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域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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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世界各国都是一场大考，其巨大反差反映了“中国之治”“西方之乱”“世界之变”，是两个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在应对疫情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和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全新的时间段的开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崭新坐标，其进步性、优越性、生命力和影响力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旷世之举得到了清晰展示。社会主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贡献。

 2019年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扩散蔓延至今且已成燎原之势，目前还看不到终结之时。这既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也是中国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2020年6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英文版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我们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夺取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行动指南，其中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预判、研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态势、新格局、新特点提供了指导原则和方向。

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效的对照和反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世界各国都是一场大考，大考引发思考。

我们不期而遇一个全新的历史分界线——新冠肺炎疫情前时代和新冠肺炎疫情后时代。今天，世人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全球各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新冠肺炎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对于各国执政者而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泛滥肆虐，如何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如何提升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检验，也是对世界各国乃至全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大考、检验。2020年3月17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发表的题为《全新的历史分界线——新冠肺炎疫情前时代和新冠肺炎疫情后时代》的文章中认为，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疫情更重要，疫情发生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进入了新冠肺炎疫情后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前时代和新冠肺炎疫情后时代，就如同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历史分界线的意义一样，就如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把1500年作为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和全球化之后的世界的历史分界线的意义一样。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巨大反差是否体现了“东升西降”“社升资降”，这需要进一步总结、概括。但是，它的确反映了“中国之治”“西方之乱”“世界之变”，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最令人瞩目、令人困惑的是美国。美国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已然是全球最严重的疫区，在可预期的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恐怕难有根本性好转。美国抗疫不力，不仅没有刀刃向内的自省、主动、改进，反而刻意“甩锅”、卸责、放任，其社会政治制度的痼疾暴露得淋漓尽致。在2020年7月15日的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污蔑中国、污蔑中国共产党，叫嚣中国是“帝国主义”，这真是匪夷所思。同时，《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政府正在商讨禁止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动议，这真是荒唐至极。无论这一新闻是真是假，令人深思的问题是，美国的执政者或别有用心的人是否懂得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据中组部2019年年底统计，中国共产党拥有9191.4万名党员、468.1万个党的基层组织。如何评估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在中国社会中的分量？这绝不仅是一个单纯用数字就可以说明的问题。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中共党员融入其中的深度都是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描述的。把矛头指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制度，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政客和媒介的做派恰恰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体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本真面目。

 迄今，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两千五百万大关，死亡人数则已突破80万大关。美国、巴西、印度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都是百万量级，印度突破了300万，巴西突破了300万，美国则突破了500万。[1] 急于重启经济、仓促复工、防控措施不到位等，是其疫情加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组织编写的“国际共运黄皮书”第2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2] （以下简称“国际共运黄皮书”第2卷）在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行了跟踪研究之后指出，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管控、医疗保障方面差异凸显、优劣分明，疫情的蔓延泛滥也进一步证实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总之，是坚持放任病毒散播、经济至上，还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两个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和结果，令人深思。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坐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重大政治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中国的维度而言，它是携带着中华文明5000多年、近代中国社会180年、中国共产党近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深厚积淀和丰硕成果而不懈前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就世界的维度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社会主义500年6个时间段的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多年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170多年所取得的最新、最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问题的维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与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性之间关系或矛盾认知的突围和突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对这三重关系或矛盾认知的深化和升华中实现创新和超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全新的时间段的开启，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崭新坐标。

 30多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历史终结论”颇有市场。“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30多年来，在总结、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发展及其成就，铸成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30多年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战和大考，疫情防控的“西方之乱”成为资本主义的沉疴，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本身出了问题。“国际共运黄皮书”第2卷指出，世界各国共产党结合疫情蔓延、泛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左翼党派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之制”“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举世称颂，中国之智、中国之志的显著成效举世瞩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抗疫中也同样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视和遏制是有深层次原因的，这就是它们始终把我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资本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挑战。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至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绝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两条道路、两种制度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国际共运黄皮书”第2卷举例指出，今天，在欧盟内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那道无形的幕墙越来越沉重。

 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坐标，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两个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斗争和共处中的坐标，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旷世之举，都清晰地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步性、优越性、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世界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链条是如何延伸的？概括地说，就是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制度、从一国到多国、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

 早在1880年，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概论”和第三篇的第一章、第二章改编为一篇新文章，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精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最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特别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关于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的发展，也有人把它概括为“从理论到现实或实践的发展”，实际上“从理论到制度”更为准确。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和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共产主义还是在欧洲游荡的“幽灵”，70年后社会主义已在世界东方的俄国变成了现实的制度。其间，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3月28日建立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72天，却是新社会的理想在与旧制度的长期撞击中必然发生的骤变。其伟大意义在于：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的曙光。1917年10月，巴黎公社的初现曙光升腾为苏维埃俄国的满天霞光。

 关于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先是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多国时期，后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多国时期。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苏维埃俄国之外建立了4个无产阶级政权，即存在了不到100天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1918年1月27日～5月4日），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21日～8月1日），存在了23天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7日～5月1日），存在了14天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6月16日～30日）。在20世纪的第三个10年的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它们同样在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下遭到失败。这一时期，只有1924年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延续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亚美14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加上苏联和蒙古，一共有16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状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社会主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可以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第四个大的阶段，也是一个新的阶段。一部世界社会主义史，实际上就是建党、夺权、建设三部曲：建党就是建立、建设共产主义政党，夺权就是共产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建设政权，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的。鲁迅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鲁迅这句话来描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其不易以及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意义。社会主义建设注定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历程。社会主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既有过从初步探索改革到难以为继的夭折历程，如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直至五六十年代尤其令世人瞩目的东欧各国和苏联的改革；也有过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剧变的迷向、改向的逆转历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负重奋进、破浪前行，如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新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改革开放推向全面深化改革，并提出将改革进行到底，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国际共运黄皮书”第2卷指出，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处于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继续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此而论，社会主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或从改革到再改革的发展，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贡献。

注释：

[1]上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系2020年8月31日统计结果。

[2]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运黄皮书第2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作者：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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