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原则思考 ——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
编者按：2019年是毛泽东召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60周年，今天的我们应更明确毛泽东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对苏联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内容观点有诸多议论，还提出中国如何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一问题，旨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不仅提出“虚”“实”结合的基本遵循、既要“有经济”也要“有政治”的理论定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要求，还对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具体写法给出建议。重新回顾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原则的思考，对今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1956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规律(1)。虽然该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其源头可追寻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初毛泽东的若干思考。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前，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就已萦绕于毛泽东的脑海。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揭露出来的苏联模式弊端，毛泽东及时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2)。可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基于自觉而深刻地认识到苏联模式弊病的前提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我国的改革和探索提供了一次历史契机。借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重要观点，对于构建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开创性的有益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3)。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益探索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如果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那么毛泽东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所形成的批注和谈话将是这条探索道路上的重要路标。正如邓力群所说的，“批注和谈话”“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4)。其中，不仅蕴含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宏大问题的思考，还涉及毛泽东对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产过程中对人的物质刺激与精神激励等微观层面的思考。此外，重要但容易为人所忽视的是，毛泽东还花了大量精力来思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5)这一问题。
思考这一问题，表面上是由于毛泽东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第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内容到写法都有不满意之处，更深层原因在于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再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必须开始思考构建凝聚中国经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性，即不盲目地迷信书本、被书本的内容牵着走，而是使阅读材料服务于自己的思考，对教科书的内容、框架和写法既有评价也有议论。例如，毛泽东比较肯定教科书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作为叙述起点，认为这样写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但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架子”“不太高明”(6)“写法很不好”(7)“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8)。这些评价和议论表现了毛泽东对中国编写出一本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和期待，也突显了他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性思考。重新回顾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历来主张“务实”与“务虚”的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通过调查研究，广泛地积累事实材料，注意用科学方法来整理材料，作为工作决策的依据；另一方面，读书、学理论也要“有的放矢”(9)。所谓“有的放矢”，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来学习理论，这样的理论学习才不至流于抽象空洞。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批评了党内许多同志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些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0)。这种单凭主观想象和一时热情去工作的态度，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非常有害的。
回到毛泽东阅读语境中，我们可以还原出当时毛泽东所面临的问题域：首先是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如许多领导干部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不清、浮夸风与“共产风”盛行等。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处于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11)，出现一系列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寻找思想工具，然而“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2)，时代的变革给出了新命题，需要创造新理论来为当下的经济实践提供指导。
基于以上考虑，毛泽东一面派出调研小组去河北徐水、河南新乡等地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并嘱咐他们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13)；一面写信向县级以上的党委成员同志推荐读书，除了上述书籍，还有一本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建议若同志们学有余力，还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向与会同志推荐读两本书：《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次荐书体现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通过加强理论学习来澄清党内错误思想。鉴于当时党内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我国现阶段处于什么阶段、要不要在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划线”、现阶段还要不要商品、如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问题认识混乱，各级干部对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和思想准备不足，亟需加强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通过学习经典，党员干部们得以从纷乱事务的热潮中暂时脱身，使头脑“冷一下”，不至于“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像“热锅上的蚂蚁”(14)，获得正确的认知后才更有利于做工作。
除了推荐阅读书目，毛泽东还细致地提出了读书的方法。首先，要联系中国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来读书，既能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思路，也能防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其次，建议以读书小组的形式读书，最好是三五人一组，对全书从头到尾通读讨论。再次，要求读书要边读边议，对内容进行批判性阅读，既不迷信苏联经验，也不盲从教科书的编写方式，而是选择性吸收别国的建设经验，目的是为我所用。
