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遵循———重读毛主席《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著作中，《论十大关系》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篇光辉文献不仅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是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性著作。《论十大关系》不仅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探索走好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确立并特别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重要原则，并开启了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宏伟篇章。今天，经过历史的一再检验，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毛泽东60多年前的光辉著作，不仅在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征程上始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经常重读、深刻理解、永远铭记的重要遵循。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只有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真正愿意帮助中国，其中帮助中国最大的就是苏联，再加上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建设经验，而苏联又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很多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政治选择，坚定地站在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对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政治选择，是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确定的。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经典文献中，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了新中国必须“一边倒”。正如他在文中所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由此可见，他所强调的“一边倒”，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倒向苏联这么一个具体国家，而是指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是指新中国坚定不移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这个“一边倒”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超人的政治远见，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重大政治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学习苏联，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26日率团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并到苏联不少地方进行参观学习。1950年3月3日，访苏归来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学习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1953年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且要采取真心实意的态度广泛地学习苏联:“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向苏联学习，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实而正确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刚开始时也确实是很大程度上在模仿苏联的做法，甚至也出现过照抄苏联办法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僵化、迷信地对待苏联的经验，而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照抄照搬、盲目模仿，并且从一开始注意到了如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学习苏联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向更多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早在1950年3月10日，他在接见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同志时，就对这些不久就要出国赴任的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们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他这里提倡的向外国学习，不仅包括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更包含了向所有国家学习。1955年10月15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时就表示，日本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这也表明了中国“一边倒”是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排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等的学习。
毛泽东不仅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他在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一直都是教条主义的天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已经开始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他便开始着手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探索。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后，随着党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再加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中也暴露出苏联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科学地学习苏联，更加深入、全面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论十大关系》就是探索中的一篇标志性文献。正是《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毛泽东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在开篇部分便特别提醒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并且，在具体论述十大关系时，他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如在论述第一大关系，也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他开始就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并进一步拿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却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带来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等问题提醒大家，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决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论述第四大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又用苏联的教训提醒大家:“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在论述第十大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他不仅提醒大家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缺点，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而且毫不回避地指出我们曾经存在的问题:“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批评有些人毫无主见，对事物不加分析，而是完全以“风”为准，别人刮什么风他也跟着刮什么风，结果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了“第二次结合”:“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紧接着批评了教条主义，揭示出教条主义的巨大危害和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性、紧迫性。
但要指出的是，一直坚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强调“以苏为鉴”是为了避免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并不是不再坚持“以苏为师”，而是要把“以苏为师”“以苏为鉴”很好地统一起来，更好地向苏联学习，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化，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3月23日晚上，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时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等于是明确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一重大课题，并进行了破题。4月4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进一步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首次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并紧接着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以及后来在国家建设中考虑能否不用苏联少用苏联的“拐杖”，就是在进行这种探索。1958年3月9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强调，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3月10日，他在第二次讲话中特别批评了教条主义，强调要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3月18日，他在主持会议时又强调:“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一次次强调，就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注意苏联经验的中国化，只有真正做到既“以苏为师”又“以苏为鉴”，进一步切实搞好“第二次结合”，才能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一直注意坚持“以苏为师”“以苏为鉴”相结合，在继续向苏联为代表的外国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且，他还进一步告诫全党:“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从不盲目排外，更不崇洋媚外，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独立自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道路，努力走好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外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决不盲信、更不迷信，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的重要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更好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开篇，他就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进一步阐释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而且，他在结尾部分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善于团结多方面力量，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把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一起称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不仅没有忘记这个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很好地将之付诸实施，使之凸显出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新中国是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多年的战争让工业、农业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再加上我们不仅面临国民党残余武装势力、暗藏的特务、土匪等破坏，而且要集中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去，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再大的苦难也难不倒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定决心一定要早日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求必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仅善于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使举国上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而且要善于调动国际上一切积极因素，赢得更多国际上的支持、支援。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使用，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原来的工作人员等的改造使用，甚至还有对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战犯的改造等，都是在努力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毛泽东进行了解读:“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仅指出了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主要有哪些，而且强调了要辩证地看待消极因素、积极因素，科学认识正确处理各种问题、矛盾和关系，争取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使得积极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更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大事业服务。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不仅不能丢，而且要用得更好，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七大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就是论述这个问题。毛泽东不仅强调了要继续保留民主党派，要继续搞好统一战线事业，而且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原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仅让民主党派感到非常振奋，也是对我们党内某些同志错误对待民主党派言行的一个纠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释如何团结帮助民主人士:“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不仅要团结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和调动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积极性，而且对骂我们共产党的人也要团结、要养起来，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和气概。随后，他又结合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问题上又反对又不反对的表现，告诫大家要深刻认识到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我们要努力帮助和引导民主党派由反对走向不反对，从一定时期的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并且，在谈到对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时，他特别强调:“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提醒从中央到地方在精简党政机构时要照顾民主党派，要抓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主动改善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就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而温暖的有力举措将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并多次强调和告诫全党，统一战线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坚持的重要法宝，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划出最大同心圆，正是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重要思想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发展、创新，欣慰地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弘扬。
