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双：俄罗斯学者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学术化转向的复兴与发展，重新趋于活跃。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俄罗斯学者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思想体系的理论创新。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В.Г.布洛夫（В.Г.Буро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第三条道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里程碑——对中共十九大的总结》等学术讲座和学术论文中，他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思想体系纲领
作为访华六十多次的俄罗斯著名东方学家，布洛夫一直关注中国思想体系的理论发展，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引起了他的关注。布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是新中国历史上区别于以往党代会的重大战略性事件。大会不仅总结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的第一个五年任期的政治实践活动，提出了未来30年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而且在此报告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理论观念和新的思想体系纲领。
布洛夫2019年5月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座中曾着重指出了研究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俄罗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当代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体系的研究很少。大部分俄罗斯人对中国思想体系状况的了解还停留于中国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阶段，不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更不了解中共十九大后中国思想体系的新变化，这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与中国的合作。近几年布洛夫致力于在俄罗斯宣传当代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体系理论研究成果，每年在俄罗斯最权威的杂志《哲学问题》《自由思想》杂志上特别推出中国哲学和中国政治理论的专栏。他指出，让俄罗斯学界了解当代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发展的现状，对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乃至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是有未来的国家
为什么苏联经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最后解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何以蓬勃发展？这是全世界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布洛夫得出结论：中国思想体系的不断发展创新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有未来的国家。
2018年，布洛夫在俄罗斯高等科学教育讲习班作的关于“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公开演讲中深刻指出，“中国是一个任何理智的人都无法抗拒的国家。当我去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包括俄罗斯的留学生。我教的很多学生到了中国之后甚至不想离开中国，因为这是一个未来的国家，一个现在正式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强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今天，没有中国，任何国际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以此领导全国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他们几乎一直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渐进改革的新发展模式——经济上实现国家通过综合性的宏观调控管理经济，规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政治上实现国家集体领导、共同决策。”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在改革前有很多共同点：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角色、计划经济、相同的思想体系安排等。中国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失败了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苏联领导层没有像中国那样实现社会经济转型。中国的渐进改革是在严肃分析、科学决策基础上做出的，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及他的团队在没有创造必要的经济改革条件的情况下，就走上了急剧的政治制度改革道路，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领导国家的权力。叶利钦及其团队抛弃苏联共产党后所开启的休克疗法搞砸了所有东西，转向了一种错误的发展模式。如果20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借鉴中国的经验，在有共同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指的是苏联和中国）采取符合国情的改革方式，苏联的发展不会那么糟糕。布洛夫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大胆地思考，大胆地说话和勇敢地行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战略、新理念、新思想体系纲领，也是推动未来中国发展的指导原则。
符合东方政治文化传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布洛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与儒家传统观念相结合，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智慧。他的这一观点与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就强调我们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理想应用于实境”，而且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虽然李大钊十分赞赏西方文化，但是，对于东西方的文明，李大钊仍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这两种文明的共同参与。
布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渐进的改革方式保障稳中有进，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严肃而专业的分析论证保障决策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层次研究成果汇总并进行广泛的分析基础上做出最终决策；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复考验选定党中央的领导人保障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和改革道路的延续性；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保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思维方式，在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思想体系挑战时，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条件，确定所提供的措施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能力。同时，布洛夫认为，中国的民主体现了东方政治文化传统内涵的民主，西方模式的自由选举产生了错误的结果。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她有一个从上到下的垂直的政治传统，所以，西方民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А.Г.杜金（А.Г. Дугин）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崛起，证明了西方“历史终结论”是错误的。
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与中国化的比较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中国意识形态的不断发展创新，必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系列的成功，这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有未来的国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创新的本真精神，它尊重全世界每一种文明体及其选择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反思与批判。
（作者：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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