从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编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要求贯彻始终。这在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性评价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15)这里毛泽东指出两种错误的学习和写作倾向：一是擅长在概念和逻辑的阴影王国里打转，却不同现实发生关联；一是拥有饱满的经验质感却苦于表达不畅。这两种倾向都是在编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应该予以摒弃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自提出之日就充满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1952年斯大林与雅罗申柯的争论。雅罗申柯曾于1951年作为苏联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处长参加苏联经济问题讨论会(16)，会议主题是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提建议。在讨论会上，雅罗申柯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将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将成为生产力组织的手段，因此社会生产主要在于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主要是生产力(17)。斯大林批评雅罗申柯的理论为“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18)。在《关于尔·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一文中，他说明了理由：首先，雅罗申科将所有的生产关系都等同于落后的生产关系，事实上，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还有对生产力有促进作用的新生产关系，且新生产关系是历史上主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要看到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积极推动作用。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作用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矛盾，它便失去了先进性，就需要有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它。雅罗申柯仅仅看到生产关系的消极作用，且将之视为凝固不变的，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其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存在一方能被另一方吞没的情况，雅罗申柯取消生产关系的独立性，将之归并到生产力领域之内，这意味着社会制度将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也是很荒谬的。最后，雅罗申柯认为只需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力便可以轻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是雅罗申柯并未说明怎样才算是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力，而且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并非如雅罗申柯所设想的那般容易，还需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这些都是雅罗申柯所未曾想到的(19)。
毛泽东赞同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评价：“他批评雅罗申柯要搞掉生产关系，剩下一个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个批评是对的。”(20)然而，毛泽东同样看到，斯大林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21)。斯大林不仅在文章中几乎没有涉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在现实经济工作中也“不强调政治，不强调群众路线，只讲技术，在这方面也是一条腿走路”(22)。单腿走路必定不会走得快、走得远。斯大林虽然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性质的区别，且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基本条件(23)，但是他没有具体阐明这三个条件的实现路径。在斯大林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实现这三个基本条件关键在于要“讲政治”：“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加上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过渡的条件问题就更加容易解决了。”(24)总之，中国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避免犯雅罗申柯式的错误，也要避免犯斯大林式的错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在教科书中所占的叙述比例不宜过重，否则就会混淆学科界限，成为自然科学或者国家学说。但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从文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政治太弱”(25)而提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对生产的作用的。这是一种基于特定历史语境的强调，而不是一般性的强调。因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只注重讲政治而不注重对群众的物质激励。事实上，毛泽东在对教科书的批注中多次论及这个问题，对这一问题是有较为成熟的思考的。首先，毛泽东澄清了“物质利益”的内涵。除教科书提到个人的物质利益，还存在社会集体和子孙后代的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并不是割裂的，相反，个人利益是在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实现中得以实现的。教科书将物质利益仅仅等同于对个人进行物质刺激，“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26)。教育人民为集体和后代、为社会的前途而努力奋斗，教育人民“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27)，这就是毛泽东所谓“讲政治”。其次，毛泽东要求对个人有适当的“物质刺激”。当教科书提出要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时，毛泽东在旁批注道“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28)。可见，毛泽东一直试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促进社会生产，物质刺激和政治激励都不可偏废。
怎样才算是一本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29)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是毛泽东评价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主要依据。如果将这一标准具体化，那么是否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就在于是否自觉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待问题。毛泽东认为，编写好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仅仅具有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哲学家的头脑，即要用辩证思维看待问题。《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既是革命家又是哲学家。作为革命家的他们拥有实际经验，作为哲学家的他们又能够自觉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武器分析问题，形成理论。在毛泽东读书形成的批注和谈话内容中，我们同样可以捕捉到毛泽东自觉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痕迹。
(一)联系的观点
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毛泽东强调不能孤立地考察生产关系本身，否则就会成为“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或“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在论及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应该有商品和价值法则的存在时，当时党内有一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立即宣布废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实行产品调拨。毛泽东称这些同志“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30)。正如斯大林所言：“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31)毛泽东也提出商品生产的性质要联系外在运行的经济制度：“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32)由于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只有当解决了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后，当社会生产的产品十分丰富时，才有可能废除商品交换，实行产品交换。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满足这两大条件绝非是轻而易举之事，至少现阶段不可能，其在一定历史时期还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如此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千万要警惕，不能像上文所述的那些党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样怕言商品生产、价值法则，孤立地看待商品生产，进而将其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
(二)发展的观点
“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33)，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这是毛泽东一贯秉持的观点。当看到斯大林说在天文、地质等自然领域中，人们就算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无力改变它们时，毛泽东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人们现阶段无法做到，将来必定能够做到。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乐观态度。
