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引领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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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决议深蕴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思想，展现了党和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党和军队建设的引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自觉的风险意识和求实的工作方法；这些思想认识和实践特征为加强党和军队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新时代，党和军队建设需更加具有时代性、斗争性和政治性，积极回应时代课题，主动应对执政风险，以政治建设统领党和军队建设的各项事业。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要求。2018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突出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这一重要思想既突出了新时代党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深蕴了党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明确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是党和军队建设的关键性历史节点，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党中央要求全党把党和军队建设工作抓得更紧更实，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系统地研究《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引领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增强党和军队建设的问题意识、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落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实践要求，汲取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智慧力量都有重要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开篇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P726)这表明古田会议的召开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决议内容正是对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主动回答。
1．回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明确了建军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建设的经验主要是在大革命期间逐步积累起来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党开始了独立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探索，并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中国工农红军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为主体组织起来的；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军约4 000人，全军1 324名党员中，工人311人，所占比例为23%，非工人比例为77%。[3](P74)这一状况存在的潜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旧军队的流寇主义，农村小生产者、流氓无产者的盲动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等思想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作战中，许多官兵群众搞不清楚这支新生军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如何把这支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从旧军队起义和解放过来的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课题，也是党引领政治建军的首要切入点。
面对军队性质问题，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分析了军队中单纯军事观点的具体表现，剖析了单纯军事观点存在的原因，即“政治水平低”“雇佣军队的思想”“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2](P728)等。在此基础上，《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基本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P727)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P727)进一步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政治要求，一是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领导；二是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这是中国红军建设经验的总结，成为建军的普遍性政治要求，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4](P85)
2．回答了“谁来领导军队”的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政权是从枪杆子中打出来的，枪杆子掌握在谁手中是建党建军的关键问题。尽管红四军成立后，边界各县地方党部纷纷建立，群众斗争不断发展，党的领导逐渐增强，但是在转战赣南的挫败曲折中，红四军内部对“谁来领导军队”“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问题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这成为当时红四军党内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加之刘安恭到来引起的党内纷争，直接引发了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有同志认为党管得太多了，权力太集中前委了，毛泽东主张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认为分权主义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朱德不同意以“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认为这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5](P150)从表面上看，这是机构设置问题，实际上是领导机制问题，涉及军队领导主体问题。
红四军“七大”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但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未提出批评，决议成为“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的折中议案”。[6](P135)会后，毛泽东离开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由于前委不健全、准备不充分，会议无果而终。广大官兵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去了领导核心；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一些决策就会失误，组织就会松懈。同时，党中央也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于1929年9月28日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作了明确结论，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示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任前委书记，这对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古田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的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2](P727)并进一步分析了军队内领导主体分歧产生的原因，指出党和军队“政治水平低”的主要表现是“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2](P728)要求“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2](P729)这些要求和规定诠释了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军队活动要服务和服从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保障了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
3．回答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政治认识
“军事与政治关系”问题与“谁来领导军队”问题的回答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是对“谁来领导军队”问题的延伸，是党和红军建设的关键问题。军事与政治关系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形成全党全军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政治共识。
古田会议前，红四军中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会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在游击工作中厌烦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只注重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2](P68)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纠正了这一错误观点，提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2](P727)的著名论断，并在《古田会议决议》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一是规定了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的总体工作原则，要求“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2](P759)二是明确了二者的职责分工，赋予了政治机关在特殊情况下的地方政权属性；三是指明了二者在处理各项工作中的关系，要求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军队听从党的指挥。
古田会议对军队和政治关系的回答，阐明了党和军队在行动中的关系，避免了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军队中的影响，使全党形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共识。1931年，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阐释了红军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明确指出要“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7](P2)
可以说，古田会议对“建设什么样的军队”“谁来领导军队”“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红四军正确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引领党和军队的建设方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8]
