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丨沈明：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70年（二）【转发】

第五章  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70年

第三节  汉语方言特征（display and interpretation）图

进入21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学界经过20多年的努力，快速积累了大量的方言调查研究成果。汉语方言自身的复杂性，也非常适合进行地理语言学研究。随着研究角度的多元化，研究视野逐渐拓宽，汉语方言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贺登崧的地理语言学理论，并积极地付诸实践。

这一阶段，重点在于加强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上。张振兴、曹志耘、项梦冰等一批学者，在对汉语地理语言学进行理论思考、探讨研究范式、绘制方言特征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一、明确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介绍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指出汉语地理语言学发展的方向。主要成果有：曹志耘《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2002）、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2006）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明确了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内涵，提出了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设想。高晓虹《汉语方言地理学历史发展刍议》（2011）梳理了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对相关研究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张振兴《〈方言〉与中国地理言学》（2013）强调《方言》所开创的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成功，“再次说明中国地理语言学走的是继承和发展的道路，植根于中国语言的事实，依靠的是中国语言学研究丰厚的积累……”（张振兴：《〈方言〉与中国地理言学》，载《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9页）“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极其丰富的语言和方言。我们必须根据中国语言和方言的实际情况，发展中国的地理学。中国地理语言学要走自己的道路。”（张振兴：《〈方言〉与中国地理言学》，载《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0页）项梦冰《任重道远的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事件剖析》（2010）认为“方言地理学虽不排斥贺登崧式的研究，但更要切合汉语方言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应注意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不应把方言地理学与语音对应规律对立起来，或过分强调对方言地图进行解释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方言地图本身具有的珍贵价值。”（项梦冰：《任重道远的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事件剖析》，在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0年11月21—22日，北京）

二、探索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研究范式

主要成果有：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和实践》（2005）简要回顾了现代西方方言学的历史，比较了中西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传统，详细介绍并讨论了方言地图、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类型和同言线理论，并设专章介绍了汉语方言的分区地图。这种把方言地理、方言分区和谱系分类接合的方法，尽管受到质疑（郭必之2006，岩田礼2011），但仍认为“方言分区必须以同言线的考察和谱系分类的研究为基础。”（项梦冰：《方言地理、方言分区和谱系分类》，《龙岩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页）

对“解释”的认识，中外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方言现象分布的特点，并据此归纳其演变规律及形成原因。绘制方言地图，首先基于对事实的认识和归类，这本身就属于“解释”。“解释”只有“度”的区别。（曹志耘：《评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方言》2010年第4期，第358页）

事实上，汉语方言研究从来都没有把历时和地理的因素完全分开。比如方言本字考，李荣先生1996年说到，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音义合。即语音、语义合乎演变规律。第二，地域上管住一大片。第三，有好的文献证据。这一点要小心，证得好是锦上添花，证不好是画蛇添足。三点才能画唯一的圆。第一条是历时的；第二条是地理的，和地理语言学“连续性分布原则”异曲同工。项梦冰近年来的研究，也多用考本字来确定词源。

三、《汉语方言地图集》

这是国内第一部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2001年启动，20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曹志耘任主编，组织国内外57位方言学者共同完成。

调查地点930个，其中重点调查点91个，按方言区片选定。调查内容重点点比其他点多出两字组连调表和《方言调查字表》，以供编写方言语料对照集之用。

该图集收图510幅。分语音卷（205幅）、词汇卷（203幅）、语法卷（102幅）。（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待版）

（一）语音图。

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同时也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包括：

1. 音类图。反映音类的古今演变。含“规律图”和“代表字图”。“规律图”反映音类的古今演变规律，即某个音类保留、分化、合并、变化的类型和条例。例如：平声的分化，入声的演变，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泥来母的分合，阳声韵尾的演变，入声韵尾的演变。“代表字图”用以表现“规律”的具体读音情况。例如：坐—大_浊上去声调的异同，铜_定的声母，酒—九_尖团声母的异同，猪抽虫_知彻澄的声母，大_果开一的韵母，心—星_深梗韵母的异同。

