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从“欧美式民主”转向“俄式苏维埃”民主 ——《新青年》“现代国家”观念之变迁
以下文章来源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作者徐信华
编者按：《新青年》以一种“疏离而热切、关注却不讨论”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国体问题”的讨论，隐约呈现了其关于“现代国家”的认识：“民主与共和”是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这一认识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坚持“民主共和”。《新青年》虽未参与“国体问题”讨论与实践。但其对“民主、共和”的阐述，已经表明其立场：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更改国体、反对帝制。这一立场贯穿《新青年》杂志的全部历史；另一方面，《新青年》对“民主共和”的认识，经历了从“欧美式民主共和”到“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演变。这为深刻理解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以下统称《新青年》），后世称之为“一代名刊”。创刊之初的《新青年》声称“以引进新思潮为己任”“以辅导青年修养为天职”。然无论从其宗旨看，还是就编撰者的社会阅历、个人志向而言，《新青年》都不会对攸关“国家”生死的“现实问题”避而不谈。事实上，当“国体问题”讨论发生时，《新青年》杂志一方面拒绝参与实际政治的讨论，另一方面却不断地介绍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新青年》“现代国家”观念的呈现及变迁，值得探究。
一、“脱实入虚”：《新青年》“现代国家”观念之呈现
《新青年》创刊之初，王庸工写信要求其对时下“国体问题”讨论发表意见：
“记者足下。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惟近有惊人之事。则北京杨度诸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是也。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竟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更可惧者。此邦官民。对於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几如欧战发生时同一度态。此诚令吾人不寒而栗者也。切望大志著论警告国人。”[1]
从信中大概能够知道，王庸工与陈独秀相识相知，对《新青年》在国体问题讨论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抱有极大期待。然而，陈独秀并不认为初创之《新青年》能够发挥特殊功效，影响“国体问题”之解决。相反，他对此有清醒而客观的认识，甚至刻意回避了外界的期待：“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2]
在这一回信中，《新青年》以“拒人千里之外”的姿态拒绝对国体问题发表议论，其理直气壮地远离“现实政治”的疏离之态尽显无疑。其之所以不批评不议论，一则“非所愿”，“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二则“非所能”，是基于“批评时政乃无济于事”的现实认识。在《新青年》看来，讨论国体问题的前提是国人思想须觉悟。国人思想不觉悟，讨论就没有意义，亦无法发挥作用，甚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解决国体问题的策略、理论和设想，终将无济于事。如今“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於本志之一文。”[2]因此，对《新青年》而言，与其就现实政治事件的国体问题作无意义的讨论，不如做启发民智的工作。
然而，国体问题举国瞩目，《新青年》避无可避。其实在“疏离”姿态的背后，《新青年》一直“热切”地关注着国体问题之进展。
检视《新青年》第1卷诸号之“国内大事记”，几乎都与国体问题有关。第1号“就此事之经过。分为四时期述之”，[3]“民国成立。四载於兹。友邦承认。已正式加入国际国体。而帝王名词。亦随清廷退位诏以消灭。虽有劳乃宣宋育仁辈。於去岁曾倡复辟之论。昙花一现。旋即为政府所制止。不谓前月中旬。忽有筹安会设於北京。大倡共和不适於中国之说。致发生国体问题。”介绍国体问题发展进程：“已近一月。时而冷静。时而骚动。今且劳总统派员赴参政院宣言。记者澄观默察。知去解决之期不远。”第2号时则猜度“国体问题之解决。当在此一月内也。”[4]第3号时，国体问题越发复杂，并引起了外交纷争，“列国俟日本之态度决定。然后协同采正式第二之手段。据此外交界所生生波澜。一时未能息也。”[5]到第5号时，“国体问题。已由投票表决时期。进於武力解决时期矣。”[6]第6号则刊登了《帝制延期通告》的最新消息。[7]
《新青年》“国内大事记”所载，基本属于新闻报道，仅限于记载事实、陈述过程，不作深入的学理分析。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国体问题，非《新青年》所愿意批评的；它所在意的是，在精神和文化上塑造新的国家观念和接受这种新观念的“新”青年，从而重塑国体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思想环境，进而改变中国旧思想、旧秩序、旧道德，建构新思想、新秩序、新道德以至于新国家、新民族。因此，当社会各界对国体问题议论纷纷、“真相与谣言齐飞”之际，《新青年》另辟蹊径：它不从表面的国体问题之“事实”出发就事论事，而是介绍和引入西方“现代国家”观念。诸如第1卷第1、2、3、4、5号分别刊载了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自治与自由》等，第5号同时还刊登了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如此一来，《新青年》在疏离国体问题的背后，又迂回隐秘地进入了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只是它试图脱离“现实”政治议题，从“务虚”的理论引入、观念塑造入手，来观察政治、改造社会、完善国家，进而“振兴民族”。
二、“欧美式民主共和”：《新青年》“现代国家”观念的前置语境
中国人关于“现代国家”的认识，并不是从《新青年》才开始的。有学者曾指出，“20世纪头十五年，是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勃兴、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期。”[8]其实大概从1894年起，中国存在着三种关于“国家制度”的不同认识：一是传统的天下观，以满清王朝的君主专制为依归；一是维新派谋求的君主立宪制，以日本为榜样；一是革命派宣扬的民主共和制，尤以“法英美”为模板。1898年戊戌维新的失败，宣告日式君主立宪制的理想被时代所拒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意味着先进的中国人关于“欧美式民主共和”的认识结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果实。然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荣耀并未带给中国应有的独立和振兴。相反在1915年——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第四年，中国国内又开始了所谓国体问题讨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和说明，中国不适合共和国体，应该改行君主立宪制，进而为袁世凯称帝营造舆论。尽管国体问题讨论以袁世凯称帝失败而告终，但由此而引发的帝制与共和之争却塑造了《新青年》的“现代国家”认知环境。
事实上，《新青年》以“民主共和”为信仰，以反对“君主制”为使命——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君主专制。而“欧美式民主共和”的观念则构成了《新青年》“现代国家”论述的前置语境。
