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尹韵公：毛主席内参批示研究(1965-1976)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内参有联系，有的甚至是内参引发的。阅读各种内参，是毛泽东了解“文革”进程及细节，并作出重大决策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阅读和批示过的内参有30余种，这些内参包括媒体报送的内参、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内参、中央各部门报送的内参、军队系统报送的内参，以及私人来信。毛泽东的内参批示，几乎篇篇都有特色，篇篇都体现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及策略方式，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方面。
一
毛泽东掌控局面的领导能力无与伦比，掌控局面的方法和方式多种多样，信息来源渠道广泛多元。对于“文革”这样空前未见的运动，除了通过各种会议、日常工作、例行报告外，阅读各种内参是毛泽东了解“文革”进程及细节，并作出重大决策的重要途径。据《毛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65年11月到1976年9月8日，比较可靠的统计，毛泽东阅读和批示过的各种内参有以下30余种：
（1）光明日报社《情况简编》，（2）文汇报社《记者简报》，（3）中办机要室《文电摘要》，（4）中办教育办公室《情况简报》，（5）中办机要室《情况报告》，（6）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情况简报》，（7）新华社电讯稿，（8）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快报》，（9）全军文革小组《情况要报》，（10）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要事汇报》，（11）新华社《内部参考》，（12）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13）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文化革命简报》，（14）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信电快报》，（15）新华社《参考消息》，（16）中办秘书局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17）中办秘书局信访处《要信摘报》，（18）中央军委办公厅《群众来信摘抄》，（19）《解放军报》总编室《军报生活》，（20）中央对外联络部《简报》，（21）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22）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摘报》，（23）人民日报社《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24）中央军委办公厅《内部情况》，（25）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人民来信摘报》，（26）外交部《外事活动简报》，（27）《中苏边界谈判简报》，（28）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综合简报》，（29）中办信访处《要信摘报》，（30）中办信访处《来信摘要》，（31）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政工简报》，（32）外交部《新情况》，（33）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34）新华社《参考资料》，（35）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36）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以上列举的36种内参不一定是毛泽东看过的全部内参，可能有的内参因批示内容一时不便公开，因而这种内参暂时没有公开。
现在公开发行的另类报纸《参考消息》，当时都是内部资料，不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不能订阅。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参考消息》才放宽到允许科级干部订阅，一般民众仍然不能看到。从公开资料看，以上内参，有的毛泽东看得多，批示也多；有的毛泽东看得少，批示也少。这种状况，既反映了毛泽东的工作兴趣，也显示了毛泽东的工作重心。然而，看得少不等于不重要。有的内参毛泽东平常可能看得少，但批示却似雷霆万钧，足以在政坛上刮起12级台风！所以，从一定角度审视，批示内容也揭示了毛泽东的主政心态、人事判断，反映出政坛动向和国内趋势，这位历史巨人的复杂思想在其中显露得更加真实，更加真切。
二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到“文革”的源头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毛泽东这里所说的 “姚文元发难”“讨论清官问题”，就是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篇文章，一时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由此，“文革”拉开序幕。 姚文发表几天后，毛泽东看到《光明日报》总编室11月15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362期 等内参，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刊出后的一些情况，批示：“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能够让毛泽东“一夜无眠”，可见此事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要和重大！毛泽东将这些材料批给江青，表明了对江青的信任，同时也授予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力。
譬如1966年2月5日，毛泽东在武昌看到彭真2月1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同年4月上旬，毛泽东阅《光明日报》总编室3月31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475期，批示：“已阅，退江青同志。”又阅江青报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印的《记者简报》，批示：“已阅。退江青。”这些内参都是江青直接报送毛泽东的，内容均是反映《海瑞罢官》问题上知识界的一些动向。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现在公开的文献来看，面对即将掀起的政治风暴，毛泽东的心思深刻而又曲折、详察而又复杂。
1966年1月29日，毛泽东复信周世钊：“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毛泽东与周世钊是早年好友，几十年友情不断，故毛泽东可在周世钊面前敞开心扉，一些压抑许久的情绪也能宣泄出来。像此信说的 “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之类的情绪话，毛泽东一生中极少流露。问题是，在这个时候流露出来，说明了毛泽东怎样的心思呢？
同年2月24日，在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题词时，毛泽东写道：“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题词反映出毛泽东对“文革”将起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与路径的初步思考。但以后的事态证明，“文革”引发的问题远比毛泽东此时设想的复杂，许多问题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参批示显示，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也是逐渐清晰的。最初，中央高层称这场运动为“文化革命”，毛泽东于1964年7月提议设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组成。