生产关系也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首先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不适宜提彻底巩固某种制度、确立某种秩序这样的口号。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组成，这样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其产生变化的过程，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毛泽东既看到当时我国实行两种所有制的积极作用，肯定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准确将之视为一个历史范畴。所有的历史范畴都将在历史实践中接受考验，随着历史实践的深入，特定的历史范畴将会被历史淘汰。
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34)。他拓宽了“社会革命”的含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社会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阶级斗争意义的革命，而是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革新。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暂时解决后，最大的问题便是调整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体现在经济领域，不是人民在少数人的管理下生产劳动，而是人民自身参与管理。通过总结鞍钢经验，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做法，毛泽东弥补了苏联教科书只空洞地喊口号说要实现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平等、同志般的合作关系的缺陷，找到了切实变革管理制度的实现路径。
(三)矛盾的观点
在读书时，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教科书最大缺点就是“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35)。在他看来，真正的科学都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便不能称其为科学；矛盾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思考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已有成熟的表述，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有进一步阐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的精神指导下进行修改和增补，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明显体现了赫鲁晓夫的“三和”(36)思想。按毛泽东的话说，“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37)，苏联的社会科学自赫鲁晓夫上台后“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38)。当修订版的教科书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39)，毛泽东在旁划了一条竖杠，打了一个问号，并批注到“否定社会矛盾是动力”(40)。新修订的苏联教科书不仅不承认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在叙述分析时也脱离矛盾分析法。没有紧紧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将其作为叙述的主线。这是编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应该警惕的。
除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原则和方法论的指导，毛泽东还提供了对教科书具体写法的建议，简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起点可以从所有制的变革开始。正如斯大林所说，苏维埃政权是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出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创造性地提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和平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成效。但无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采取何种方式，这一变革本身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历史出发点，也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起点，这样才符合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要从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而不能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以概念为出发点，抽象演绎，在概念和逻辑的阴影王国里打转，像一本政治经济学辞典。正如毛泽东所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41)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反观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的内容，可以发现他格外偏好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次历史经验，从中引出规律，说明道理。
第三，写书要有批判对象，要有议论。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因缺乏论辩性，“看起来很沉闷”(42)。毛泽东在谈话中特意举了鲁迅的例子来说明有批判对象的文章更显得生动：“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43)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体现出强烈的对话意识，对苏联教科书的观点和苏联的经验予以肯定或批评，使读者能够迅速进入问题语境中，从而更能够把握问题的焦点，读起来也更有兴趣。
第四，编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要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大量占有资料，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都要看，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要总结。“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44)“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45)毛泽东又举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例子来说明大量占有材料的重要性。大量占有材料是弄清楚问题的前提，毛泽东一直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6)，不论是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进行理论研究，都要基于事情本身充分的了解。
第五，教科书要有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在这一点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得也不好，“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47)。毛泽东认为，这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集体写书在编写上的分工导致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编写教材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才四十多年，社会实践的发展本身还不成熟，受此限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要等现实运动中的矛盾充分展开后，人们才有可能对其进行科学反思。毛泽东也意识到“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48)，但苏联“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49)。总之，毛泽东虽然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有诸多不满意，但还是肯定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迄今已逾6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4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日渐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50)。这正好呼应了毛泽东在60年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提出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任务，“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到今天逐渐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行性。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本身也有一个源头。毛泽东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遵循、理论定位、方法论原则和具体写作指导至今仍有活力，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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