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蔡国妹:闽语莆仙方言的差比句研究【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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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国妹:闽语莆仙方言的差比句研究
学者一致认为,当代汉语方言中“X+标+果+Y”差比句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格式,标记词介引属性谓语而不标记比较基准,体现南方方言固有的“属性谓语+基准”语序。这种句式广泛运用于闽南话,罕见于古代文献或其他方言。其实,这种差比句在闽语莆仙方言也是存在的,而且由于比较标记来源于能愿动词,更有特殊的类型学意义,只是目前未见系统的研究。
莆仙方言有两类差比句:
S1:X+M(eʔ)+A+Y
(1)我eʔ悬伊。(我比他高)
(2)伊做事体eʔ用工我绝侪。(他做事情比我认真得多)
(3)阿兄eʔ大阿妹三岁。(哥哥比妹妹大三岁)
(4)伊讲话eʔ赢我。(他比我会说话)
(5)小弟eʔ有志气阿兄。(弟弟比哥哥有志气)
S2:X+M(并/比)+Y+ M(eʔ)+A
(6)汝比我eʔ晓得颂衫。(你比我会穿衣服)
(7)好好读书比甚物都eʔ好。(好好读书比什么都好)
eʔ调值为21,阴入调(本文暂记为eʔ),前置于属性谓语A,为比较标记。A形式多样:主要是形容词性的(不限于褒义色彩),包括单音节形容词(例1、3)和双音节形容词(例2),也可以是动词性的(例4、5、6)。
“eʔ+A”近乎是粘着的,有别于闽语其他方言(参看吴福祥2012a)。如:
(8)我eʔ悬伊。——*我悬伊。
eʔ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比较双方的差异对立而非程度对立,因此,“*我悬,伊eʔ悬”并不成立。如果要表示比较双方在表达程度上的差别,在eʔ前须加上表示程度的副词“复、更加”等,如:汝辈遘学堂近,我辈复eʔ近(你们距离学校近,我们更近)。
借用桥本万太郎(1985:41-44)和吴福祥(2012b)的术语,S1为“顺行结构”,属于“基准后置型”,是莆仙方言之固有句式,这种“属性谓语+基准”句式亦见于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S2为“逆行结构”,属于“基准前置型”,是双标记差比式,是对标准语“比字句”(X+比+Y+A)的复制,是方言向共同语过渡的一种中间状态。只是由于“eʔ+A”过分凝固,当A后移时,标记eʔ也一并后移。
这里主要讨论S1,其特点是不具有一般差比式之“联系项居中”的特点,即唯一的标记eʔ前附于属性谓语而非基准项(并非居于“理想的位置”),且来源比较特殊。
学者认为莆仙话是早期受闽东话的影响而从闽南话中分化而来的,所以我们尝试着从邻近的方言中查找来源。下面先比较闽南话(漳州话)、莆仙话、闽东话(福州话)的差比式:
可见,eʔ与漳州话的“较”(kha)句法环境相似,功能相当(闽东福州话缺少与之相应的成分,属性谓语一般不带强制的比较标记),但二者语音相差较大,且无法从共时语音差异体现历时音变,所以,“eʔ”当非闽南语的“较”。
闽语特征词“解”多半充当能愿动词,用法相当于共同语的“会”,如表示“有能力做某事”“可能实现”等。其实,它还可以表示强调和肯定,一般居于差比句中,如:
(9)伊解比我大三岁。他比我解大三岁。伊解大三岁。
以肯定功能为中介,我们不难把“eʔ”与能愿动词“解”系联起来。即“解”经历了“表能愿→表肯定→表比较”的演化过程。
“解”的肯定用法当由能愿动词虚化而来,是“可能实现”义的进一步加量。这种演化应该发生于闽语大部分地区。“解”最初并不是强制使用的虚词,而是作为肯定的情态标记。
但莆仙话差比句中的“解”近乎强制出现,表示差异对比而非单纯的肯定或程度对立。至此,“解”的肯定义进一步虚化为比较义,“解”发展为较典型的差比标记。由于二者同源,“eʔ”与“解”并不共现,有别于闽南话中“较”与“解”的高频同现。
闽南漳州话:
(10)
a.张三有(/无/解/
b.张三有(/无/解/
c.张三比李四有(/无/解/
莆仙话:
(11)
a.张三有(/无/*解/
b.张三有(/无/*解/
c.张三比李四有(/无/*解/
语音上,莆仙话“解”独用时为e21(阳去调),非独用时为eʔ21。口语中以eʔ21为常,是语音促化的结果。二十世纪初的莆仙话早期罗马圣经资料中,差比标记与能愿义已完全同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莆仙话剧本用字亦见用“解”(戏文用训读字“会”):
(12)(英白)涎会臭鸡母屎。(涎:口水)(《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王魁与桂英》)
那么,为何莆仙话的“解”会率先虚化为差比标记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闽南话中已有“较”等常居于属性谓语之前表示差比,闽东话中属性谓语之前若非特别强调情态一般不用比较标记的。因此,就使用频率而言,“解”在莆仙话中更为高频。由于高频使用,句法位置相应(均居于述谓成分之前),且句中并无其他比较标记,“解”于是被重新分析为比较标记。
差比句的比较标记一般有五种来源:比较动词(如共同语的“比”)、超过义动词(如粤语的“过”)、处所空间标记(如古代汉语的“于”、山东方言的“起”、闽北方言的“去”)、等比动词转义(如近代汉语的“似”)、伴随义动词(如吴语的“傍”、闽南语的“并”、山东话的“伴”)(刘丹青2003)。莆仙话差比句“X+M(解)+A+Y”中的“解”提供差比标记的又一来源,即:表能愿→表肯定→表比较。这种前居于属性谓语的比较标记,虽然并未居于“理想的位置”,但它是莆仙话差比句中唯一的比较标记。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8年第6期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莆田市委员会(编)2013 《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 1985《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福祥 2012a《闽语差比式的历史层次》,《励耘学刊》第1辑。
吴福祥 2012b《侗台语差比式的语序类型和历史层次》,《民族语文》第1期。
刘丹青 2003《差比句的调查框架与研究思路》,载戴庆厦、顾阳(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民族出版社,1-22页。
蔡国妹,女,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主要从事方言语法研究。迄今已在《中国语文》《方言》《汉语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著有《莆仙方言研究》1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语委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共6项,入选闽江学院“闽都学者·拔尖人才”计划。
转自“今日语言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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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读:李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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