如何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为例进行了生动诠释:“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改造反革命分子让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种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气度，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谁还能有?而在新中国，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2019年7月底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上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就是讲述了我们党对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战犯的改造，使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内的绝大部分战犯都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从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一步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却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这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次生动展现。
毛泽东对于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战犯尚且如此，对其他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是非关系”时所再三强调:“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为了帮助大家深刻理解这个问题，他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为例，批评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甚至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而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提醒大家要记住这些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并且，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仅要允许他们改正，而且要积极帮助他们改，决不能仅仅是在旁观他们改不改。“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并批评指出一些人的错误本质:“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但这种帮助又是有前提、有原则的，那就是一定要搞清楚是非，帮助绝不意味着不要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更不意味着取消必要的斗争，批评、斗争不仅决不是为了整犯错误的人，而且必要的批评、斗争可以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更好地改正错误。
在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把这个思想真正贯彻好。1956年4月29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再次强调:“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并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大敌当前，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前高级军官也争取。”就是强调一定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在这里特别阐释了在国际上如何去做。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又反复强调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1956年9月15日，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开篇就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再一次向全党强调这个问题，也是对全党的一次大动员。1956年9月25日，他同参加党的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再次强调:“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一次次强调，可见毛泽东对整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推动着越来越多人深刻认识到贯彻好这个思想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一切积极因素，决不仅仅包括人力的因素，还包括物力、财力、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是要把人力、物力、财力、政策等多方面的积极因素都积极调动起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论述的十大关系既是十大问题，也是十大矛盾，处理好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矛盾，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展开的。在后来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更是认真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十二个方面深入分析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矛盾，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特别是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目的也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毛泽东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辩证地看，从来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其辩证统一的关系，强调要努力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同时警惕积极因素蜕变为消极因素。今天，我们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要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不仅是中国人民几代人的梦想，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并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筹划。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在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3月5日，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向全党提出了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并且是必须完成的。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不仅第二部分的题目就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而且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认识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这是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全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号召，为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思想动员、舆论营造和政治准备。经过几年的探索，特别是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到4月24日结束，实际听取报告的时间为43天，并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讲话。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却已经形成了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并展开论述，并重点结合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展开论述，开启了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宏伟篇章。
能否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能否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和重心所在，这不仅是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时多次强调的重要问题，也自然成为他要论述的十大关系之首。在首先强调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之后，毛泽东结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展开论述，提醒大家要注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深刻认识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从而真正做到引以为戒，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努力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如何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加大农业、轻工业的比例:“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强调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为了帮大家更深刻地认清这个问题，他进一步辩证地分析指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强调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从而使更多人认识到，强调重点并不是离开非重点而孤立地去发展重点，而是要把重点、非重点辩证统一起来，既要努力抓好重点工作又要同时大力抓好非重点工作，采取科学有力的举措做好非重点工作并使其有助于推进重点工作，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就是如此。并且，他还透过繁纷复杂的矛盾现象科学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比剖析了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和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两种办法之间的利弊得失:“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用浅显易懂的道理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农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这就把农业提高到了直接关系重工业甚至整个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位置，从而让更多人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方面形成共识，凝聚起走好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强大合力。历史也证明，毛泽东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始终注意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出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和人民情怀，而且成为其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重大问题，并一再强调和深入论述。1956年9月15日，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向全党提出了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重要任务，对正在开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的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57年2月27日，他在后来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三化”，并且将原来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成“现代工业”，“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改成“现代农业”。而且，他在讲话中还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单独列了出来，明确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一次强调了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是要反复提醒大家要注意这是走好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和重心。后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更是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其中“工业现代化”仍是第一位的，凸显了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负起的时代重任。
当然，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决不是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关系也必须处理好。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剖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继续辩证地剖析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处理好这些关系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如谈到如何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科学分析和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强调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是我们工作的重点的同时，直面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和不那么十分注重沿海工业发展等问题，又一次辩证地分析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不仅在对比中强调了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非常必要性，指出了忽视发展沿海工业的巨大危害性，使越来越多人深刻认识到真想发展内地工业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更多地利用和发展以轻工业为代表的沿海工业。正是毛泽东作出的充分利用沿海工业这一重大抉择，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市赢得了又一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并大大支持、促进了内地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沿着正确方向又好又快地发展。此外，他关于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思想也成为新中国处理这一关系的重要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明确提出要“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并进一步指出:“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这正是对毛泽东当年的相关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制度化，也再次凸显了《论十大关系》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对今后更好处理好这一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
（作者：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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