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期间，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冻结，另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另有9名成员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组”初版。同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份内参上批示：“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毛泽东此时设计的“文化革命”，还只是限于教育领域的高中以上学生范围，还没有想到是文化“大”革命，连小学生也被卷入。同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会议通过和发布的 “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然而，该通知仍然讲的是“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
真正突出“大”和强调“大”的来头，可能源于同年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从此“文化革命”演变为“文化大革命”。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解放军报》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全称，在中央主要媒体出现。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由原先的题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改易而来，表明中央高层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的认可和统一认识。
毛泽东最初想在文化领域进行整治，故叫“文化革命”，后来却形成全社会动员的“革命”，故改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简称“文革”。从“文化革命”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实际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一概念的认识过程。
三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阅读的内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媒体内参，即媒体报送的内参；二是中办系统内参，即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内参；三是部门内参，即中央各部门报送的内参；四是军队系统内参，即军委办公厅及各军种报送的内参；五是通过私人渠道反映的国计民生信息。下面分别叙述。
（一）媒体内参及其作用
媒体内参机制是毛泽东倡导设立的。毛泽东本人长期阅读各种内参，尤其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送的内参格外关注。这种长期养成的工作习惯，在 “文革”期间继续保持。媒体内参，多数是毛泽东自己翻找的，少数是他人转报的。
譬如，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于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大饭厅东墙贴出后，《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予以刊载。康生随即将内参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第二天刊载。毛泽东在6月2日的 《北京日报》空白处写下读后感言，这就是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做过两次修改，并加了现在的标题。
毛泽东视此时的北大为“反动堡垒”，很可能与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有关。同年5月11日，毛泽东不知从何渠道看到一则信息，即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教员张恩慈写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对北大 “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一些尖锐看法。毛泽东将材料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 “四清”运动的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实际上，这份材料一定程度上为毛泽东尔后批示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埋下了伏笔。
当时，新华社为适应形势需要，专门创立反映 “文革”动向的刊物。新华社内参是毛泽东常看甚至必看的刊物，它们报送的信息常因毛泽东的批示而化为巨大的行政力量。“文革”期间的一些重大动作，不少都是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内参引发的。例如，新华社1968年5月12日编印的内参特刊《文化革命动向》刊载的一篇电讯稿，报道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事迹。毛泽东于19日看后批示： “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国，要求各地参照执行。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震动一时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到同年8月24日，新华社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已出至第1383期，报送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人民日报》曾有一篇内参也引发了全国性的震动。《人民日报》总编室1968年9月29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刊登一篇消息，说今年5月7日是毛主席 “五七指示” 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一条新路。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即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10月5日《人民日报》将这篇内参公开发表，并在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轰动社会的 “五七干校”。
著名的“风庆轮”事件，也是由新华社内参引爆的。因已有多篇讲述，此处不再细说。尽管有些事情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但绝不能因此责备和苛求媒体。反映问题是媒体的天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 《光明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更应如此。至于反映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那是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媒体的责任。当然，媒体如果胡乱反映情况，瞎报基层信息，那就是不负责任了。
