浪漫，物质财富成为“最具有诗意的存在”，而“真正的存在却本质虚无”。诚如法国著名伦理学家拉罗什福科所指出的那样：“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江河流逝入海” [1] (38)，“财富能使我们的美德和恶性充分表露，就象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1](84)为了破解财富伦理“剪不断、理还乱”的当今困境，需要开掘具有超强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思想为主导的各种理论资源，以寻求具有可行性的破题之道。[1]整体来看，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的方法论特色主要有三：
一、解构与建构相统一：深刻批判资本主义财富伦理并提出建构未来理想社会财富伦理的基本进路
一般来说，解构就是批判，而批判诚然意味着某种否定。但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与建构紧密相连的建构性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伦理的批判决非为批判而批判的“词句批判”、“修辞学革命”，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推动社会历史的质性跃升，即实现了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并非都把所谓“千年理性王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奉若神明”，但他们的批判，均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制度底线为逻辑前提，以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上的利己主义，生活方式上的消费主义为基本特征。因此，从本质上看这种“批判”决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毁灭式创新”，而是“换汤不换药”式的修修补补，从反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辩护的“屈从现实”。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的终极旨归不在于悬置“社会制度根基”的批判及替代、只探讨围绕经济发展成果的“蛋糕”如何分割博弈，而在于社会制度根本置换，价值观念的除旧布新，从而最终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他反对历史经验论、历史形而上学、“伦理浪漫主义”，充分彰显历史辩证法科学而锐利的批判锋芒。他立足于现实（“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却不驻于此，在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制度的文明性、进步性和历史超越性的同时，指出它的成就的片面性、狭隘性，因而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走出人类社会的“史前史的阶段”就是财富伦理建设的制度前提和历史前提。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而宏大的历史视野，马克思深刻地指认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和“文明”这些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不过是徒具形式的“骗人幌子”，“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644)。
从伦理视角看，资本主义财富伦理具有形式公平、机会平等、形式自由、片面正义等诸多伦理幻象。说到底，这些幻象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颠倒”：一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颠倒；一是“活劳动”和“死劳动”的颠倒（劳动和资本的颠倒）。换言之，具有无限的颠倒性、贪婪性、残酷性、隐蔽性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财富伦理幻象及异化的“总祸根”。具体说来，资本主义财富伦理异化主要有四：
（１）财富生产伦理异化：劳动异化与财富主体异化。即一方面是财富生产者与自己的劳动之间的异化，即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无法肯定自己的生存意义，相反，只能否定自己。创造财富的异化必然导致主体力量无法合理地展开，使他们肉体上受折磨、精神受摧残、道德上堕落。马克思愤慨地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3](191)一方面是财富生产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产品（所有制）反过来控制自己，使其“片面化”、“畸形化”，对自己的劳动产品产品“疏离感”。马克思深有感触地写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4](53)财富创造主体异化为“单面人”、“机器人”，作为财富占有者的资本家也异化为“欲望的主体”、“敲骨吸髓的吸血鬼”。（2）财富交换的异化：不等价交换、非公平竞争。在盲目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坑蒙拐骗、不正当竞争。马克思十分生动地勾画了那些资本贪婪的求金欲本性大暴露，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就如同害怕真空一样，为了利润，铤而走险，敢于践踏人间法律，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３）财富分配伦理异化：劳而不获与不劳而获并存。这种伦理异化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私有制。“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707)，由此决定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贫困成正比，工人的劳而不获、资本家的不劳而获。马克思写道：“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51)（4）财富消费伦理异化：消费主义。资本的总体性逻辑还殖民于消费过程。为了资本增值，超前消费、奢侈消费、过度消费、符号消费、意义消费等消费主义价值观大化流行、弥漫拓展。在异化消费中，“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5](18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财富生产劳动的异化，“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 (919)，导致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关系的异化和紧张，由此，财富实践陷入了异化的自然和异化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质言之，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坚持实践批判维度，实现了对“超越精神的超越”，击中了一切“幽灵”、“幻影”、“神话”等虚浮的形而上学软肋，实现财富伦理思想的革命变革。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批判，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具有伦理正当性的制度的诉求，由此标举了马克思实质伦理学的实践批判锋芒（在本质上与任何西方形式伦理学大异其趣）。而且，这种财富伦理批判的革命性在于它的两大范式转换：一是从个人财富主体道德批判转向财富-经济制度伦理批判；一是从财富-经济制度善恶的批判转向作为制度善恶根源的经济基础批判。由此，重构新的财富伦理，消灭资本的剥削奴役就从一般的道德呼吁变成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要求。
进言之，马克思的解构是为了建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进而“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5](46)，建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这就意味着，整个财富伦理必然发生历史性的根本质变而趋向于“理想类型”：
首先，自由时间逻辑成为衡量财富生产伦理的新标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私有制和劳动产品的相对不足，劳动时间尺度成为衡量财富伦理的主导逻辑，随着财富生产的“资产阶级的狭隘形式”被历史性置换，衡量财富伦理的主导逻辑就变为自由时间尺度。“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3](787)由此，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其次，市场正义伦理消失，人人平等自由，按需分配伦理取代按资分配成为新的财富分配伦理。财富消费结构中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平衡和谐成为财富消费伦理新取向，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人本消费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常态。由此，财富领域中的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等财富正义真正实现。