2. 特字图。“特字”指从读音的来源或演变的角度来看比较特殊的字。例如：鼻_特字的声调，桶_特字的声母，打_特字的韵母。

3. 音值图。选择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音值，以反映汉语方言在音值方面的特点。例如：[tʂ tʂ^h ʂ]声母，声母，舌尖元音。

（二）词汇图。

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有些图也可以反映历史演变的情况。包括：

1. 概念图。反映一个概念在各地方言中的具体说法，词汇图中有93%是概念图。例如：太阳_～下山了，今天，吃_～饭，热_指天气。

2. 词形图。反映一个词形（或者说一个语素，如“房”）在各地方言中的意义。例如：“手”和“脚”的词义，“房”的词义。

3. 分合图。反映在各地方言中，不同的概念是否使用同一个词形。例如：“外孙—外甥”说法的异同，“喝～酒—吃～饭”说法的异同，“胖人～—肥猪～”说法的异同。

4. 综合图。对现有材料进行进一步综合、分析后画的图。例如：“月亮”的拟人称呼，“阴茎”的源自动物名的称呼，“猪舌头”的婉称。

（三）语法图。

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有些图也可以反映历史演变的情况。包括：

1. 结构图。反映某个语法结构（包括词法、句法）在各地方言中的相应形式。包括“普通话出条图”和“方言出条图”两类。

（1）普通话出条图。例如：“桌子”的后缀，“我吃了一碗饭”完成体，“他把碗打破了”处置句，“我比他大”比较句。

（2）方言出条图。只见于方言的语法现象，在普通话里没有对应的形式。例如：只鸡死了_{〈方〉量词定指}，囝_{〈方〉名词后缀}，“你去先”的“先”_{〈方〉“先”是后置成分，表示领先}。

2. 语法词图。“语法词”是指语法属性比较强的词，主要是代词、副词和虚词等。例如：我_～姓王，很_今天～热，不_{明天我～去}，的_我～东西，了_他来～，被_{衣服～贼偷走了}。

3. 综合图：反映在构词或语法功能表达方面的一些综合性现象。例如：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否定词的分类，小称形式，动物性别表示法。

该图集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材料真实性和一致性（或可比性）强。所有材料均为实地调查所得，统一使用《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调查记录了字音425个，词汇14类470条，语法65类110条，共1005个条目。发音人年龄段（1931—1945）基本一致。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比性。

第二、技术手段先进。调查不仅有传统的书面记录，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数据库在整理100多万条的原始数据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画图利用中国国家测绘局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NFGIS）1∶400万的全国地图数据和美国ESRI公司的ArcView9.1版绘图软件，建立了“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方言地图。

该图集是“一部成功的巨著。为了使这些二度开发的成果同样具有高质量和大用途，从而推动汉语方言的研究，诚恳地建议参加工作的专家们对所记录的语料再做一次认真的校订，把它打磨的更加光彩，使它成为汉语方言学的里程碑”。（李如龙：《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喜读〈汉语方言地图集〉》，《方言》2009年第2期，第124页）

四、其他研究成果

（一）交界地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主要有美国学者史皓元（Richard VanNess Simmons）和中国学者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2006）。从词汇调查出发，用简表（含439词）和详表（含1900词）记录口语词，并据此整理出方言音系，研究了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边界问题。

（二）汉语方言地理分布类型。

曹志耘《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2013）把汉语方言分成两种类型：

1. 对立型。包括南北对立型（①秦淮线型——秦岭—淮河线、②长江线型——下江线，长江中下游）和东西对立型（③阿那线型——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市至广西百色市的那坡县；太行山线型——太行山脉）。太行山线型——太行山脉型也许与汉语方言早期的分布状况有关。秦晋方言区正好位于“太行山线”以西地区。

对立型中，南北对立是主要的，东西对立相对而言是次要的。南北对立中，最重要的是“下江线型”，它也可作为整个汉语第一层次上的一条地理分界线。南北对立背后的地理因素主要是河流，东西对立背后的地理因素是山脉，也可以说是高原与平原两大台阶之间的对立。