古田会议从政治着眼，审视和纠正了红四军党内军内的突出问题，使红四军领导机关明确了建党建军的政治方向，坚定了立足群众的政治立场，形成了听党指挥的政治共识。在对古田会议前后问题的回应中，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风貌展现了其高度自觉的风险意识，展示了其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1．防范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风险，坚定全党全军的理想信念
政治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清醒，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8]是党和军队建设的逻辑起点。由于红四军党的领导机关一度对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得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形成了较大影响，偏离了党的理想信念。对此，中共中央和红四军领导机关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谨慎讨论红四军内部问题。
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内部对要不要建军委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分歧，特别是1929年6月8日在白沙召开的前委扩大会上争论很大。但是，随后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强调：红军“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民权革命的三大任务”，“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6](P133) 8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和朱毛争论的详细情况后，鉴于红四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后通过的“九月来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了红四军的基本任务、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在这一背景下，《古田会议决议》剖析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错误及其纠正方法，要求“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4](P85)
2．防范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化风险，涵养党和军队建设的政治生态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党和军队建设的基础性和经常性工作，加强军队内党的组织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涵养政治生态的有力路径。对于党的组织建设上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化倾向，在中共六大前后，党中央就已有清醒认识。
1928年11月，为贯彻执行六大决议，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告全体同志书》，明确指出了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要求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实现党员职业化，改进支部生活。[9](P8-13)1929年4月，周恩来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认识到“二月来信”中要求分散红军的错误，为中央起草了36号通告（《目前党的组织弱点与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进一步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党内和平等错误观念，反映了党中央对组织建设风险的高度警醒，这些正确认识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古田会议决议》指明了党内军内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的严重错误，指明了党的组织领导弱化、党员质量差、组织行动单纯军事化、组织生活随意化等突出问题，要求理论上铲除这些思想产生的根源，组织上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开展党内批评，加强党员教育等。古田会议在党的组织上的相关规定，巩固了党的基层组织，将组织建设与党的理想信念、政治路线相统一，强调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有效涵养了红四军党内的政治生态。
3．防范脱离群众风险，夯实党和军队建设的政治根基
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政治根基，正如习近平所要求的，全党“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10]
红四军在苏区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广泛动员群众，构筑了党和军队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在重大问题的讨论上，总是征求群众意见，如井冈山出发问题、东固分兵问题，都充分发掘了群众的智慧。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了恢复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指明红军要承担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也明确指出，“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3](P54)提出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3](P55)的尖锐问题，呈现了红四军领导机关防范脱离群众风险的自觉意识。对此，《古田会议决议》指明红军不是一个单独打仗的东西，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基本任务，做群众工作是其重要职责。这一要求和定性，使全军厘清了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实践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更好地扎根人民，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思想问题的根源在于不讲政治。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注重防范党和军队建设中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风险，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加强红四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以“固本培元、凝魂聚气”，[8]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巩固了党的群众根基，有效化解了党和军队的建设风险。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指出，军委等原则问题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3](P74)实际上，古田会议前红四军的各种问题正是历史问题的反映，这就要求中共中央和红四军领导机关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找出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的思想问题与提出的实施途径，彰显了党中央和红四军实事求是解决党和军队建设问题的端正态度和工作方法，贯彻落实了党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
1．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应有之义，古田会议把党内军内思想问题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相统一，从解决党内军内思想分歧入手，突出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要求，首次以决议形式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对此，习近平曾在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8]
《古田会议决议》还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工作要求。一是提出了加强党对宣传工作领导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方向。决议强调宣传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2](P743)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针对宣传内容和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包括宣传纲领、宣传对象、宣传主体、机构设置、经费管理、宣传形式等，保障了党对宣传工作领导的落实，形成了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塑造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二是提出士兵政治训练问题，要求通过上政治课与谈话等方式，提升士兵的政治素养和理论认识，把握士兵的思想动态，引导其明确自身担任的革命使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是改良士兵待遇，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通过对士兵的关心关爱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形成士兵对党和军队的正确认识。
2．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既是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保障，更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肃党内生活最主要的工作原则和工作制度。红四军在打仗行动中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化思想倾向，使党的领导明显被削弱，遭遇了行军中的各种危险。因此建立有效的组织制度，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古田会议纠正错误思想倾向、维护党的领导、引领政治方向的必要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深入分析了关于组织建设思想的错误根源，专门阐述了党的组织问题。一是提出了纠正错误思想的明确方法。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在深入了解下级机关和群众生活的客观情况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P729)一旦做出决策就坚决执行；要组织党员充分讨论党内问题，得出明确结论，一旦讨论通过就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少数人“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2](P730)要教育党员形成集体的组织观念，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避免忘记党的政治任务，通过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要求广大党员“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2](P732)二是要求全党努力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2](P735)决议在组织建设上提出党员发展路线，强调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组织原则；针对组织松懈问题，要求清洗不合格党员，严格入党条件和入党介绍人职责；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创造性地提出“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2](P732)的命题，提出了增强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兴趣的有效方法，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提供了科学的平台和载体，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三是在组织教育管理上，要求以支部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加强士兵教育管理，讨论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形成有助于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共识和组织保障。
