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反思大革命后期党内右倾错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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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反思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善于从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中吸取经验和总结失败的教训，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环节。在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右倾偏差，形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党无法挽救大革命失败的结局。在这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以史为鉴，不断深刻批评和反思陈独秀在统一战线、农民问题和掌握革命武装等方面的右倾错误，避免了党重犯类似错误，并在吸取其教训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理论，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关键点和核心主题，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一、反思统战中的右倾错误与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中国化
第一，毛泽东批评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上存在的右倾错误，阐明了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右倾错误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丧失自身独立性，实行妥协退让政策，没有重视和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批判了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放弃党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批评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后期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是去做客人的错误，从而把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右派，迁就国民党右派，幻想依靠大资产阶级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八七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这一血的教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结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总结和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可见，党的正确领导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任务最重要的条件。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总结和反思大革命时期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历史事实后，指出了党的领导权对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毛泽东这一结论是在总结了包括大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使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均有领导全国抗日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呢？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的前夕对此作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由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来领导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因为在大革命时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基于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领导即将爆发的全面抗战。“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基于大革命时期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因此，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大革命后期党主动放弃领导权的历史教训在新的全面抗战的形势下不能继续重演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毛泽东以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说明，在即将进入全面抗战之际，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就不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即将全面抗战的复杂局势下，毛泽东以敏锐的历史眼光审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是对自大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正确反思和总结。
第二，毛泽东以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所犯的严重右倾错误为教训，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在军事、经济等实力上的明显优势，一些中共党员缺乏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在统一战线中存在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的倾向。为了批评、纠正这种右的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必须以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戒，他指出：“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多次强调，“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就是基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教训来说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断挑起和制造摩擦，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各种复杂关系，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拉住国民党抗战，又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基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项错误思想”。当时由于国民党的优势地位，有些人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本质认识不清，产生了右的倾向，特别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出现，并逐步发展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讲话，又继续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严肃批评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在1939年10月4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再次指出：“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同统一战线中无原则的退让作斗争，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壮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进行了总结：“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的统战策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战理论。
二、反思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与无产阶级同盟军理论中国化
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问题。在大革命时期，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党内存在着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的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当这种右的倾向不知道如何寻找无产阶级同盟军之时，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较早发现了农民阶级的重要性，把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同盟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突破口，在不断反思和总结大革命时期党在农民问题上右倾错误的基础上，成功解决了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较好地解决了陈独秀未能解决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同盟军理论中国化作出了最具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毛泽东从回应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批评的角度，阐明和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力量和动力。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导致其在指导思想上陷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忽视甚至忘记农民。在大革命中后期，党内外有一些人批评责难农民运动，“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文章，从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革命目的及核心问题的深度和高度，深刻阐述了关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农民运动完全不是一些人所讲的“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正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题解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认识和领导，大革命后期有些地方开始搞起所谓“洗会运动”，把一些革命的贫苦农民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洗”出去。湖南的一些县很多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甚至被关进监狱，这就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这正是由于陈独秀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估计脱离实际，从而主张依靠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导致的。在纠正大革命后期严重右倾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大革命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大革命失败后艰难的环境里，保存力量，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紧紧地依靠了农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里，农民阶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力量，忘记农民就没有力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大革命后，毛泽东一直反思和总结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肯定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走上了以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实质上是在革命实践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主要力量源泉。
第二，毛泽东从批评大革命后期党内对于工农问题的错误认识和政策出发，阐述了中国无产阶级同盟军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度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得到广大农民的广泛支持，得到农民大众拥护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全面认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对工农力量认识不足，不能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作出科学分析，在理论上没有形成无产阶级同盟军的科学认识，因而在实践中，“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与此相反，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潜心调查研究农民问题，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同盟军的思想，而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等的研究和分析，认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所不同。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毕竟人数太少，没有农民这个庞大群体的拥护和其内生磅礴力量的支持，中国革命无法取得胜利。在大革命后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民党中右派势力日益膨胀，革命阵营中出现各种危险倾向，党内主要领导者“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此时，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并对农村农民问题调查研究后，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吸取失败的教训，毅然走上了依靠工农联盟进行土地革命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重大历史关头，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观点，分析在民族矛盾上升后工农、资产阶级等的抗日态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大革命开始就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革命力量，面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抗日态度同样是最坚决的。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基于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认为，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各阶级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进一步总结了包括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他说：“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史为镜，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工农联盟策略，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同盟军理论，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同盟军理论的形成和成熟。
三、反思军事工作中的右倾错误与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中国化
以暴力革命方式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武装斗争的右倾错误认识及实践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没有积极争取革命武装，以至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下无法有效反击，致使大革命遭受失败。毛泽东通过批评、总结和反思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并将其从理论自觉引向实践自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的中国化。
第一，毛泽东从反思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在理论上阐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虽然从成立之日起就对武装斗争非常重视，但大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党除了掌握极少量的武装力量之外，并没有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独立掌握的武装。对于如何独立掌握武装进行革命，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严重偏差，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真正上升到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结合中国军阀统治的现状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回顾、批评和总结了陈独秀在武装斗争方面的右倾错误，沉痛地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大革命时期忽视军事斗争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忽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没有明白掌握武装与夺取政权的利害关系。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他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用“枪杆子”这个老百姓都能够明白的词汇来阐明武装斗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毫无争议地进入一般工农大众的头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正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的要求。
第二，毛泽东从反思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从实践上阐明了党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和必然性。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数领导人不懂得掌握武装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的中国化归于失败。“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总结大革命时期党因不注重军事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领导秋收起义，创立了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而创建中央苏区，通过革命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掌握武装对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内外出现不同的认识，党内少数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对党的战略策略上采取了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为防止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再犯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中强调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史，指出：“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正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汲取了大革命后期的经验教训，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抗战的良好局面才得以形成，毛泽东由此感慨道：“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更重要的是，经过实践的洗礼，党在抗战时期已经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与中国武装斗争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政策，取得了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就给自由的论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没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就没有人民的利益和自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包括大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的中国化。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反思和总结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不是为了算历史旧账和追究个人历史责任，而是将其置于党的特定历史阶段进行辩证的、历史的考察与反思，“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实现党的特定的政治目标。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不断反思和总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参考文献:
（作者：熊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谷秀娟，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生；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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