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邓玉荣：保护方言这件“小事”，他做了一辈子【转发】

邓玉荣，男，1952年9月出生，贺州学院教授。先后担任贺州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学校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曾到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广西东部的汉语方言。出版有《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钟山方言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藤县》等专著。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广西库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组成员，创建国内第一个实体的语言博物馆。曾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2005年获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8年9月，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召开，邓玉荣教授（右二）在大会上介绍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相关情况。

个子不高，娃娃脸，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慈祥中透着书卷气，67岁的邓玉荣教授看起来和多数和蔼可亲的长辈没什么不同，但如果你跟他聊起贺州的方言，就能从那如数家珍般的介绍中感受到他的不凡。作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核心专家之一，邓玉荣至今仍奔走在田野调查的一线，守望着贺州这片语言研究的热土。

从事语言学研究37年，邓玉荣面对过各种问题，其中最让他无奈的是人们的观念问题，“你记这些有什么用？”他在进行语言调查时经常被这么问。在部分人看来，记录方言土语好像没什么用。但邓玉荣不这么认为。只是觉得“国家这么大，应该有人关注这个事”，他就默默把记录、研究语言这件事做了一辈子，把别人没做过的事做了——摸清贺州语言的“家底”，创建中国首个实体语言博物馆。这绝非易事，要知道，贺州有汉语次方言几十种。这些次方言分属《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划分的十大汉语方言中的粤语、客家话、官话、湘语、闽语、土话等六大方言，此外还有一些系属待定的土话，有壮语、勉语、标话等3种少数民族语言，其复杂程度在全国都排得上号，摸清“家底”需要进行地毯式的田野调查，而建语言博物馆没有先例可循，连那些经济和科研实力雄厚的省区或高校都不敢轻易尝试。

别人眼中的草，在他看来是宝

为什么第一个做这些事的人是他？听他说起踏上语言学研究之路的过往，感觉一切都水到渠成。

邓玉荣来自梧州市藤县，从小生活在北流江畔距县城10多公里的一个乡村小集市上，高中毕业后当了4年民办教师才离开家乡，到贺州学院求学，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自此扎根于此。因贺州语言文化环境独特，贺州学院素有语言研究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起，邓玉荣就跟随刘村汉教授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邓玉荣深切感受到贺州语言的复杂性，复杂到可能一个1000多人口的行政村，其下辖的几个自然村所说的话各不相同，“隔条水沟都不一样”。1997-1998年，广西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语言国情调查，趁此机会，他决心把每个村所使用语言的种类、人数搞清楚，制作贺州语言分布图。他逐村走访，耗费1年左右的时间才摸清贺州语言的基本情况。

遇上对调查不理解、不配合的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他拿着政府的介绍信找到镇政府，负责接待的副镇长对另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搞这些，也不见给我们提工资，不要理他。”面对冷遇，邓玉荣没有灰心，他发现乡镇计生办的人对每个村的情况了如指掌，便去向各个村屯的计生干部打听，终于收集到想要的材料。“这个分布图几十年后拿出来一对比，语言的变迁、语言人口的变化就出来了。”邓玉荣说，“它对国家了解各个地方的情况，特别是制定语言政策有好处。”

邓玉荣在村子里进行语言调查时与老乡打招呼。

邓玉荣（右）在老乡干活的间隙，与老乡聊语言文化。

语言的变迁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缓慢而不易察觉，比如贺州有个村子，村民本来说本地话（粤语的一种），后来受客家话影响，全部改说客家话，但他们在过年祭祖时会用本地话和祖先“对话”。这种客家话越来越强势的情况也出现在玉林市的博白县和陆川县，母语是粤语的人会讲客家话，但讲客家话的人不会讲粤语。而在玉林的北流、容县，梧州的藤县以及广东的部分地区，粤语越来越强势，客家话正不断萎缩。这些语言现象别人见惯不怪，却会激起他浓厚的研究兴趣。

几十年心血化作一座博物馆

2012年底，他带领团队开展“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项目藤县语言点的调查和采集工作，用图片、文字、音标、视频等多种方式记录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等与方言相关的文化现象。为了采集到丧葬习俗的音像资料，邓玉荣向他的文化调查合作人胡在荣先生寻求帮助，终于通过胡先生的一位学生找到拍摄机会。葬礼从头天晚上一直办到第二天中午，邓玉荣和团队成员全程跟拍。因天气寒冷、工作劳累，调查结束后他患上肺炎，住院半个月才痊愈。为了寻找烧炭的场景，他们驱车进入勉强可通行的山道，车子差点被困山中，幸运的是途中意外遇上村里举办传统婚礼，他们拍摄到了苦苦寻觅、几乎失传的婚礼习俗镜头。

