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与两弹一星核潜艇 ——纪念毛主席逝世42周年
编者按：20世纪50、6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从超越战略出发毅然作出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并确定“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为世界五个（美国、苏、英、法、中）核大国之一。此后，仅6年多的时间又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服役。
“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人造卫星)、核潜艇”不但代表着综合国力，而且代表着军队现代化的程度。“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把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推向高峰，中国由旧社会任人撕咬的肥肉真正变成了谁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是毛泽东超越战略的成功实践。
原子弹：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七八次。”其实，毛泽东作为大战略家，从原子弹一出现就给予了高度关注。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两座城市顷刻毁灭。原子弹引起极大的社会心理震悚，世界被炸懵了，毛泽东却异常清醒，他严厉批评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原子弹轰炸消息时的过度宣传是“渲染恐怖”。翌年，他在跟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见时，留下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对于原子弹，毛泽东战略上蔑视、战术上重视，从那时起就有了要原子弹的想法。1949年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钱三强在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用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仪器、图书、资料等。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首次访苏，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加深了对原子弹的想法，说原子弹“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两次恫言使用原子弹，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此后，毛泽东又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来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既努力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引进“两弹”技术，少走弯路，又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
1958年，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这一年，成立了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9年4月国防部第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1959年6月，在中国研制“两弹”进入关键阶段时，苏联终止了合同，随后撤走了专家。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把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要造“争气弹”。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工程。中央专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全国、全军一盘棋，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调度，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等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既极大地节约了资金，又大大加快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的步伐。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凭着为祖国争光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发挥聪明才智，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从1963年3月起，集中北京的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大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和研制基地，进入研制的总攻阶段。1964年秋，经过千百次试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出来了，但进行试验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美国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威胁。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不怕威胁尽早试验的两种方案。毛泽东一锤定音：“要尽早试验。”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7个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氢弹与原子弹虽然杀伤因素的原理是一样的，但它是原子弹引爆的，因此威力要比原子弹大的多。制造氢弹也比原子弹复杂。为了突破氢弹技术，1960年起，在钱三强负责下，开始了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原子弹爆炸后，中央集中力量展开对氢弹的研制。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1965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一个个被攻破。1966 12月28日，按新的理论方案进行了氢弹设计。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四年半，法国用了八年半，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前面，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对此，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曾幽默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导弹: 竹竿捅下了高空机 ， “第一”揭开神秘面纱
1962年9月9日8时39分，中国空军导弹部队击落了一架美式U—2高空侦察机。周恩来称“这是空军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更是历史的胜利”。因为就在前几天，U—2入侵苏联，他们还只能提出警告，而我们却把它打掉了。当时这种被称为“黑寡妇” 的侦察机，飞行高度23000米，比苏联最先进的歼击机还高出4000米，是第一次被地空导弹打落，世界怎能不惊诧？外交部长陈毅幽默地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中国的导弹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时，美国有些人还讥笑是“有弹无枪”。在他们看来，能打掉高空机还不等于有地对地远程导弹。其实中国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工程是在毛泽东的通盘考虑下安排的，并且“导弹第一”，也就是说枪在前，弹在后。
1955年，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1956年2月，中央采纳钱学森提出的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发展的建议，组建了中国的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4月，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5月，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的“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得到毛泽东认可，导弹研制进入快车道。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1964年6～7月，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3枚中程运载火箭。9月，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有实战价值核武器的工作分秒必争地进行。1965年5月14日，一架獾式轰炸机在中国西部上空投下一枚小型核弹。这次核试验的成功使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迈进了一大步。1966年9月，“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按照试验方案，将用导弹运载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巴甘吉林沙漠打到新疆的罗布泊。27日上午9点整，大漠上空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2号”载着核弹头拔地而起，像一条巨龙朝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核弹头在预定的靶标上空精确地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打破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笑。在此之前的7月1日，组建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并将其命名为第二炮兵。不但有枪有弹，而且有了实施战略核反击任务的新兵种。1970年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相继完成飞行试验，1971年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80年5月18日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圆满成功，1988年9月15日，巨浪-1潜地导弹由潜艇水下发射成功。中国的导弹形成完整系列，成为未来战场的“撒手锏”。
