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古田会议精神的哲学沉思
编者按：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其提出的关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一系列制度，不仅对当时红军的成长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所孕育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生动体现，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结合，是矛盾转化的辩证统一，也是唯物史观中人本理念的有力诠释。它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维和价值意蕴，历久弥新，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古田会议铸就了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孕育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积极主动、求实创新”的宝贵精神，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激励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为新时代全党全军建设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古田会议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历久弥新，永放光芒，探索其生成过程中蕴含的哲学思维和价值意蕴，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实事求是，是相对主观主义而言的，强调看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反对主观臆想，要坚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依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解决实际问题。古田会议的召开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其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论断和决策部署，正是实事求是原则的生动体现。
早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就集中讨论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他认为红军党内出现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问题、军委问题等各方面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对此他强调：“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针对红军党内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明确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党内的问题变得愈加尖锐。其中，临时军委存废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一部分习惯于军队领导的人主张设立临时军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前委对军队进行统一领导。究其实质，这是一场关于党与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弄不清，部分人的旧习惯、旧思维不纠正，革命斗争就难以向前发展。此外，随着中国革命发展在农村呈燎原之势，农民越来越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还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涌入党内，党员队伍成分因此发生显著变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军队伍中蔓延开来。在如此现实情况下，如何剔除非无产阶 级思想，重新整顿党内作风，成为当时红军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百姓和官兵中，通过召开工人座谈会，召开干部、士兵代表调查会，邀请贫苦农民座谈等形式，对红军党内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判。基于近一个月的多样化调查，毛泽东等人于古田会议召开的两天里，展开热烈讨论，起草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列举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找出各种错误思想的症结所在，并为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具体办法。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弄清现实问题，以探求解决之道，这正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有力体现。同时，古田会议对红军党内也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要求。对于红军党员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明确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此毛泽东强调了“调查研究”，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调查研究是使党内生活科学化、政治化的有效路径。“决议”中还讲到：“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也是对红军党内政治生活提出的重要要求，“证据”从何处来，红军党内有一部分人从“本本”上找证据，而不是通过实际调查来找证据，甚至对原本从实际出发的部分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因此造成了党内纠纷，破坏了党的组织纪律，在党内造成了错误影响。可见，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实际、深入调查，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正确地在党内展开批评与斗争。
由此可知，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追溯党的发展史，古田会议的召开是党的思想路线形成的重要源头，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树立了典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新时代的征途中，应进一步发扬古田会议精神中蕴含的实事求是思想，用实事求是的烛光照亮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行之路。
二、古田会议精神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结合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且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我们也不能平均地看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矛盾，矛盾存在着主次之分。同样，矛盾的诸方面也不是均衡的。因此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的解决也就水到渠成。古田会议抓住了当时红军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找到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有效方法，同时集中梳理解决了红军党内争论的其他问题，充分体现了将两点论和重点论进行有机结合的哲学思维。
古田会议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复杂严峻，红军党内争论的问题多种多样，矛盾形形色色，贯穿于红军革命的多个方面。旧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生产力较为薄弱的农业大国，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加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进入，党员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党员队伍中工人出身的党员仅占了十分之一，其中包括小企业和失业的工人，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依托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实践的设想存在偏差。党员成分的变化引起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流入党内，一定程度上污浊了党内风气，产生了红四军中党员成分和党的性质的矛盾。古田会议前期，在红四军的编制当中，其中几支部队来自北伐“铁军”，军队战斗力虽强，却因长期远离群众、脱离生产，忽视群众纪律，造成了士兵战斗力强和军队纪律性弱的矛盾；在红四军党内，还出现党员政治水平较低与党的斗争任务艰巨的矛盾；在红军宣传工作上，则出现红军宣传脱离群众和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矛盾。这些问题看似复杂多样，但都与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有一定关系。于是，毛泽东首先抓住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对主要矛盾，正如他在“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那么，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毛泽东在“决议”中以大量篇幅对红军党内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等八大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进行了分析，详细阐述了其来源、表现，有针对性地提出方案以进行彻底肃清，以纠正红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为导向，红军党内出现的党的组织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随之得到解决。
在军队建设上，古田会议重点把握了“军队领导权”的问题，强调以“政治建军”的方法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其实，关于军队领导权的问题，党内一直纷争不断，1929年9月，陈毅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表明支持毛泽东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观点，基于此，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首先批评了红军党内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思想，划清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从多个方面强调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使之理论化、规范化。毛泽东还在“决议”中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这使得红军中的一系列事务都有法可依，解决了不少矛盾。同时，毛泽东指明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关于教育材料的内容，“决议”中还明确列出“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可见，对党员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斗争能力十分重要。其中，毛泽东特别提及党内青年教育的问题，要求抓准青年党员的特点，有计划地对青年党员进行教育以争取青年工农群众。关于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决议”单独将其列出，提出要编制政治训练课本，并采取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等方法加强士兵政治训练，以提高军队整体政治水平。在革命战争中，改变中国命运建立新政权要看枪杆子本身硬不硬，我们军队从弱变强、从小到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因此，要毫不动摇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生命线地位，抓住政治建设的“牛鼻子”，并不断开拓进取，创新军队政治工作，下好党的事业“一盘棋”，在确定党的军事工作领导的同时，也要坚守党的政治方向、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综上可见，面对党内出现的多种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敢于面对矛盾，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明确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着力克服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从政治上建设军队，进一步明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主要矛盾时，对于其他矛盾也进行全面考察，以纠正错误思想牵动红军党内其他问题的解决。