由媒体内参引发的政治“地震”，也是分等级的，有强震、大震、中震、小震之分。震动的等级不同，常常与那个年代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关。不是每一份内参都能起到作用，实际上媒体内参也有许多是无声消失的。以上的几个例子，不过是讲 “文革”史回避不了的事件罢了。起到同等作用的媒体内参，还可举出一些，因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中央文革小组内参及其作用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其下属机构办公室、办事组编印的内参有多种，如《快报》《信电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从《毛泽东年谱》提供的材料看，“文革”初期毛泽东阅 批的各种内参中，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内参是他看得最多的之一。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成立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其创办的内参也随之消亡。中央文革小组办的内参起于何时，止于何日，现仍无法得知。然而，从毛泽东的批示情况分析，报送信息最多，反映情况最快的当数《快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到1967年2 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已编印《快报 》1334号；到4月21日，已编到1940号；到5月20日，已编到2213号；到11月5日，已编到5290号；到11月13日，已编到5414号；到11月21日，已编至第5510号。按此天数和期数计算，《快报》平均每天编印15期以 上。除《快报》外，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还出过《文化革命简报》，到1967年3月26日，已编至第435期；到5月5日，已编至第470期，平均每天出一期。还出过名叫《信电快报》的内参，到1967年5月21日，已编至第131期；到6月19日，已编至第234期，平均每天出3.5期。而被叫作《要事汇报》的内参，则不知出过多少期。从作用上看，《快报》和 《信电快报》是以反映信息为主，《文化革命简报》和《要事汇报》则 是以对策建议为主。“文革”期间乱象丛生，派仗纷呈，各地时不时以发电报方式上书中央，故诞生《信电快报》，而《快报》的主要内容是派出记者反映的情况。从《毛泽东年谱》看，自1968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的以上几种内参，再也不见了。是停办了呢，还是《毛泽东年谱》没有收录？我们无法判断。
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中说：从1967年开始至1969年上半年，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报纸，其中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其中有《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总参二部、三部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该书还写道：“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毛主席有的画圈，有的不画。到1969年7、8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了，原封退了回来。这个时候，江青感到没有趣味儿了，也就不再选送了。”可以肯定，“文革”初期毛泽东重视江青报送的信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江青决不是毛泽东的唯一信息来源渠道，以毛泽东的睿智，他肯定会设立多个信息报送渠道，以便更全面地掌控全局。
虽然《快报》《信电快报》日均产量较高，但毛泽东是不是每篇都过目，这个不好说；即使阅读较多，恐怕也不是都予以批示。给予批示的，要么是情况比较特殊，要么就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1967年6月21日，毛泽东阅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6月19日编印的《信电快报》 第234期上登载的，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搞铺张浪费的群众来信后，即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根据毛泽东批示，同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从而刹住了这股不良风气。
（三）中办、国办内参及其作用
“文革”后期，尤其是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阅看最多的内参是中央办公厅编印的《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等。中央办公厅是中央中枢机关，握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由中办主任汪东兴直接掌管，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信息渠道。
“文革”初期，中办报送的一些独特信息，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如中办秘书局信访处于1967年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登载《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5日，毛泽东看后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同月13日，中共中央颁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将毛泽东7月5日批示转发各地，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对建造一事加以制止。有意思的是，同年6月28日林彪曾指示军队内部要广泛建造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总参和总政为此专门拟呈通知下发。7月12日，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通知稿上批示： “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自1972年初，主要是一些老干部，还有少数老专家、老学者，如中宣部原副部长李卓然、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海军政委苏振华、杨成武 女儿杨俊生等，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自身状况，请求解决问题，毛泽东均予批示。如对吴冷西1971年12月16日来信，于1972年1月29日批示：“此件已阅。欢迎进步。退人民日报存。”对苏振华1971年12月13日来信，于1972年3月5日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 （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请汪印发各同志。”
中央办公厅内参也为解放和复出老干部工作，做出了积极努力。如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5月27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100号上，刊登一机部原副部长白坚之子白克功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于5月31日阅后批示：“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作为中办内参的《要信摘报》是何时创办的，无从查实。《毛泽东年谱》曾透露1968年11月14日，中办秘书局信访处将《要信摘报》第408号报送毛泽东阅批。可见，此类内参1968年就已经存在，从编号来看，估计是一年一个起止编号。到1972年12月22日，《要信摘报》已编至316号，差不多一天出一期，总量可能比1968年全年要略少一些。既然是 “要信”，证明来信者的身份不低，否则不会予以摘报反映上去。