邓玉荣教授（左一）和杨璧菀博士（右一）在藤县采录木偶戏资料时与3位老艺人合影。

邓玉荣（右二））在老乡家进行语言调查。

经过多年研究，邓玉荣出版了《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藤县》等专著，发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等多篇论文，他带领的贺州学院汉语方言研究团队完成了3项国家社科项目、3项教育部社科项目，他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广西库建设和语保工程项目，所率团队完成了贺州、梧州15个点的语言资源采集工作。

大量的调查数据，长期的语言研究，为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邓玉荣在贺州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筹建语言博物馆。2016年4月15日，博物馆正式开馆。这个展示贺州语言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窗口，成为广西乃至中国语保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代代为功，功成不必在我”

在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里，一件特别的展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一封来自广州市公安局的感谢信，该局在信中感谢邓玉荣教授在警方侦破案件过程中提供的无私帮助。原来，广州警方在侦办一起命案时抓捕了3名嫌疑人，因3人没有身份证，所说的话警方又听不懂，审讯无法进行，警方向中山大学的教授求助，这位教授一时也判断不出他们说的是何种土话，便试着将录音转发给邓玉荣，邓玉荣一听，就听出其中1名嫌疑人所说的方言来自贺州某县。因为曾去该县进行调查，他知道那种话只在以那个点为中心方圆30公里以内的区域使用，便叫警方到该县公安局寻求帮助。广州警方以此为突破口，迅速破获了这起命案。“说明我们做方言研究还是有用的。”邓玉荣说，说完呵呵地笑了起来，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满足。

每当语言博物馆给观众带来启发或收获，这种满足就会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邓玉荣记得，有个50多岁的女人在音像展示台前停留了许久，她逐条点开客家话的童谣和谚语，认真地听着、看着。“很多语言正在萎缩，以后可能会消失，为什么我们不在它消失之前把它保存下来呢？”邓玉荣说，一种语言记载着一种文化，比如富川的蝴蝶歌和溜喉调分别用平地瑶“梧州话”和平地瑶八都话传唱，钟山的门俫歌用两安平地瑶话传唱，八步的客家山歌剧用客家话演唱、铺门茶姑调用粤语次方言铺门话演唱，前3种平地瑶民说的土话为混合型方言，包含着不少古老的文化信息，这些方言一旦消失，其所承载的文化也将不复存在。因此，邓玉荣觉得，将这些语言文化记录、保留下来很有意义。

这些语言文化在博物馆里通过地图、音频、视频等形式展示出来，能让人直观地了解各种语言的特点。但调查一个语言点所需的时间少则半个月，多则数月甚至跨越数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多少工作？所以我们要久久为功。我是这样想的，功成不必在我，我后面还有团队，一代代传下去，把贺州的每一种方言土语都搬进博物馆。”邓玉荣说。

搞研究、做语保，与语言学相伴的这一路谈不上有什么名和利、也没有多少鲜花和掌声，但邓玉荣走得心无旁骛。富川秀水九都话的发音人毛健体记得，17年前邓玉荣到村里调查九都话，在家里前后住了两个多月，那时家里条件简陋，但他丝毫不介意，心思全放在语言调查上，“他对这方面很专注，不怕苦，这点我要向他学习”。他的专注和坚守也激励着年轻一代的语保人。“邓玉荣教授都快70了，还在带我们做语保，一辈子在这个行当，真的让人佩服。”贺州学院青年教师黄高超由衷地说。

2000年左右，邓玉荣教授（右）在富川九都话发音人毛健体老师家做调查。

2018年，邓玉荣教授（右）在毛健体老师家做语言调查，两人相识10多年，如今都已头发花白。

来源：广西民族报

文字：本报记者 韦颖琛 实习生 梁馨尹

图片：受访者提供、韦颖琛

责编：梁 晴 韦亦玮

审核：陈良胜

监制：杨兰桂

                      注：文章转载自【广西民族报】公众号

本期编辑 | 和树美

本期审读 | 章   策

本期责编 | 甘于恩

投稿邮箱：[e-mail]

往期回顾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