3．严明党的纪律规矩
党的纪律规矩，是保持全党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一致的“带电的高压线”，是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维护党的形象、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注重在军队和群众中宣传。后在转战中，由于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顿，军队出现纪律松弛现象。对此，1929年6月红军在新泉休整时，毛泽东就提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3](P69)12月，红四军进行新泉整训，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对纪律松弛进行了初步整顿，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随后，《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纪律制度，这是维持红四军党和军队的组织建设的生命脉络，从制度层面保障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严明党的纪律规矩，既要增强党员的纪律意识，又要坚决贯彻执行。在纪律意识上，《古田会议决议》规定要加强教育，将三大纪律的建设理由编入士兵的训练材料，在对新兵和俘虏兵的特别教育中，提出对他们进行三大纪律及其理由教育，这些都是红四军广大士兵明确纪律要求、增强纪律意识的有力途径，以此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在纪律执行上，决议批评了不执行纪律的错误做法，如“在担负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2](P737)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也明确提出过，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下级要求不严，认为只要达到军事目标，破坏纪律无关紧要。实际上，这种认识和纪律的不执行又会助长军队的纪律松弛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决议进一步规定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2](P738)针对红四军纪律处罚过严、实行肉刑的不当做法，决议提出废止肉刑及其法律程序，要求全军除自觉遵守废止肉刑的纪律外，还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2](P756)红四军通过广泛开展作风纪律教育和相关宣传工作，彰显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风采，为党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制度约束和制度保障，提高了党领导的军队的战斗力。
在长期实践中，党和军队建设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这是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重要任务。古田会议明确的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原则、要求、方法内在地蕴涵着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要素，展示了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的政治立场、理想信念、革命使命和建设目标等，为新时代党和军队建设积累了历史经验，汲取了智慧力量，提供了有益启示。
1．党和军队建设要有时代性
党和军队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要与一定阶段党和军队所肩负的使命紧密相连，呈现鲜明的时代性。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的政治路线主要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展根据地建设，形成革命的复兴之势。古田会议紧紧抓住红四军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纠正错误思想，加强组织、纪律、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妥善解决了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性质、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积极回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谁来领导军队”等一系列问题，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增强了广大党员士兵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提升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党和军队建设的突出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特别是2014年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即“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8]并围绕这一主题，作了一系列具体的工作部署，要求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高中级干部管理、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战斗精神培育和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彰显了军队建设的鲜明时代特色。
新时代，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军队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改进新形势下的军队政治工作，实现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切实提升党的形象和军队的战斗力、向心力、凝聚力，使党和军队的各项工作能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课题。
2．党和军队建设要有斗争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11]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革命岁月中，为了实现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发现问题，敢于同敌人作斗争，勇于与错误思想作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他们通过积极健康的党内斗争和科学化、政治化的党内生活营造了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有效化解了党和军队建设中的各种风险。
新时代，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这其中的风险考验是尖锐的，严峻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正如习近平所说，“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11]艰巨任务与复杂形势的交汇，要求中国共产党既需要具备主动防范风险的能力，也需要敢于以斗争的精神做好抵御风险的准备，打好化险为夷的战略主动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推进伟大工程、发展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在伟大斗争中，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强大的人民军队必须提供坚强的后盾与保障。在重大考验和大是大非面前，全党全军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展现党和军队建设的成效。当然，党和军队的自身建设也要有鲜明的斗争性，通过淬炼自己，永葆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牢牢把握斗争方向，站稳斗争立场，赢得斗争的胜利。
3．党和军队建设要有政治性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永恒话题，不能有半点松懈。古田会议时，毛泽东以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原则，统一了党和军队的思想，保证了行动的一致性，充分诠释了党和军队建设在革命时期的目标要求，为革命走向复兴和新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革命时期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12](P214)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3](P207)再到改革开放后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14](P166)这展示了党和军队建设讲政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和军队的政治建设做得好、做得实，全党全军就能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否则就会思想动摇，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出现思想和行动的严重偏差，迷失方向。
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军队的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8]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一新定位折射了党的建设的最新时代要求，展示了其明确的现实性、针对性和指向性。2018年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军队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2019年《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规定，“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15](P3-4)同时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融入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制定和落实全过程”，[15](P4)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进一步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在全党全军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根本性、统领性地位，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政治要求。
[1] 把我军我党的领导和建设工作抓得更紧更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N].人民日报，2018-08-22（1）.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6]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4-11-02（1）.
[9]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J].求是，2019，（14）.
[1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N].人民日报，2019-09-04（1）.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作者：沈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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