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怎样进行伟大斗争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下简称《地位》），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并根据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从认识斗争的意义、凝聚斗争的力量、指导斗争的理论等方面，深刻阐述了怎样进行伟大斗争的若干重大问题。
重温这篇经典著作，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锻炼，党逐渐成长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在《地位》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站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高度，明确地知道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更加自觉的精神状态开展伟大斗争，并认真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完成党的历史使命。
提出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与当时的抗战局势密切相关。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将主要力量用来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则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中国抗战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
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党员能否正确认识自己，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能否把抗战引向胜利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地位》中郑重指出：“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全党同志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而“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国共两党遵循先贤古训，摒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合作。尽管如此，由于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提出的抗战路线又是截然不同的。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则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道路决定命运，坚持哪条抗战路线对最终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地位》中明确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发动全民族的力量，这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的“唯一无二的方针”。
无论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深刻阐述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是确定的原则；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党就无法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凝聚整个中华民族对日作战的战斗力。
为了更好地凝聚斗争的力量，毛泽东在《地位》中强调共产党员要注意改进统战工作，必须以大局为重，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他专门指出协商办事的重要性，要求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团结党外人才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实践证明，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自身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句名言是毛泽东重视理论工作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在《地位》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特别重要的是，他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地位》中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指导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使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问题，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斗争，需要进行新的“结合”，创造新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指出“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强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以苏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个认识对党内同志产生了深刻影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来源：《新湘评论》2019年第十三期；作者：毛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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