主权在民的共和精神无疑是《新青年》“现代国家”观念的基调。《新青年》第1卷1、2、3号刊载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认为共和国的本质在于“民权”的确立和张扬：“无论何国，苟稍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9]且“自今以往，吾共和精神之能焕然发扬与否，全视民权之发扬程度为何如。”[9]这里所谈论的“民权”实为“人民之自由意志”，又被称为“主权在民”，而且共和精神“含有大同福祉之意于其中，所以表明大同团体之性质与祈愿者也”。在高一涵看来，共和精神之外化则成“共和国体”。“夫共和云者，有形式有精神。形式维何？即共和国体，为君主国体所反对者也。其主权非为含灵秉气之生人所固有。实存于有官智神欲合万众之生以为生之创造团体，此团体，非他，即国家之本体是已。”[9]“共和”是“民主”，而非“君主”，这才是高一涵所要道破的。
《新青年》对“共和精神”已有共识。陈独秀就曾说：“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10]高一涵则明确指出：“政府之权力，乃畏（委）托非固有。固有之主，厥惟人民，是之谓人民主权。”[11]在《新青年》这里，“共和精神”的真谛，在于高扬“民权”，以民意为基础。因而“国家之起，见于人民总意之中。”须“人民之自觉，且有契合一致之情感意志。居中以为之主，制作典章制度，以表示而显扬之，国家乃于是立。”因此它高唱“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于本自由意志，造成国民总意，为引导国政之先驰。”
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新青年》强调个人主义及个人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这也是其历史使命：张扬人的个性和解放、为民主共和的成长奠定“人”的思想基础。相对于国家而言，《新青年》更注重“人”之“人格独立”，国家“要求于人民者，可牺牲人民之生命，不可牺牲人民之人格。人民之尽忠于国家者，得牺牲一身之生命，不得牺牲一身之人格。”因为“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逾限妄侵，显违法纪。故国家职务，与小己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互相侵没，皆干惩罚。”[12]在《新青年》看来，国家与人民之间互相应该是平等的，“人民之权利自由，由法律所赋予。国家权力强固一分，即人民权利强固一分，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13]那种“人当一切供国家之牺牲”的“国家万能论”和“国家是人民的仆役，不是人民的主人”[14]、“国家一切供个人之牺牲”的“国家机械说”，均“趋于极端，不足以诂立国之精义。”[15]因此，欧美“文明国家”都将国家与个人区分开来，而“以国家为人生之归宿”的思想，“久为近世学者所排斥。”
主权在民的共和精神、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国家与个人相区分等思想，大体上是《新青年》不断论述的“共和”之思想结构，并以欧美“民主共和”为样板。然而在《新青年》颂扬“欧美民主共和”的同时，国内以“欧美民主共和”为样本的政治实践却不断出现反复：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都冲击着“欧美式民主共和”的观念。此后，经历过两次复辟之后的“共和国”并没有从中获得更多长进，反而向着军阀混战割据的乱局走去。复古思潮亦时时泛起，正如陈独秀所论：“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16]不管是从社会生活看，还是从社会思想的变化来看，欧美式“民主共和”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日益成为思想启蒙的标志，却也在思想启蒙中拉开了破落的序幕。
尽管如此，中国人一时之间却无法寻找到更好的替代品，“欧美式民主共和”并没有被《新青年》即刻摒弃。相反，从第1卷1号到第7卷5号，《新青年》所涉及到的“国家”观念，无疑都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论，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民主共和”实践之所以破败的深层原因。陈独秀明确地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17]而“倘若我们承认国家是个共和，应该实行共和，那与专制制度相关系的思想、制度，都要一齐推翻，丝毫不值顾惜的。”[18]《新青年》正是试图从批判孔教、儒家伦理道德、国民性等入手，推动民智之开，从而塑造符合“共和”所需之“新人”。
三、“俄式苏维埃”：《新青年》“现代国家”观念的演进归宿
然而先造“新人”，再造“新共和”的努力，在十月革命之后变得不合时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假面具，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对于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在经历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1919年陈独秀被捕入狱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后，从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杂志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情况。此后《新青年》上满眼都是“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共和国”“劳农政府”“劳农俄国”“无产阶级”等字眼。《新青年》迫切地想要了解和介绍苏维埃俄罗斯的热切之心，从《新青年》第8卷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文章的标题就可见一斑：
第1号：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张慰慈译）、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汉俊译）。
第2号：苏维埃共和国底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汉俊译）、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中俄通信社）、苏维埃的平民教育（杨明齐译）。
第3号：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杨明斋译）、全俄职工联合大会（震瀛译）、劳农协社（震瀛译）、列宁：最可恶的和最可爱的（震瀛译）。
第4号：苏维埃的教育（震瀛译）、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震瀛译）、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震瀛译）、苏维埃的经济政策（震瀛译）、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杨明斋译）。
第5号：俄国与女子（震瀛译）、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陈望道译）、俄国底社会教育（震瀛译）。
第6号：俄国农民阶级争斗史（李达译）、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李达译）、列宁与俄国进步（震瀛译）。
