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杂记|刘显钊：走进历史现场：合浦县永安军话调查杂记

走进历史现场：

合浦县永安军话调查杂记

刘显钊

高三刚开学时，班里有一个从深圳转学回来的女同学，叫作杨宝丽。她是白沙镇人，白沙是合浦县客家人主要聚居的四个乡镇之一，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并不是客家人，她的母方言是一种我们之前从未听过的军话。这是我第一次听闻“军话”之名，经过向她询问，我才知道这就是高一时班里山口、沙田两镇同学所称的“官话”。她表示：“官话”是讹称，“军话”才是正称。后来在上《中国古代史》时，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永安军话就是明代卫所制度在合浦的见证，这时的我便对其源流产生了一定兴趣。本科时，我曾试图以此申请大学生创新项目，但没有成功。直至研究生时，在广西师范大学范玉春教授的带领下，我才对永安军话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调查。

应该说，方言学界对合浦军话的关注也有一定的年头了。目前可见的最早一次调查报告出自1994年的新编《合浦县志》，题为“山口军话声韵调”。新编《合浦县志》的方言部分因为当时没有署名的缘故，多被学界误认为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据合浦县志办退休干部刘仁培先生回忆，山口军话这部分内容是广西民族大学的王宗孟老师写的。王老师下去调查时，他也随同前往。不过，这次调查不是到村子里面进行的，王老师把发音合作人叫到了山口镇上。因此，调查的是不是永安村，刘先生表示记不清了。到了2004年，暨南大学的陈晓锦老师对沙田镇海战村军话进行了调查。因为这个成果发表在澳门的刊物上，所以具体内容我没能找到。2005年，深圳大学的丘学强老师对永安军话进行了调查，他的研究成果成为我们这次永安之行的重要参考。

考察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7月18日。16日下午，考察小组到达合浦县山口镇。山口镇位于合浦县东南，与湛江市的青平镇接壤。山口镇上通行白话，这里也是目前合浦县唯一一个说白话的乡镇。学界尚无对山口白话的调查报告，而山口白话是否属于粤语钦廉片，还有待考量。从语感上来看，山口白话和北海市区白话、南康白话的差别明显，我觉得它和湛江市区白话比较接近，而本地人也认为山口白话偏向广东话，这可能与山口白话的成因有关。

本人经过初步研究后认为，北海市的白话就成因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广府商人移居本地带来的，这些地方都能找到广府商人在此经商的历史记载，如市区白话、南康白话；二是作为“通语”确立的，广府商人在这些地方经商的历史记载较少，但本地区的方言使用情况复杂，需要“通语”，如山口白话、福成白话。山口镇辖下各村的方言情况复杂，有军话、客家话、海边话、黎话等。山口镇又位于两广交界处，是广东商人进入合浦的必经之路，当地居民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常需要与广东商人打交道，镇上便设有两广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在两广处于强势地位的广府话自然就成了最佳选择。这是永安村外方言使用的大环境。

17日上午，考察小组到达永安村。村支书帮忙找来了村中年纪较长的黄乃明（73岁）、苏善霖（81岁）两位先生，小组成员在村委会会议室对其进行访谈。因为这是历史学院的考察活动，目的也在于了解明代军事移民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所以访谈的内容多为地方史及民风民俗。长期从事移民史研究的范玉春老师自然注意到了方言问题，她有就本地军话的分布范围等问题向两位老先生提问，借此了解本地人对军话的感性认识。两位老先生回答的合浦县军话的分布范围与丘学强老师的《军话研究》所述基本一致，比较大的分歧在他们认为海战村不说军话，沙田镇只有对达村一带的部分居民是说军话的。这显然是基于语感判断的，并不一定准确。

另外，两位老先生都表示，他们记忆以来的永安村经济结构便是以水稻种植业为主，村中居民缺乏渔业的传统。即便有从事渔业的，亦是半渔半耕，并没有家口随船、生老病死都在船上的情形。这意味着，地方个别文史工作者将永安军话视为疍家话的一种的观点是很不准确的。北海市的疍家话主要有两种：一是海城区外沙一带船民说的方言，外沙疍家是清代迁徙至此的；二是银海区侨港镇越南归侨说的方言，侨港疍家是1979年越南“排华”事件的难民。像地角说廉州话的渔民和涠洲的客家人，都不应被视为疍家。地方个别文史工作者这种将北海市的渔民均贴上“疍家”标签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助力旅游开发。

17日下午，我作为考察小组中唯一一个学过点方言学皮毛的成员，承担起了永安军话的调查任务。调查地点在永安村的游客中心，对象为游客中心的两个保安。他们均为50岁以上、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男性，没有长期离开过永安村生活。我跟他们的交谈是以白话进行的，即我用白话念某字，他们告诉我这个字在永安军话中的读音。因为时间及能力有限，我对永安军话的语音调查没有使用《方言调查字表》，而是使用了《方言声韵调例字表》，词汇方面则调查了一些日常生活用语，语法方面仅涉及到了代词的问题。