中央办公厅还创办了一种功能与《要信摘报》近似的内参，叫《来信摘要》。如1972年7月7日，中办信访处编印的《来信摘要》1972 年第465号上，登载廖汉生子女反映其家庭情况的来信，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第二年年底，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到1972年12月2日，《来信摘要》已编至第858号，平均每月编 印70余期。1973年1月6日，《来信摘要》已编至1973年第27号，仅开年6天，就编印来信27期，可见《来信摘要》反映的信息比《要信摘报》还要多几倍！《来信摘要》登载的多是老干部家属和级别不太高的亲属来信。从《毛泽东年谱》看，毛泽东在《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上的批示，就有十余次。这在当时对老干部的复出和解放，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与中央办公厅一样，作为国务院系统中枢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也办有反映各种信息的内参。如1969年1月11日，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刊登一封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7日，周恩来将此内参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这里的“代表”，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代表。
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老同志外，还有一些老同志是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问题。可能对有的老同志来讲，利用中办内参《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的渠道，不如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更好更快。如陈云于1972年7月21日给毛泽东去信，请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能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提出可否破例给他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以方便春秋季节到外地调研考察等。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不久，陈云再次出山，协助周总理工作，同时参加了在京老同志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有哪些老同志参加，是什么性质的学习班，始于和止于何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还有一些老同志写给毛泽东的信是托人转报毛泽东的，如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刘淑清托王海容、唐闻生转送，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托汪东兴转送，地质部部长何长工托江青转送，都是恳请改善现状，希望组织做出结论、重新安排工作等等。总之，在1972、1973年这两年里，毛泽东通过和运用内参渠道，解放和重新起用了一大批老干部和老同志，有的还迅速委以重任。如苏振华复出工作不久，便参加了始于1973年9月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中办除秘书局信访处编印了《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要信摘报》和《来信摘要》外，下属的机要室还编印过《文电摘要》，秘书室编印过《群众反映》《情况简报》等不同渠道、不同平台的内参，毛泽东对这些内参也曾阅读和批示，有的批示成了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四）军队系统内参及其作用
按照当时的形势需要，军队系统成立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相应地也随之设立了反映军队问题的内参机制。如1967年1月25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反映部队一些已被夺权单位的情况，并提出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第二天看到这份内参，迅即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根据毛泽东“军队不能乱”的思想，同年2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这个规定，对稳定军队和尖端武器研制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年3月2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17号，登载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的材料。毛泽东看了这份内参后，于3月7日批示：“戚本禹同志：此件看过，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究竟怎样解决的，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报导送来，请酌处。”毛泽东想把这份不错的内参，再修改整理，以便公开发表。不过，从第5期到第17期的编号来看，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只出了13期，说明编者的积极性不高，或者可反映的信息不多。
如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一样，中央军委办公厅也编印了反映社会问题的内参。如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55号上，反映赣州武斗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等情况。赣州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战斗过的地方，对他而言赣州是非常熟悉的符号。毛泽东看了这份内参后，于6日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中央军委办事组一度是“文革”期间军队系统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机构。按政治逻辑，军委办事组也必须办内参。如1968年11月13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呈报一份情况简报，反映解放军某部五连收缴地方造反派武器时，遭遇抵抗，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毛泽东第二天即看到此件内参，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在此之前的8月28日，毛泽东看到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份信访摘报，说云南个旧、四川内江、河北保定等地群众组织和当地驻军召开谈心会、座谈会，群众组织代表称赞部队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则主动检查了在 “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对待群众的一些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由此双方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毛泽东看后于9月4日批示：“建议将此件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同年10月4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毛泽东批示和这份内参印发全军。
至于军队最权威媒体《解放军报》所办内参的作用，这里不再细述。
（五）部门内参及其作用
中国的内参机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自上而下地延伸至中央属下的各个部门，而各个部门也自下而上地呈报自己握持的内参信息，以便最高层由点及面、高屋建瓴地处理全局性普遍性问题。
