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四）
第二章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
第七节 辞书规划与辞书发展状况1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语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就某种意义而言，一种语言拥有的词汇量，代表着这一语言及其所负载文化的发达程度。语言中的每个词语都有一个“语言故事”“文化故事”，辞书编纂梳理和诠释着语言中的这些故事，也是在整理人类的文化与智慧，构建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一 辞书出版规划2
辞书历来被视为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手段，由政府出面制定规划，组织专家学者编纂辞书，并运用政府行为保障规划的实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出版部门制定了3次辞书出版规划，对我国的辞书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
（一）第一次辞书出版规划
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讨论制定了《1975年至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计划出版中外语文辞书160部，其中汉语辞书有31部，外语辞书129部（外语辞书基础薄弱，规划数量为汉语辞书的4倍多）。这次全国辞书规划重点考虑中外语文类辞书（主要为中小型辞书，专科辞书并未列入规划），奠定了新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搭建了中外语文辞书体系发展的基本架构，初步满足了社会各界对通用语文辞书的使用需求。
（二）第二次辞书出版规划
1988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于在成都召开第二次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讨论制定了《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1990年4月17日，新闻出版署颁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年）的报告》，共列入辞书169部，其中汉语辞书有100部（包括汉语专科辞书50部），外语类辞书66部，少数民族语言类辞书3部。这次规划进一步优化了语文类辞书的系统结构，大中小型辞书系列的配套，同时还拓展了其他类型辞书的发展规划，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第三次辞书出版规划
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通知》，颁布第三次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并付诸实施。这次规划共列入189部，其中汉语类辞书规划123部（新编106部，修订17部），外语类辞书规划50部（英语类22部，非通用种类17部，多语种6部，系列辞书5种），少数民族语言辞书规划16部。这次规划在兼顾语文类和专项类等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基础类别外，更加重视专科类、百科类及百科全书类的辞书规划，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类辞书的规划。在辞书载体类别的规划上增加了电子类辞书的规划项目，呈现出辞书全媒体规划的创新面貌。
二 汉语辞书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人民群众学习文化和推广普通话的需要，在党和政府的组织规划领导下，专门的辞书编纂机构得以组建，《新华字典》很快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组织编写（《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情况详见本章第五节）。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结束了我国没有历时性详解汉语大型语文辞书与现代百科全书的历史；《辞海》《辞源》修订，让原有品牌辞书适应了新社会的读者需求。
（一）《汉语大字典》
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录汉字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四川、湖北两省专家编写，1975年开编，1987—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分册出版，收字5.4万个。2010年第2版出版，收字60370个。2018年第2版缩印本出版，校正了一些差错，将原版9册，缩印成2册。
（二）《汉语大词典》
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为编纂原则的我国大型汉语词典。华东五省一市专家编写，1975年开编，1986—1993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分册出版。集古今汉语词汇之大成，收词37万条。1998年，光盘版问世。2012年，第2版编纂启动，计划分25册出版，新增20％内容，更为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汉语词汇史的面貌，2023年完成；《汉语大词典》第1版网络版于2019年正式上线（《〈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新增20％内容，吸收学界研究新成果》，新华网2019年3月27日）。
（三）《中国大百科全书》
编纂自己国家的现代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梦想。197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批准关于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报告，随后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委会和姜椿芳为总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开编，1993年出齐，共74卷8万个条目，按照学科和知识领域编排。1995年第二版正式立项，2009年出版，改为按音序排列。2011年，国务院批准编纂出版第3版，将出版网络版，采用在线百科的形式上线，实现纸网联动。
（四）《辞海》（修订版）
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辞书。1958年中华书局设立辞海编辑所，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分册，进一步修订后，《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内部发行，1979年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最新版第7版于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数字版与纸质版同步推出，并尝试一般内容公益性阅读使用的做法，让尽可能多的读者使用。
《大辞海》以《辞海》为基础，继承其优点并加以拓展，按照学科分类编排，是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词典，共38卷42册。1999年获批立项，2003—201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出齐。
（五）《辞源》（修订版）
专收古代汉语，兼及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词语的语文辞书。1958年启动修订工作，因“文革”中断，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齐。2007年，《辞源》再次修订工作启动，2015年第3版纸质版、网络版、优盘版同步出版。
三 民族语文辞书3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取得了很大成绩，几乎所有教学中的民族语言都有其规模不等的民族语文词典。就辞书的语种而言，单语辞书、双语辞书、多语辞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单语辞书如《新编藏文字典》《蒙文分类辞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等。双语辞书如《汉维词典》《彝汉大词典》《汉朝字典》等。多语辞书如《维汉俄辞典》《英语—日语—纳西语象形文字小辞典》等。大量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充分反映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语文及进行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9年8月，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民族辞书编辑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民族辞书事业有待规范》，《中国民族报》2009年12月11日），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专门就民族辞书进行学术研讨，对整合编辑力量、提高民族辞书的编辑水平很有帮助。
代表性民族语辞书如：《维汉俄词典》（包尔汉编著，民族出版社1953年）、《新编藏文字典》（青海民族出版社1979年）、《藏汉大辞典》（张怡荪主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汉蒙词典》（达·巴特尔主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中朝大词典》（崔奉焕编著，民族出版社2009年）。
四 外语辞书4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对外语辞书产生了巨大需求。不少大型外语辞书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并顺利出版，同时，一些以外语辞书编纂与出版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也得以设立。但毋庸讳言，基于国外品牌辞书研发的双语辞书对我国原创辞书的编纂与出版造成很大冲击，今后应特别重视并努力提高原创辞书特别是中小型学习词典的编纂质量，增强品牌竞争力。
代表性外语双语辞书如：《俄汉详解大词典》（赵洵、李锡胤、潘国民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英汉大辞典》（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卷1987年、下卷1989年）、《汉俄大词典》（顾柏林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汉法大词典》（黄建华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五 专科辞书5