2. 一致型。包括④长汉流域型；⑤江南漏斗型（北端在长江一带，中心正好是长江以南的两大水系——鄱阳湖水系和洞庭湖水系，亦即江西以及湖南的部分地区）；⑥东南沿海型（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一带，特别是其沿海地区），大致上相当于“江南漏斗型”的背面（南面）。由于西部武夷山及和北部南岭的阻挡，东南沿海地区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长江流域型”由水系构成；“江南漏斗型”由山脉合围而成，内部以水系为纽带；“东南沿海型”一方面以山脉为屏障，另一方面以沿海为纽带。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黄河不构成明显的南北对立，也不构成明显的流域型分布。

（三）个案研究。

1. 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主要有张振兴《福建汉语方言地理分布和内部关系》（2014）。张双庆、邢向东《关中方言古知系合口字声母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2012），邢向东《陕西关中方言古帮组声母的唇齿化与汉语史上的重唇变轻唇》（2013），邢向东、张双庆《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端精见组齐齿呼字的分混类型及其分布的演变》（2013）、邢向东《方言地图反映的关中方言地理》（2017）。熊燕《从铎药觉韵读音看官话次方言关系》（2016）、熊燕《再论官话德陌麦韵音变》（2017）。

项梦冰的系列文章，比如《说“冰雹”》（2013）指出汉语指称“冰雹”的说法，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东北—西南向宽带，呈马蜂形。以北用“雹（子）—冰蛋子—冷蛋子—冷子”，以南则用“雹—冰雹”。《汉语方言里的拾取义动词（上）（下）》（2013、2014）、《汉语方言里的寻找义动词》（2018），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里的相关词语为例，“说明词形的恰当分类依赖于本字考证工作的深入，只有把词源梳理清楚了，才能准确地描述词语之间的历史关系，解释性地图的绘制和分析才不会走向歧途”（项梦冰：《汉语方言里的拾取义动词（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二辑）2013年，第1页）。

此外，还有孙建华《汉语方言小称变音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2017），李冬香《湖南方言古浊上今读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15），彭泽润、王梦梦《湖南方言声调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16），彭泽润、崔安慧《湖南江永土话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17），倪志佳《江苏如皋东南边境方言的卷舌音声母》（2018）。

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2003）、邢向东等《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2012）研究了河流对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

郑伟《历史音变规律与方言地理分布类型》（2013）以吴语若干音变特征为例，归纳出音变规律在方言地理类型分布上的4种表现：连续型、离散型、递推型、辐射型。

2. 方言特征图。主要有彭泽润、彭建国《湖南方言》（2013）附录有40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图。

3. 学位论文。2003年以来，一批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博士、硕士论文相继出现。博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有彭泽润《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2003）、李永新《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2009）；北京语言大学有王文胜《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04年完成，2008年出版）、郭风岚《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2005）、王红娟《晋语上党片语音研究》（2015）、孙建华《延安方言语音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15）；北京大学有黄河《社会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微观方言研究——以宜兴方言为个案》（2017）；暨南大学有李菲《梅县客家方言语音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18）。

硕士论文数量更多，比如有关于中山（蔡燕华，2006）、江宁（刘存雨，2008）、赣东北徽语（李吴芬，2016）、泗洪（吴莉，2012）、东海（刘芳芳，2013）、客赣方言（王晳媛，2013）、宁乡（黄欣欣，2013）、宿迁（祁小芹，2014）、徐州（张春秀，2014）、绍兴（金春华，2014）、湖南江永黄甲岭土话（王婧，2013）、回龙圩土话（易小成，2014）、粗石江土话（李日晴，2014）、夏层铺土话（张玉林，2014）、允山土话（姚芳，2014）、兰溪土话（雷群香，2014）、如皋（倪志佳，2015）、湖南安化和涟源交界位置的汉语方言（周琴，2016）、潜江（李婉，2016）、湖南长江到宁乡的汉语方言（周倩妮，2016）；南康客家话（黄珊，2016）、定陶（吕昉，2017）、宁都客家话（廖丽红，2018）、磁县（汪菁，2018）等。