胡适曾忧心，《新青年》几乎成了汉化“苏维埃”。这种担忧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苏维埃”的歪曲和误解：“苏维埃”或“劳农专政”过激了。针对这类自由主义思潮，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反驳道：“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就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鲍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农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劳农阶级底枷锁镣铰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19]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浓烈的“劳农专政”意味。对于“劳农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会导致不民主的说法，陈独秀反问道：“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莫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莫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莫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的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劳动的无产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20]更为关键的是，对于《新青年》人而言，“苏维埃”“俄罗斯”等词汇具有积极正面、反抗西方强权帝国的意义。
此后，《新青年》虽保持着与北大新文化运动人物的联系，但对于“现代国家”的认识已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派了。尤其是华盛顿会议之后，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华盛顿会议底特质，……不过是安排大帝国主义的英美底利益而损害弱国的企图罢了，被他们共同鱼肉的是中国和苏维埃俄国。”[21]至此，“欧美式民主共和”已从中国人曾顶礼膜拜的文明国家，演变成了蹂躏、欺压中华民族的施暴者——帝国主义。随着这一形象的转变，苏维埃俄国则与中国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自由主义式的“英美共和”或“美法共和国”已经被“列宁的劳农专政”所取代，成为了《新青年》对“现代国家”的新认识。欧美式的“民主共和”不再是《新青年》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相反，俄国苏维埃和劳农专政则与之完全不同，它“完全归于劳动者和农民底委员会”，[22]并成为了《新青年》心神向往的“现代国家”。1923年《新青年》复刊，是为季刊。首发《新青年新宣言》一文，明确地宣称：《新青年》要为中国革命的罗针。[23]这一革命正是以实现“俄式苏维埃”为使命。
在李大钊看来，“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而“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24]的确，《新青年》所重新认识的“现代国家”——俄罗斯苏维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在俄罗斯火热的革命实践中逐渐立起来的。《新青年》对“劳农专政”的“俄式苏维埃”的认识，也不是兴之所至、心血来潮，而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文化、思想环境的演变和碰撞之中，逐渐成型并付诸实践。此后的革命之路，目标坚定且明确：“俄式苏维埃”。至此，“欧美式民主共和国”所内涵的“现代国家”观念，真正成为了“破落户”。而《新青年》关于“现代国家”的认知，亦在中国复杂、破败的“民主共和”实践中，逐渐转向“新兴的俄式苏维埃”。
《新青年》始终坚守“民主共和”的国家理想，其对“现代国家”的认识，经历了从“欧美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向“俄式苏维埃”即“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影响深远。其“现代国家”观念呈现为两个层面：第一，整体上坚持“民主共和”精神与理念。曾有论者描述，《新青年》经历了从“共和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P252)在笔者看来，“民主共和”始终是《新青年》对于“现代国家”的基本认知，直到终刊也未曾变化。第二，对“民主共和”表现形式的理解，则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国家性质”（国体）上，《新青年》经历了从“法式共和”、“美式民主”（可统称为“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到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演变；在“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体）上，则经历了从“总统制、内阁制”到“工农苏维埃会议”的转变。这个理解可将“民主”内涵于“苏维埃”之中，亦为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设计，提供可参照的思想史脉络。这也是今天回顾《新青年》之现代“国家观念”演变历程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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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记者.国内大事记：国体问题.[J].青年杂志，1（5）.
[7] 记者.国内大事记：国体问题 [J].青年杂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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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一涵.民约与邦本[J].青年杂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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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涅.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 [J].新青年，2（1）.
[16]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J].新青年，3（3）.
[17]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J].新青年，2（4）.
[18] 陶履恭.我们的政治生命[J].新青年，5（6）.
[19] 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8（1）.
[20] 陈独秀.劳农专政[J].新青年，8（3）.
[21] 张椿年译.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J].新青年，9（5）.
[22] [日]山川均.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J].新青年，9（2）.
[23] 瞿秋白.新青年新宣言[J].新青年季刊，1.
[24]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J].新青年，7（2）.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作者：徐信华，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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