卫星：看得见听得见，全球响彻《东方红》
1957年至1958年1月，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8月间，聂荣臻召集专门会议，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组织拟订人造卫星发展规划，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研究机构。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我国卫星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1960年5月28日晚，毛泽东在一些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他躬身仔细察看了T-7M探空火箭。得知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他兴奋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又说：“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毛泽东鼓励大家把探空火箭搞上去，为发射中国的卫星做准备。
中国是火箭的故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遨游太空的愿望。毛泽东征服太空的情怀与气概,激励着千千万万个科研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不仅在研制、发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且在开展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研究和试验设备研制方面，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4年6月，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1965年1月8日，中央批准了钱学森建议早日制定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的报告，并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取为“651”工程。在讨论人造卫星的具体规划方案时，考虑到国际政治影响，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应该比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经过论证，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并以“东方红1号”命名。为了能看见它，在末级火箭上设置“观测裙”，使人们听到《东方红》乐曲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卫星在太空运行时的轨迹。同年5月，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拟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开始。1967年10月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改组方案的报告》，从而使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专业方向和任务分工集中到有关研究院。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人造卫星研制的组织领导。随着火箭技术的发展，人造地球卫星有了可靠的运载工具。1970年3月，“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l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4月1日，装载着2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1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我国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场。4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随着一声“点火”的号令，“长征1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地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晚上10点，国防科委指挥向周恩来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一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苏联第一颗卫星83.4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8.22公斤，还是哑巴，中国的卫星173公斤，“看得见，听得见”。中国的航天事业揭开了新的篇章。
核潜艇：掷地有声，“水滴”震惊大西洋彼岸
2009年建国60周年大庆前夕，美国海军作战情报部分析，先前在美军关岛基地出没的中共094核潜艇已失踪多日，可能已经隐藏在西太平洋海底。据此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基廷向所属部队及印度、日本、越南发出警告：不要错估形势，冒然举动！中国核潜艇是美国挥之不去的“幽灵”。
说到中国的核潜艇，几乎无人不知毛泽东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是何等的决心，何等的魄力！毛泽东又为何对核潜艇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潜艇是海上的超级杀手，航母的克星，有水中幽灵之称，最先进的水面舰艇PK最落后的潜艇也来不得半点大意。英阿马岛之战，如果不是阿根廷的潜艇发射鱼雷时出了错，英国的航母就难逃一劫。要是碰上核潜艇，后果就更不用说了。核潜艇具有功率高、速度快、续航力大、配备武器多、隐蔽性好、攻击力强等众多优点，有比常规潜艇更优越的作战性能和更广阔的活动空间。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１日，人类历史上第一艘以核燃料为动力的潜艇——美国“鹦鹉螺”号下水。“鹦鹉螺”号在历次演习中遭受了5000余次攻击。若是常规潜艇，它将被“击沉”至少300次以上，而“鹦鹉螺”号仅被“击中”3次。“鹦鹉螺”号展示了核潜艇无坚不摧的作战能力以及令人恐惧的隐蔽性和灵活性。核潜艇的强大攻击能力使之成为最理想的核报复力 量，在遭突然核袭击时，核潜艇的生存概率可达90%，也就是说陆上一切核设施都不复存在了，但只要幸存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即可使对方受到毁灭性报复打击，这绝对的报复能力是国家安全的绝对保证。核潜艇的诞生被西方军事专家称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军事技术上空前的大变革。”核潜艇在国家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难怪毛泽东对它情有独钟。
新中国成立时，海军没有一艘超过1000吨的战舰，这就使国民党海军凭着几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占据了超过20年的优势。
1953年2月，毛泽东乘不足400吨“长江”号和不足1000吨“洛阳”号军舰沿长江考察，在三天三夜的航行中，毛泽东对舰上的官兵讲述近代中国有海无防的惨痛教训，应海军将士们的请求，挥毫为5艘舰艇写下了内容相同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抓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他说，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1953年夏，中国海军有了苏联政府赠送的第一艘常规潜艇。1954年，中国又从苏联购买了两艘常规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购买了另外两艘潜艇。之后，我船舶工业就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建造工作。直到1969年5月，中国海军才正式用上了全部由国产材料、设备建造的常规潜艇。
1958年是“两弹一星核潜艇”全面上马研制的一年。5月27日至7月2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尖端武器成为热门话题。会议前的5月14日，海军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发展军用核动力装置和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6月27日，聂荣臻反复仔细地审核海军重新修订的《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由他署名上报，6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讲话强调大搞民兵，大搞特种武器。此后，海军与二机部开始组织人员进行核动力装置用于核潜艇的研究。1958年10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苏，参观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达成了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的协议，并于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被称为《二四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尽管苏方对核潜艇的技术资料实质性内容十分保密，但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枝节问题。