二、决定论与能动论相统一：揭示财富伦理的深刻经济根源并注重发挥其积极的实践功能
在马克思看来，实现未来理想社会财富伦理的前提，决非停留于资本制度的历史终结而是以社会革命推进的历史质变，即“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3](303)诚然，未来社会的实现要经过若干阶段的发展并且未来社会制度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从而财富伦理达至历史顶点的“华美转身”才能可能变为现实。为此，揭示财富伦理的深刻经济根源而又注重发挥其积极功能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伦理观念在根子上反映经济基础并由经济基础决定、主导和宰制，但伦理观念又不简单地受动者，同时能够成为社会经济的引领者，发挥积极功能，拒斥经济与伦理、财富与道德的“脱臼”或“断裂”。
一方面，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社会历史视域来审视财富伦理，探寻其产生、发展与嬗变的深刻根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现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诚如恩格斯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380)从学术渊源看，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传统而拒斥了康德的主观论，并依托唯物史观实现其伦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由此，马克思自然对以先验的人性假设和道德律令为依据来论证资产阶级道德的合法性的做法十分不满，并明确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2](471)就是说，尽管伦理道德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规定了人的生存发展的应然“圭臬”，如同普遍的“以太之光”关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它绝不是超验的、抽象的、与现实无涉的空洞概念；说到底，伦理道德在根子上是社会历史的“产儿”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且在阶级社会中它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所谓“普世价值”只不过是把某些阶级的“特殊性价值”硬说成是永恒的自然的“普世性价值”而已，除此而外，实在没有更多的内容可言。
由此，财富伦理同样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超验的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财富伦理顶多只是“白日梦式”的幻觉。诚如马克思指出的：“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2]（160）道德是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应然准则。经济的发展、财富活动的价值合法性以及历史命运，不应以抽象的人性来说明，因为它不仅不是原因，倒是需要说明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伦理道德是经济利益关系的法权表达，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经济。因此，恩格斯说道：“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797）不难看出，唯物史观深刻地洞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根本上回答了财富伦理演化的经济根源，在伦理观上坚持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重视财富伦理对于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价值，注意发挥其对财富活动所起的规范、价值牵引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论战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确实曾经突出强调过经济的决定作用，但在他们的思想逻辑中决不存在所谓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的空间，因为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主张以历史辩证法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的伦理道德对经济基础起着能动的积极作用。
可见，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观并非“经济还原论”（如波普尔指认马克思主义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也决非一般的“伦理本体论”或“调和保守论”，他主张经济基础与伦理观念之间的历史地辩证互动的关系。而且，它异质于阿尔都塞磨平了历史因素的差异性的“多元决定论”以及詹姆逊置换了历史的主导逻辑的“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的能动的决定论”。的确，关于决定论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乏误解。关于这点，列宁或许能够终极上述“无谓的争论”，他透彻明晰地指出：“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7] (26)
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观仍然需要在唯物辩证法视阈中进行必要的厘清，因为唯物辩证法并非相对论也非机械论，它主张推进伦理跃升以及制度超越之于伦理跃升的根本性作用，同时也主张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价值超越和伦理建设的必要意义。诚如马克思指出的，“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3]（94）就唯物辩证法“保守性”和“暂时性”的一面来看，价值超越和伦理建设具有一定的尽管是相对性的意义。由此观之，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决定论与能动性的统一方法论的实践功能发挥，不能超离历史作“蹈空之论”，不能屈从现实作“庸俗的辩护”，而是必须与社会现实结合，具体历史地推进与展开。
三、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敷设财富伦理的科学评价标准，引领财富伦理实践的不断跃升进步
从不孤立就伦理谈伦理，而是将伦理放在历史变迁、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的宏阔背景中来考察，这是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鲜明特质。马克思从人的主体性及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性出发去理解财富伦理发展的根本动因，并肯定和界定了财富伦理的独特价值，为研究和建立合理的财富制度和经济制度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完成了财富伦理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变，从而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财富活动实践提供了智慧的指南。在批判历史上旧的财富-经济制度非正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财富伦理的评价标准。财富的伦理评价是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所派生的观念体系，财富来源的合德与否、财富生产的正义与否、财富分配的平等与否、财富消费的权利多寡等都不能诉诸于自身，也不能诉诸于超然的永恒的价值理念。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和理论语境预设了的道德评价准则，道德的观念因时因地而变。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在财富伦理的评价标准问题上，关键要摈弃抽象的绝对性的超时空的“自然法则”，从具体的、历史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状况及人的主体性发展等方面来综合评判。概言之，马克思财富伦理的评价标准既包含着物的尺度、客体维度（生产力标准）和人的尺度、主体维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一，物的尺度——经济标准。经济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创造历史的前提，是生存，生存的前提是财富生产活动，否则，人类存在都谈不上，更遑论社会与人的发展进步。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解释财富伦理价值观念变革的首要的根本的原因。“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4]（162）就是说，一方面生产力对社会财富伦理的变革或变迁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财富伦理观念对生产力发展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说到底，财富伦理变迁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旧的财富伦理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丧失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恰如恩格斯指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8]（222）财富伦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可逆转。生产力与财富伦理的具体历史的辩证互动关系，使生产力成为衡量财富伦理是否具有价值合理性的首要的客观依据。就是说，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成为评价财富伦理的首要标准。