时至今日，这种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的科学思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时代的党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依据世情党情国情的变化，准确把握党内的主要矛盾，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同时统筹谋划各个领域，做到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全面分析、精准施策，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向前。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理解一切现存事物“自己运动”的钥匙。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事实上，在具体的、现实的条件之下，矛盾对立的双方实现相互转化，对事物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在有效地促进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中，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在古田会议中，正蕴含了这种矛盾转化的辩证统一智慧。
在革命过程中，中国红军和国民党军本质上是对立的，红军是无产阶级工农队伍，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军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势力，代表的是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古田会议时期，中国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士兵后，并未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否定他们，而是试图找到双方的同一性去改造他们。“决议”中明确要求要优待敌方俘虏，并具体提出四点优待方法，既给予物质方面的平等待遇，也给以精神方面的极大热情。同时“决议”提出对俘虏兵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从讲述红军的生活习惯、红军斗争略史、红军的宗旨、红军组织系统、普通政治常识五大方面对俘虏兵和新兵进行教育，对伤兵俘虏同时辅以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教育，既能吸收可改造的士兵加入红军队伍，又能在敌军中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红军党内通过对俘虏兵的这种改造政策实现了矛盾双方向对立面的转化，为壮大工农红军队伍、增强中国革命力量发挥了特殊作用。在红军党员吸收方面，这样的矛盾转化思维也有一定体现，当时红四军党内吸收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作为拥有一部分财产的私有者，在革命斗争中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古田会议认真梳理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出台一定的措施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进行教育改造，使其真正从思想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进一步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此外，在古田会议前，红军党内蔓延着“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等错误看法。部分同志觉得“军事好，政治自然好”，“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由此，在当时的党内条件下，政治和军事构成了矛盾的对立面，但其实政治和军事是统一的，双方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根据当时中国国情特点，坚定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建立起了一支革命武装，保持和发展这支武装是党内一直探索的问题。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开端，同年9月的三湾改编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时期，红四军党内对军队到底“归谁领导、听谁指挥”这一核心问题发起争论，甚至出现了军事对政治进行领导、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观点。为此，毛泽东在“决议”中首先批判了党内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因此必须纠正从旧军队中留存的旧思想、旧习惯。在“决议”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明晰了红军军事和政治两个工作系统的关系问题，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同时对红军政治系统和军事系统的职权进行分工，将红军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下，有效发挥了政治和军事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以上措施既从思想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从组织上规定了红军的归属性，在红军内建立起了正确的军政关系，这正是矛盾转化辩证统一精神的有力彰显。
事实上，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最终指向都是为了事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在处理红军与俘虏兵、党员成分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关系上，还是在政治系统和军事系统的关系上，总的要求都是促进中国革命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而且矛盾对立的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总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在新时代党建过程中，要善用矛盾转化的辩证统一思维，辩证地看待矛盾，把握矛盾的同一性，适时创造一定条件促进矛盾向其对立面转化，以更高水平把党的建设工作抓牢抓实。
人本理念，通常来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性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理念，突出了人的自然地位和社会地位，把历史的现实的人看作一切逻辑出发点，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取向，赋予了人本理念丰富的科学内涵。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评判人本理念践行程度的终极标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在早期中国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古田会议精神正是对这种人本理念的有力诠释。
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在。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以人民为出发点拟写的，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对红军党内的问题进行综合施策。“决议”全篇列举批评了一系列红军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如“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等，这种不要群众基础的“烧屋行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严重影响。为此，“决议”明确指出了红军打仗的目的：“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红军打仗最终是为了人民群众，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理念。实质上，党的一切政策主张还要依靠人民群众去执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而是要极大程度地去取得群众，这样“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因此关于红军宣传工作，“决议”指出在宣传内容上忽视群众斗争的宣传与鼓动，在红军宣传对象上忽视妇女、青年、城市贫民等群体，在宣传技术上存在群众大会开得少等缺点。为此“决议”提出在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上进行改变与革新，要求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群众；在军队中，对群众怨愤不平的肉刑提出废止，明确规定了红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对伤病兵痛苦的现象提出解决办法，多举措优待伤病兵；在处理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时，特别指出红军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端正军民关系，以便红军更好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依靠于人民群众，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此外，古田会议精神中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会议准备时期，为了能够准确听取战士心声，毛泽东深入连队支部，在新泉持续几天召开支队长大队长调查会，于各个连队召开战士座谈会，同与会人员一起分析讨论红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同时毛泽东深入到农村百姓中去，召开群众座谈会，与群众密切交谈，广泛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之后毛泽东还组织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发动党员与群众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错误思想，通过这样的自我检查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同时以群众心声为参照寻求解决办法。正是基于此，古田会议召开之时，毛泽东要求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充分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于党内军事工作，提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此外毛泽东明确批判了党内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进一步强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要求从理论上到组织上深层次拔除极端民主的根苗。“决议”指出，在组织上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彰显民意、体现民智，真正做到决策为了人民，决策依靠人民，夯实了党的群众根基。
古田会议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本理念，孕育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回顾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人民群众发挥了主体性作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充分证明，百年大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群众路线，必须紧紧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古田会议虽然距今已九十余载，但古田会议精神却在一代代共产党人中赓续接力，传承发展，彰显出历久弥新的价值，指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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