例如，1966年9月8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9期上，登载一位奥地利人的来信，信中批评中国驻维也纳使馆有些人员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希望中方“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次日，毛泽东在这份内参上批示：“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第29期上， 登载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延安、南昌、井冈山等地后的几点看法。周恩来于1971 年2月18日将此内参报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毛泽东的这个表态，对当年南昌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而言，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同年3月10日《中苏边界谈判简报》第108期上，登载中苏边界谈判第16次全体会议的有关情况和建议，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决不能掉进对方陷阱里去。”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1975年10月9日编印的《政工简报》第31期上登载文稿，反映老知识分子如冯至、任继愈、严中平、何其芳等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的激动心情。 胡乔木于10月13日看后转报邓小平，邓小平于15日呈报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6日在这份内参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不久，毛泽东批示传向社会，给当时知识界很大鼓舞。有的部门呈报的内参，不经意间登载与毛泽东观点相左的消息，毛泽东看后亦坦然对待。
1967年11月25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呈报一份内参，反映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观点，认为中国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没想到这个明显反对毛泽东经典理论的观点，毛泽东于27日看后却这样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12月1日，针对姚文元对此文提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再次批示：“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毛泽东对外国左派不同意自己观点反倒持理解和支持态度，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政治开明、胸襟开阔的表现。
四
据笔者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 《毛泽东年谱》的粗略统计，毛泽东阅批过的内参有120余篇，本文例证的内参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里的篇数是已公开的，肯定还有没公开的，可能没公开的篇数大大超过已公开的。一些老记者、老干部、老同志的回忆录里，都透露过毛泽东的内参批示，且均未收入权威出版物之中。应该说，毛泽东的内参批示，几乎篇篇都有特色，篇篇都体现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及策略方式。就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判断：其一，内参的形态有稳定的，也有不稳定的。媒体和党政机关的内参，多数是稳定的，少数是不稳定的，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国内动态清样》等内参形态是稳定的，一直存续至今，而“文革”动态之类的内参则是不稳定的，政治风向一变，这类内参便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因形势需要而设立的机构，必定会随着形势的不需要而撤销，这种机构创办的内参也必定会随之消亡。如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后，其创办的《快报》《要事汇报》《信电快报》等多种显赫一时的内参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无论稳定还是不稳定的内参，都曾起过自己的作用，或大或小，或坏或好。
其二，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方面。不研究毛泽东的内参批示，肯定无法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文革”思路，更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譬如，他错在哪里？错误的信息从何而来？等等。
其三，毛泽东阅批过的“文革”内参，流露出毛泽东对高层人事的一些真实想法。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有的很简洁，如“同意”“请酌处”之类的短语；有的却写好几句，甚至流露出一些真情关怀。如对傅连暲来信，毛泽东批示要他“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傅连暲曾经救过毛泽东一命，故毛泽东对他说话放得开。对莫文骅将军来信，毛泽东批示中说：“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看来毛泽东很了解莫文骅，连他的性格特征都清楚。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上，曾反映17个红卫兵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等，在银行取款时被抓获。查实除两人外，其余均是高干子弟。毛泽东阅后批示：“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由此看出毛泽东对部分干部子弟的印象，不是太好。罗瑞卿于1974年12月给毛泽东写了长达78页的来信，毛泽东当时视力已出现问题，只好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前后共5个半小时，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是深有感情的！
对一些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和礼数。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于1975年8月3日写信给毛泽东，中办信访处将其刊登在8月7日《来信摘要》第540期上，直至六个月后的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才批示：“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从这份毛泽东最后的内参批示看出，尽管当时毛泽东因眼疾而无法回信，但他始终记着这件事；他与刘大杰之间的对话，是两个文人之间的平等学术交流，毛泽东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对刘大杰非常客气，真实而充分地体现了晚年毛泽东一贯的领袖人格魅力。
其四，“文革”期间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内参有联系，有的甚至是内参引发的。如交通部“风庆轮”事件、外交部 “《新情况》之争”事件等等。内参也是“文革”各种政治势力表现的舞台，是各种观点交锋的平台，是各个政治人物利用的渠道。它的故事性强，冲突性有时也烈。内参天然的保密身份，使得我们今天对“文革”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仍然感到扑朔迷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作者：尹韵公，男，重庆人，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史和新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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