其二，人的尺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财富伦理评判的最终标准还要看其是否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财富是人的对象化的存在，是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性丰富的体现，在此意义上财富具有道德内涵和伦理意蕴。而且，马克思指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5](181)从这个意义上，财富不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独立的存在、处于社会森林中的“自组织系统”或者“孤岛”。它就由主体创造的，主体的社会关系状况决定了财富的状况。“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3]（739）就是说，财富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象化之“物”，既人的本质的确证，人的解放与发展的标尺，也可能导致人的本质异化、人性扭曲、自由扼杀。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改造和人的发展的双重过程：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财富创造的结果，是消灭现存社会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结果；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是克服现实中人的本质二重化的结果，使人的个性化真正统一起来。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5](46)由此可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维度，不仅仅是财富伦理的终极追求，也是评价财富伦理的标准。
要言之，马克思的财富伦理评价标准具有多维性和辩证性，不仅具有客体维度，而且也具有主体维度。这种标准是动态性、历史性、过程性的，同时它不是从外在的立场去审视财富伦理，而是以内生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情势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来加以价值评判。否则，如果这种评判标准是一种外在附加的，就断然不能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内部过程，不能说明财富伦理的深刻根源，无法深究资本主义财富伦理的内在矛盾性、悖谬性，找到现实超越的可能道路。因此，只有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存境遇的基本状况，才能把握财富伦理评价标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实质内容。
四、当代启示
当今伦理道德领域的确出现了史上罕见的大变局、大洗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之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影响，现代社会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传统平衡与张力被打破，出现了伦理－道德的断裂、倒错、矛盾、悖论以及碎片化的时代‘症候’，即‘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的吊诡性悖论。”[9]财富伦理领域亦复如此。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对当代世界财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主要有三个层面：
其一，为当代中国财富伦理建设提供了不可取代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为评价审视当代世界财富实践活动敷设了不可逾越的基本价值坐标。只要存在资本的剥削和奴役，资本主义财富伦理问题就绝不会消失，而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所彰显的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公平正义、共同富裕、适度消费等科学的价值观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解构和建构统一的方法论启发我们，把对财富伦理现实的解构和建构有机联系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特别注意理论的透彻性和实践的针对性。这是因为，财富伦理倒错问题说到底是个实践问题，却与人们的思想认识息息相关，当务之急是理论上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刻根源。“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透彻的理论“说服人”的同时，又要注意财富伦理价值观建构的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步步为营。为此，我们必须明白当代中国财富伦理建设的制度前提以及制度精神，即核心价值观。因此，要立足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价值合理性，而且在于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我们当代财富伦理建设必将失去基本制度的支撑而变为“无根的浮萍”。另一方面，财富伦理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的开拓不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只能由实践来回答和开拓。这是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135)
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决定论与能动性统一的方法论启发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当前财富伦理存在的现实根源，另一方面主义发挥财富伦理的积极引领作用。即当代中国财富伦理问题是由于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的改革带来的这一深刻的经济根源，只要这一根源存在，当今的财富伦理无法上升到全新的历史平台上，另一方面也认识财富伦理价值观作用是巨大的，需要发挥价值引领以及重塑财富精神的问题，不断提升财富伦理水平。
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统一的方法论启发我们，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其中的“不和谐的音符”。当代中国财富实践活动中确实存在道德合法性问题，影响到经济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表明当前我国财富实践本身的阶段性、历史性、局限性。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认为现阶段财富实践的具体形式（剥削形式）的历史合理性等同于道德合理性，从而为“粉饰太平”、“掩盖矛盾”，无条件地为现实“鼓吹辩护”；另一面又不能道德上的不合理性否认其历史合理性，进而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根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承认现阶段财富实践的具体形式（剥削形式）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同时认识到其道德合理性的缺陷和不足（即并非“剥削天然合理”），不把“现存问题永恒化”，以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等手段来规约财富活动，防止“以物为本”、牺牲自然和人的体面生活的“发展主义的幽灵”的泛滥蔓延。