1978年至2008年，我国汉语专科辞书出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30年间汉语专科辞书共出版了2755部，占30年汉语辞书出版总量(7466部/卷)的36.90％，高居各类汉语辞书之首。从总体上看，基本上各学科都有了自己的专科辞书。专科辞书中，学科词典数量最多（共1066部），最少的是术语词典（200部），两者分别约占专科辞书出版总量（2755部）的38.69％以及7.26％。术语词典比重过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术语研究水平及专科辞书编纂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前，各主要学科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专科工具书，市场需求相对饱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汉语单语专科辞书已渐渐难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变化。如何更好地组织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词典研编者通力合作，借鉴术语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改变专科辞书“词汇对照表”式的设计理念，应是未来专科辞书编纂与出版努力的方向。
代表性专科辞书如：《中药大辞典》（吴贻谷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7年）、《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魏天定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郑天挺、吴泽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史为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毛泽东著作辞典》（李捷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六 数字化辞书
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社会正在进入“互联网＋”和语言智能时代，科技进步与创新正在驱动着出版行业产生深刻变革，辞书电子化、融媒体化成为大势所趋，辞书的内容、载体、用户习惯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线上辞书缺乏权威；平面媒体辞书有权威，但已经不是首查、常查辞书。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融媒体辞书，传统辞书与数字化辞书融合发展，线上线下有机结合。这需要我们创新编纂理念和手段，拓宽辞书学研究领域，把辞书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把网络辞书的灵活性和传统辞书的扎实内容融合起来。2019年3月，中国辞书学会举行了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中国辞书学会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暨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举行》，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微信公众号2019年3月24日），会议提出，平面辞书要向融媒体辞书的转变，辞书研究要特别重视辞书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辞书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在工具书数字出版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将工具书资源和各种相关资源融合，实现由图书向内容、由产品向服务的转化，进而达到融合出版的目标（孙述学：《辞书数字出版：花开自有时》，《出版广角》2014年第Ｚ1期）。该馆研发的《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APP分别于2017年、2019年面世，在品牌辞书的数字化进程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七 辞书国际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当下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辞书出版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当下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辞书不能仅囿于国内市场，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不仅有利于助力汉语国际化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有利于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给不同母语及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量身打造一套轻松学汉语的特色工具书，2008年，商务印书馆启动了“汉语图解词典系列”出版工程，10年来，已开发了80个语种，大小共160种书，其中有49个语种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让世界爱上汉语——“汉语图解词典系列”出版80语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官网2018年2月1日）。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国际推广工作也在积极推进。《新华字典》汉英双语版已于2013年出版，《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现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都陆续启动。对内向型词典而言，外向型词典的编写还比较薄弱，我们还缺少为大家所认可的专为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权威辞书。
为适应数字化和国际化的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2017年8月新设了新型辞书编辑室，承担数字化辞书、外向型词典的编纂与研究。该编辑室正在组织编写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
2017年7月，为了搭建编纂与研究的更高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并于11月举行了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研究中心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托，整合优势资源，统筹领导既有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和新设立的《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新型辞书编辑室，切实担负起辞书编纂领域国家队的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加强辞书理论与编纂研究，努力打造传世精品。
第八节 小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词汇学和辞书学学科经历了从创立到发展与辞书学的过程，获得了长足进步，回顾70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以下几个方面经验值得重视。
一是密切关注国家需求。“建国十年，党在文字改革、语言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步骤地、有组织地发动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广大科学研究，大力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工作。”（魏建功《语文工作发展跃进中的体会》，《语文学习》1959年10月号）在推动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的高度，在国家层面制定语言文字政策和辞书发展规划，集中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编纂辞书，有力地推动了词汇学和辞书学的发展。辞书不仅是公民的“无声教师”，更是国家的集体记忆，是国家的知识服务工程，对推动国家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具有极大作用。
二是积极借鉴国外理论。建国开始的一段时间，借鉴苏联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词汇面貌。1970年代末以来，欧美的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应用于汉语词义分析和词典释义。1980年代，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引进国内，推动了认知词典学在新世纪以后诞生。我们既需要外国学说的本土化，更需要总结我国词汇研究、辞书编纂的经验，特别是要注意发现和解决学科发展的问题，立足汉语实际，融合我国学科传统经验和国外理论，更好地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
三是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在融媒辞书的理念下，我们需要创新词典编纂理念，研究辞书文本的编纂，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用户的辞书需求；并根据用户的辞书需求和检索习惯，改进辞书编纂和辞书面貌，改进辞书的出版发行。我们更需要回顾70年来学科发展道路，总结词汇学辞书学研究、辞书业界的经验，探讨信息化时代辞书的发展变化，丰富国人的辞书生活，将我国的辞书事业推上新高度，在世界辞书学界中拥有话语权，切实走出我国的辞书强国之路，奋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1. 本节所列举的代表性辞书主要为曾获国家图书奖或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辞书。
2. 魏向清：《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战略定位》，《辞书研究》2015年第1期。
3. 包爱梅、包和平：《现代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编纂出版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1期。
4. 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我国外语辞书出版30年回顾与思考》，《辞书研究》2010年第2期；魏向清：《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5. 赵连振、耿云东：《两次辞书规划以来我国汉语专科辞书发展态势述略》，《辞书研究》2015年第5期。
晁继周 1998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符淮青 2012 《汉语词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玉山 1989 《辞书编纂四十年综述》，《编辑学刊》第4期。
魏向清等 2013 《中国辞书发展状况报告（1978—2008）》，商务印书馆。
徐时仪 2016 《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许威汉 2000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
周荐、杨世铁 2006 《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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