（四）日本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

1983年至2012年的20年间，中国汉语方言学界致力于绘制方言分区图，进行单点或区域性方言调查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学者，采用贺登崧的理论方法，展开了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介绍贺登崧的地理语言学。日本学者岩田礼和桥爪正子《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1994）和中国学者石汝杰与岩田礼合译《汉语方言地理学》（2003）先后出版。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1997）和石汝杰《贺登崧和汉语方言地理学》（2003）相继发表。贺登崧的地理语言学，项梦冰（2012）认为属于“词汇地理学”（项梦冰：《方言地理、方言分区和谱系分类》，《龙岩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1页、第23页）。

2. 日本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引用中国已经发表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论著中的相关材料；二是运用一整套地理语言学的概念进行“解释”。引用材料的问题是，材料和地点分布的一致性（或可比性）比较差；解释的问题是，基础也就是词源的确定可能会出现偏差。

（1）1992年开始，其成果以“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陆续出版。主要有：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稿）》（1992）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含280个地点，18个项目，24幅地图。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1995）含470个地点，38个项目，88幅地图。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3卷》（1998）含650个地点，33个项目，97幅地图。太田斋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4卷》（2004）。此外，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1999）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了地图。

（2）岩田礼的系列论文如《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1989）、《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1995）、《矫枉过正在语音变化上的作用》（2004）等，是日本学者进行汉语地理语言学个案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3）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简称《解释地图集》）（2009）和《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简称《续集》）（2012）《解释地图集》共收录49个语言条目，绘制95幅地图，并配以文字说明。作者以汉语方言为例，介绍了地理语言学的8个基本概念：连续性分布原则、通俗词源、类推牵引、类音牵引、同音冲突、同义冲突、所指转移、矫枉过正；归纳了汉语方言主要的边界线和4种分布类型，探讨了汉语方言词语传播的3条路线。《续集》延续了《解释地图集》的理念和体例，新增46幅地图。该图集“继承了以《日本言语地图》（国立国语研究所，1966—1974）为代表的日本方言学的学术传统”（作者自述），是一部重要的汉语方言词汇地理学著作，带来一些新的观点和启发，与《汉语方言地图集》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第四节  促进汉语地理语言学发展的举措

进入21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学界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开设专栏、增加研究项目等举措，为促进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努力。

1. 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会议论文集。2010年—2017年，先后在北京（2010年11月21日—22日）、南京（2012年10月20日—21日）、广州（2014年8月8日—9日）、上海（2017年7月12日—14日）召开了四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有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13）和甘于恩主编《从北方到南方——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

2. 《方言》季刊2017年起开设“地理语言学研究”专栏，《方言》编辑部主办“汉语方言历史和地理论坛”（2018年12月1日—2日，陕西西安），旨在引导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增加研究项目。2004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关于地理语言学项目越来越多。比如重大招标项目有邢向东主持“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重点项目有陈忠敏主持“上海市方言地图”、王临惠主持“地理语言学视阈下的环渤海方言比较研究”。一般项目有甘于恩主持“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彭泽润主持“地理语言学和南岳衡山方言地理研究”、李建校主持“山西晋方言地图集”、卢小群主持“基于语言地理学的北京方言调查”、赵则玲主持“语言地理学中的宁波方言调查与比较研究”、李永新主持“湘语和赣语交界地区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柯西钢主持“陕西方言地图集”、侯超主持“地理语言学视阈下苏皖浙交界地区吴语音变研究”、沈力主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汾河流域方言混合地带的语言传播现象研究”等。

七十年来，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科规范和话语体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理论。

参考文献

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条目（未刊）。

郭必之：《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可以结合吗?——读项梦冰、曹晖编著〈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廖秋忠：《方言地理学》，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王福堂：《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载《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项梦冰：《方言地理学》，载《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岩田礼：《书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语言学论丛》第43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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