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杂记 | 《粤语论稿》后 记（彭小川）
《粤语论稿》
（彭小川 出席全国汉语方言学第17届学术年会）
光阴荏苒，自1984年有幸考取詹伯慧教授的研究生，踏进方言学殿堂大门，一晃不觉20年过去了。这20年中，我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可分为两个阶段，正好上下各10年。前10年主要进行粤方言语音方面的探索，后10年主要从事粤方言语法和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研究。这本集子收录的是前10年粤语研究的主要成果，以研究粤语语音的文章为主。考虑到粤方言研究也存在分区分片的问题，故把《试论汉语方言分区的典型性问题》一文也收录进本书。这本集子的文章大多先后在《中国语文》、《方言》、《暨南学报》等刊物以及学术论文集和方言志上发表过。此次结集出版，对其中某些文章的疏漏之处作了订正。另外，还对某些篇目作了修改补充。引用时希望以这本集子为准。
“饮水不忘掘井人。”值此集子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向读研阶段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所有的师长们表达内心深深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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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要衷心感谢的是恩师詹伯慧教授。读研期间，他不仅授予我们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十分注重传给我们终身受用的治学的方法，培养我们良好的思维品质。至今我仍保留着的当年的专业课笔记本上还清晰地记录着詹先生的教导：“做学问要善于开动脑筋，善于发现问题，这是首要的。”“触角要敏锐，要‘左顾右盼’，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扩大视野，不断深入，最后达到科学地阐明事实解决问题的高度。”为了扩大我们的视野，詹先生将他自存的美国、日本、台湾一些著名语言学家新出的论著让我们通读。这些研究成果，当时在国内是难以见得到的。在一年级的专业课上，我们学习了詹先生的文章《略论划分汉语方言的条件》。先生在文中指出，用来划分汉语方言的特征必须具有典型性。具体应怎样运用典型性特征去划分方言呢？先生希望我们从理论上方法上作进一步的探讨。我的课程论文《试论汉语方言分区的典型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出来的。初稿写成后，先生又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该习作成了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语言学论文，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转载。本集子的其他一些论文也同样凝聚着詹先生的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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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詹先生还让我们参加他主持的广东省人文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我负责佛山、南海沙头、番禺市桥、从化街口、从化吕田（客话）等几个点。（南海选择沙头是因为我此前已准备将沙头方音研究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这种培养方式使我们的科研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我也因此而有机会受南海、番禺、从化三县县志办的委托撰写这几个县县志的方言篇，得以跑遍了南海、番禺等县境内所有的镇，并惊喜地发现，与广州紧紧相邻的南海、番禺、从化竟蕴藏着如此丰富的方言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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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原中山大学教授李新魁先生在专业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年他一直鼓励我将方言与音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论我何时登门求教，他都予以热情的指导，还让我每周到中大旁听他讲授的汉语语音史课程。可以说，我的成长同样凝聚着他的心血。如今李先生远离我们而去已经7年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只能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我会永远怀念他。
衷心感谢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他也是我从事方言研究的引路人之一。1984年9月，我们刚入学，适逢海南师院举办方言讲习班，邀请詹伯慧先生与时任福建师大教授的李如龙先生主讲几门课程。詹先生把我们几位弟子也带到讲习班，在那儿开始了我们硕士阶段专业学习的第一步。我也因此而有幸接受了李如龙先生的教导，从中学到不少从事方言调查研究以及做学问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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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饶秉才教授、陈垂民教授、赖江基教授、潘尔尧教授、陈初生教授都曾给我们讲授研究生的课程。粤方言研究专家陈慧英教授在专业上也多有教诲。十分感谢他们当年悉心教导，耐心启迪，严格要求，使我们在入门阶段能在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打下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研究基础。
我还要衷心感谢研究生时期的同窗甘于恩博士。论年龄，我比他年长不少；可论方言研究，他却是我的学长，他在本科阶段已撰写出了方言学的毕业论文，而我读研时才刚入门。入学后，他在学业上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广西钦州海察话音系》一文在调查与写作的过程中，他给予了很多的指导，《试论汉语方言分区的典型性问题》等文章他也都曾提出过非常宝贵的意见。
非常感谢熊玉珍女士、唐永健先生。本集子中的文章都是多年前撰写发表的，加上图表、音标等又多，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集子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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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任教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以及暨大出版社总编辑助理李战副编审对本集子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责任编辑杜小陆先生也为本集子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彭小川
2004年秋于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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