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华：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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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诠释了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新时代逻辑，集中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互动、国际与国内相关联、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因此，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同时更具有新时代的指向性；既具有坚实的支撑，又具有互动性特征且逻辑严谨的闭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和揭示了国家的历史起源、国家组织的特征、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的统治形式、国家的未来消亡等问题。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他还指出：“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国家产生之后，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逐渐作为一个问题、一个难题甚至世界级难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从理论的、实践的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进行求解，见仁见智。历史进入21世纪，在新时代的中国，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系统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深刻诠释了它们之间互动的新时代逻辑，集中体现了历史与现实贯通、国际与国内关联、理论与实践互动、坚持与发展结合的鲜明特色。

一、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诉求

 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同时更具有新时代的指向性。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思考、研究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建章立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日起，获得全面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把新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根本。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任何制度的成熟和定型，都是一个不懈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早在1958年9 月，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时就指出：“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个月，邓小平也曾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我们党对制度建设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这些重要论断，既强调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阐明了制度建设的过程性和艰巨性。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对制度建设进一步作出了更加全面的部署，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宽视阈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它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推进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宽视阈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也是划时代的，它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局面。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这时起，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主要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成效显著，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了基础。但是，相比较而言，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制度建设、体系建设的分量和任务更重，改革所面对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更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今天进行回溯性分析，毋庸讳言， 很多改革举措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举措，有的还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因此，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进一步深刻把握时代前进潮流和我国发展要求，把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回答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必须深入思考、分析列宁所提出的“一定的历史范围”。在今天，这个“一定的历史范围”，就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具体来说，一是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二是我们面临的“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今天这样的“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时代潮流变动不居，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 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有的则具有复合性，不一而足。“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强大的制度威力和卓越的治理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从而赢得战略主动、获得前进动力。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今日社会主义“中国之治”与资本主义“西方之乱”同样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之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西方之乱” 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出了问题。以史鉴今，以世鉴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与具体要求。这就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唯有作出这样的全面部署，定向发力，精准施策，方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征程中行稳致远。

二、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史所罕见、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其来有自。它与我们长期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直接相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由这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历史逻辑、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和理论逻辑、丰富的实践成果和实践逻辑。这表明，我们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坚实的支撑，而不是筑基于沙滩之上，更不是空中楼阁。

 历史地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善于总结和凝练， 形成了诸多宝贵的思想观点。

 历史进入20世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 在局部执政中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积累了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制定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政党，它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善于在建设中学习建设并不断在前进中创造新的奇迹。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继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做法，总结和概括了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养分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制度创新成果的集中反映，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也是“四个自信”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领域的具体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坚定“四个自信”其来有自，而不是空中楼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党长期思考和总结的结晶。也正是在思考和总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检验标准、评价标准。

 诸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 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这就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上“三个有利于”的检验标准。

 再如，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就是以“五个有利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特点与优势作出的科学概括。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于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 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习近平强调：“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习近平以其悠远的历史视野和宏阔的世界视野，在比较中提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八个能否”的评价标准。

 习近平提出的“八个能否”的评价标准告诉我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归根到底，要看治国理政的实践，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成果。所有这一切，凝聚着党和人民的智慧。

 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把一个破败凋敝、百孔千疮的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提供了“政党治理”的中国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国家治理” 的中国智慧，为人类贡献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是一份出色的时代答卷，它既充分证明了我们所具有的显著的制度优势，又充分彰显了我们所拥有的高度的制度自信，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世界意义。

 总结既往的目的，就在于今天的坚持和巩固， 更在于明天的完善和发展。就此而论，坚持和巩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诉求和指向。

三、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互动

 《决定》意蕴丰富、博大精深，形成了具有互动性特征且逻辑严谨的闭合。《决定》具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即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落实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提供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它具有自己的着眼点，即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具有自己的聚焦点，即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从十三个方面部署了需要深化的重大机制体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它具有自己的着力点，即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彰显“中国之治”效应的独特独有独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决定》提出了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习近平还提出了主题、主轴和主线问题，即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和主轴，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思维始于问题，思维也始于概念。《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及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概括，实际上内蕴着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互动的运行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就是说，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国家制度则是治理体系中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核心内容。但是，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只有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出治国理政、治国安邦的巨大效能优势。就此而论，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同时，制度体系也好、治理体系也好，都不是一个摆设，其生命力在于执行、在于执行力。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人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必定是一种非西方化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作者：林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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