在中国决策研制核潜艇前后，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潜艇部队，赫鲁晓夫曾多次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均遭到毛泽东的拒绝。1958年8月赫鲁晓夫访华，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建议”，又一次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当中方提出核潜艇技术问题时，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毛泽东的坚决拒绝苏联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愤怒挥动巨手：“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并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决心，加速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央军委于1959年11月决定:核动力由二机部负责,艇体和设备由一机部负责,海军负责抓总。海军修造部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组,对艇总体设计进行了探讨研究，很快拿出了核潜艇总体方案的构思。1960年6月，原子能研究所提出了《核潜艇动力方案设计(草案)》。1961年，海军组建舰艇研究院，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造船科研体系。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核潜艇项目先暂时下马，但保留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决核潜艇的一些关键项目。毛泽东、周恩来在海军的报告上作出批复，明确指出：科学研究是长期任务，应该保留一部分少而精的骨干以便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步恢复研制做准备。中央专委决定，保留以核动力研究室总工程师彭士禄为主的５０多人的工程技术人员，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研究。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又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核潜艇的研究工作举步维艰。研究人员不仅缺乏关于核潜艇的资料，而且研究条件极为落后，没有高性能计算机，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表。核潜艇模型他们如获至宝，成了研究的对象。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但彭士禄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坚信核潜艇工程还会重新上马。他们边学边干，为核潜艇工程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渤海湾望海寺旧址上，有几排平房，彻夜灯光通明。这里住着留下来继续研制核潜艇的科技人员。天寒地冻，没有煤火取暖，房里冷得像冰窖；饭，吃不饱，经常饿得肚子咕咕叫。可一想到“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就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每天通宵达旦地埋头工作。为了培养科研力量，彭总工程师等几个了解核动力的专家给全研究室开了５门课：反应堆物理、工程热力学、自动控制、结构以及动力学。这５０多人是核潜艇工程的种子，为后来核潜艇能够很快研制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1965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1966年11月完成核潜艇总体方案的设计。核潜艇工程上马后，毛泽东给予特别关照,连续作了几次批示:1968年2月28日,毛泽东批准海军建设核潜艇基地；1968年4月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电示,抽调陆军1个师的部队支援核潜艇总装厂的建设；1968年7月17日,毛泽东签署电报,命令某军区派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和核动力研究所的建设。1968年11月23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核潜艇开工后,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1969年12月21日, 在核潜艇研制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指示派1000人的工兵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1970年4月,数万台设备、数不清的零件联在了一起,一个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建成了。5月1日,陆上模式堆开始试车。试车结果表明:陆上模式堆工程良好,具备了开堆试验的条件。至此,核潜艇研制已经基本通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道关,就剩下最关键的试验关了。1970年8月28日，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模拟试验反应堆运转试验顺利完成，各项试验基本达到或超过了原定的设计指标，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77周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从1971年4月起，这艘核潜艇成功地进行了各类试验，先后出海20余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主要战术技术性能都达到或接近设计指标。1974年8月1日，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人自行研制高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型的核潜艇，简直是“天方夜谭”。从中国的核潜艇下水，四十多年过去了，世界上有核武器和能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已不下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可能制造核潜艇的国家只增加印度一个。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当时中国不用说常规潜艇，就是飞机大炮也不会造。“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体现了人民军队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体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与美苏英法相比，速度快：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质量高：苏联第一颗卫星83.4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8.22公斤，还是哑巴，中国的卫星173公斤，“看得见，听得见”;跨越式：外国研制核潜艇是三步走，普通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中国三步并作一步走，第一艘就是核动力水滴型;耗费低：帝国主义搞尖端武器是用金钱堆起来的，中国是花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大的事。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看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物资乏匮的条件下搞出尖端武器是不可思议的。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看了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后，对中国十几年前就没有用一件外国材料和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设计制造出优于世界同类第一代水平的“水滴型”核潜艇惊叹不已。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和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相媲美”。其实，了解了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雄心壮志，理解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思想，知道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战略策略，感悟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进取奉献精神，就会深深认识到:中国能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实现零的突破，造出两弹一星核潜艇是历史的必然！它雄辩地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具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气魄和能力。正如聂荣臻所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离不开革命化，道理就是如此。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是多大的决心？有了“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决心，还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吗？中国有了核武器后，郑重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不但威慑了帝国主义，而且赢得了世界人民、鼓舞了世界人民。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的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当年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全民皆兵”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核武器下“大办民兵师”只是“一堆肉”，因他认为离开了苏联的援助，中国造不出“两弹一星核潜艇”。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用大拇指比喻美国的核武器、小拇指比喻中国的核武器，尼克松却对小拇指五体投地，因他深知当中国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打破了核讹诈，“全民皆兵”的战斗力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毛泽东的万年决心，奠定中国安全的万年之基！
“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在世界历史上凡是强力崛起的大国，没有一个不是用先进的国防军事科技带动国民经济腾飞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在国家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的超越战略催生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为中国争得了大国地位，使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
“两弹一星核潜艇”，永远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连在一起！
（作者：王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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