永安军话是我不懂的一种方言，对于刚刚涉足方言研究的后辈来说，在课堂上知道了闽方言的知母读同端母是一回事，在实际调查中遇到顿时手忙脚乱。幸得发音合作人耐心配合，声韵的记录才得以顺利完成。更大的挑战在声调，永安军话阴平、阳平的调型都是平调，调值也比较接近，在经验不足的我听来，似乎是平声不分阴阳，但这种情况在汉语方言中并不多见。这时我停下了调查工作，翻阅了丘学强老师的《军话研究》，方知二者在与其他声调字连读时才比较容易分辨。于是，我按照这个方法向发音合作人提问，顺利完成了这次简单的调查。

晚上，我将这些调查结果整理后发现，我初步建立的永安军话音系与丘老师的差别不大。彼时，北部湾大学的黄昭艳老师对广西沿海地区军话的调查成果未出，永安军话调查成果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仍是《军话研究》。因此，我在《明清国家治理与永安军话关系略论》一文中直接引用了《军话研究》中的语料。

18日上午，考察小组中其他的成员在范玉春老师的带领下，穿梭于永安村中的各祠堂、庙宇进行调查。永安村居民以传统的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为主。虽然我在村中偶遇一户在大门对联上书写“以马内利”等基督新教用语的人家，但家中并无人居住。向导邹女士告诉我，户主并不在村中常住，只有过年时才回来，他是在北海市区工作时信的基督教。所以，这一情况不具有代表性。因为我们那边人对于进入他姓祠堂有点忌讳，所以我都是在附近等候，随机与过往村民进行交谈，并向邹女士咨询村中的情况。

永安村是一个很大的村，这是因为它是明代永安守御千户所的所在地之一，当时筑有永安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一度被设立为“永安公社”。时至今日，城墙已然不存，但村民的自我认同中还有“城内人”“城外人”之分。不过，村民对于祖先的历史记忆基本为祖上自福建迁徙至此，而且时代往往只能追溯到清代。考察小组的周小钰、黄娟、陈焕梅、张琼芳等四位成员的调查报告表明，目前永安村中各姓祠堂能与旧志军户记载对得上号的只有来自河南项城的于义，而“直隶”军户早已不见痕迹。

这就不难理解，一些附会的说法为何得以流行。如《合浦县地名志》称永安得名于建村时人们渴望永久安宁的美好愿望，全然不知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出于防备倭寇的军事需要，将永安守御千户所由石康县安仁里迁至合浦县海岸乡这一历史事件。而《走马文化北海》称永安军话的源自清代在此地驻守的福建籍官兵。完全找不到历史依据的是村中一些文物介绍碑上写的宋代便有永安村的说法。永安之名自然是缘于永安守御千户所，此前则称海岸乡。乍看之下，似乎海岸乡就是永安村的旧名，海岸乡的历史就是永安村的历史。可问题是历史时期的海岸乡涵盖的地域较大，并不单指今天的永安村。且海岸乡的历史仍是模糊不清，实在不知宋代便有的说法从何而来。

永安村的民系较为单一，据邹女士介绍，村中居民基本都是说军话的。村中一些店铺虽打着“客家”的招牌售卖食品，但其实都是本地人在运营。另外，因为永安军话的流通范围较窄，所以村中居民一般都会说附近其他村的方言，如客家话、海边话等。不过，本地人日常与外界的主要沟通方言还是白话。出乎我意料的是，永安村居民说的白话与山口镇上存在差异，从语感上来看，更接近对岸的南康白话。本人初步推断，这可能是因为南康镇曾为珠场巡检司的驻地，永安城的官兵常要在两地间换防。在走访时，村中还是有个别居民对我表示：“军话”就是官话，这是讹读的结果。然而，在旁的其他村民对他的这一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永安军话中“军”“官”读音并不相近。不过，这种说法的存在可能解释了永安军话为何没有随着卫所制的消亡而消亡的原因，系由对“军”或“官”的想象带来了对自己方言的自豪感。同时，山口镇复杂的方言格局或许也为永安军话的长期流传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最后，18日的调查中还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插曲。我们在村中偶遇一名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2014届的女生。她热心地带我们去参观她家附近的一口古井，并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她所知道的历史信息。这口井距离海边不远，站在那里，我看到对岸有一个村庄。她告诉我，那是同样使用军话的沙尾村，隶属白沙镇，两个村子间常有婚姻嫁娶。这就是真正的历史现场，我之前看地图时老觉得两个村之间有一段距离，隶属的镇不同又加深了这一错觉。实际上，两个村之间只隔着浅浅的一片海，这就不难理解军话的扩散。只是这种扩散究竟是单纯的移民，还是像我在论文中所说的和军户屯田有关，就有待学界后续研究的检验了。

（注释：合浦县的主要汉语方言廉州话属于粤方言这点学界并无争议，因粤方言在民间通称“白话”，故一些调查报告将其称为廉州白话。事实上，操持廉州话的居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方言是白话，合浦县居民日常语境中的白话指的是北海话、钦州话、南宁话这类与广府话较为接近的方言，即广西大学林亦老师主张的沿江白话片。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不将廉州话作为“白话”看待。）

本期编辑丨罗文丽

审读人员丨章   策

责任编辑丨老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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