其二，为审视当今中国财富伦理问题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马克思财富生产伦理思想启发我们，正确审视财富、树立正确的财富价值观。在当代社会，尽管认为“财富先天本恶”的思想已经不占主导了，但是“仇富思想”既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而今有蔓延扩大的趋势，因此马克思财富伦理观告诉我们，树立正确的财富尺度观，张扬“劳动至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正确认识财富，在财富与人的对象化、本质力量的实现的视阈中看到其应有的道德意蕴，摈弃一概仇视财富的不健康或者不道德的心理；另一方面，认识到财富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是劳动，树立“劳动至上、勤劳致富”的伦理价值观，反对“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懒汉思想。在“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10]（526）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扬财富伦理的价值精神，是走出价值迷失和“拜金主义”，破解“发展危机”和“现代化困境”的思想保证。
马克思财富交换伦理思想启发我们，强化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着力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法律失灵的必然性，是伦理道德价值的存在空间。马克思财富交往伦理揭示了契约伦理的精神、资本主义的信用以及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灵魂”。但是，紧靠市场伦理来维护市场稳定是不够的、不充分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相信：正是动物精神的泛滥，最终摧毁了英美自由市场的根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一方面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需要转到以现代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伦理上来，一方面对这种现代市场伦理的两面性要有充分的体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完善我们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
马克思财富分配伦理思想启发我们，注意共建共享、共同富裕。马克思揭示了财富分配伦理是由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据2011年10月10日的《国际财经时报》写道：世界上80%的财富集中在全球25%的人口手中，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显示，全世界80％的财富集中在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手中。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事实上，正是凭借非正义的财富剥夺方式无情吮吸全球财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得以维持其高福利、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基于我国的制度性质以及所有制的复杂性，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说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1](1)马克思确立了创造财富的劳动优先原则，同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这是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建构“共建共享”的财富伦理的思想前提。这种财富分配伦理的落实对于中国的“先富带共富”战略，实现财富共创共享的美好蓝图显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财富消费伦理思想启发我们，树立正确的消费伦理观，摈弃禁欲主义的束缚，也抵制享乐主义、拒斥消费主义，实现幸福人生。2006年10月，英国推出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清晰地指出，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中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而且财富消费对幸福感提升几乎毫无作用，甚至使人越发感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12](6)在当代中国，有些“炫富”、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达到令人嗔目结舌的地步，消费主义潮流有泛滥成灾、弥漫拓展之势。同时，马克思的财富消费伦理中的消费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相连接，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平衡的思想，对于破解“财富与幸福的悖论”以及“丰裕中的纵欲无度”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思想能够推动人们超越那种“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739)的狭隘愚顽的观念，摈弃那种把财富的生产在事实上变成少数人对享乐的片面追求，变革“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4](166) 社会状况。总之，以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为指导，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彰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切实走上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三，当代中国财富伦理建构应妥善处理的几大关系：首先，认识到财富伦理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现实紧迫性的辩证关系。即一则不能因为复杂艰巨而麻痹松懈，“推给未来”，一则不能因为紧迫而“犯急性病”的错误，幻想“一蹴而就”，而要久久为功，坚持不懈，按照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思想指引的方向不断努力；其次，特别注意合德的制度建设优先基础上重视个人道德的建设。这是因为财富伦理建设包含社会向度和个人向度，合德的制度设计尽管离不开个体道德的支撑，但是制度建设比较而言更是管全局管长远的大事；再次，财富伦理建设中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统揽全局与重点攻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统揽财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伦理建设的问题的同时，重点抓好财富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建设，理顺分配关系，实现分配正义，遏制消费主义，实现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保护生态护镜，共建幸福和谐的美丽家园。
注释：
[1][法]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M].许国政，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张志丹.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解码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悖论[J].哲学研究.2014(1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2][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英国著名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新作《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序言”中认为，马克思在道德和文化批判方面的作品十分丰富，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人类不断异化，社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reface” P.2）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作者：张志丹，南京师范大学省中特基地“南师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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