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刘倩：变异理论与汉语方言语音研究
由于微信公众平台推出新功能，“语言资源快讯”左边显示的名称并非原作者，而是公众号管理者，原作者将于大标题和文末显示，感谢各位读者的谅解！
相当多的语音变异都是方言学家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但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视为静态的、同质的系统，这些变异自然就被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或者被表述为某种音位变体。例如九姓渔民方言的蟹止摄韵母，我们调查的老年男性大多tʃ组声母后读带有舌尖色彩的i，即i，其他声母前读i。而一些年轻人在tʃ组声母前则基本已经变成了元音ɿ，有一些女性则进一步在其他声母前也变成了i或ɿ。随着方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存在，按照结构方言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记录了某一位发音人的语音系统，但没有办法真正知道这样的音系可以代表多少同类发音人，而在他们之外，又有多少变异的情况存在。方言学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承认语言是异质的系统，并且这种异质性是可以被描述的。
例如，我们把九姓渔民方言咸山摄细字音韵母的读音，设置为变项（ie），它的两个变体可描述为:
在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已经使用过这种方法来计算全浊声母的弛声率和知庄章声母的变异。这里的道理一样，由于每种语体出现的读例数不同，将出现次数换算到000到100的指数范围之内，更容易观察发音人在不同语体中，倾向于使用哪一种变体。如果指数分值更接近000，就说明发音人更倾向于变体(ie)-1，如果分值更接近100，则更倾向于变体(ie)-2。当然，当只有两个变体时，指数分值与百分比大体相当，但当有两个以上变体时，指数计分的优势就明确地显现出来了，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相应的例子。上述表格也可以使用图表更直观地表达：
图4-2显示出发音人唐云庆在不同语体中咸山摄细字的读音情况，与我们在社会语言学的经典研究中看到的结论大致相当。即越正式的语体，发音人越倾向于使用标准音形式。这里的标准音指的是咸山摄的古老发音iɪ/ie韵，这一发音与来自蟹止摄的i韵相分，也符合顶层语言普通话的两韵相分的情况。因而发音人读最小对立组的指数得分为000，即意味着全部读例都读变体(ie)-1，如“题-田”、“梨-连”，“田”、“连”等字音值更接近于ie，并且区分得非常明显。读单字时虽然没有最小对立的字参照，但发音人仍然比较注意自己的发音，所以得分005，也接近(ie)-1。在词汇和语法条目的发音中，发音人渐次放松了对自己发音的关注，因此说句子的时候，更接近casual style，即随意语体，指数得分也最高。讲故事是发音人就一个既定的《牛郎织女》的故事版本，用方言讲述，发音人一方面要兼顾内容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有原文比较书面的语言的影响，因而这种形式接近于formal style，即正式语体。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量化分析在进行语言变异的研究时具有有效性，并且得出的结论也与初步观察的结果相吻合。计量研究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将结构方言学无法清晰描述的问题用直观的数据呈现出来。
上面的例子是单人的样本数据，如果有多人样本，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我们对2019年调查的11位发音人的语音数据进行统计，来观察他们的蟹止摄i韵母的变异情况。共使用了来自单字和词语的742个字音材料，其中[tɕ]组声母的字193个，非[tɕ]组声母的字549个。我们设置变项(i)，包括三个变体，分别为：(i)-1=[i];(i)-2=[i];(i)-3=[ɿ]。然后用指数计分的方法计算每位发音人的指数分值。这一次的分值区间是000到200，如果分值为000，说明全部使用了变体[i]，如果分值为200，则说明全部使用了变体[ɿ]，如果分值是100，有两种情况：一是全部使用了变体[i]，二是变体[i]外的另两个变体的使用次数相同。所以指数计分显示的是发音人变体使用的偏斜情况。11位发音人的总体情况如下：
由于[tɕ]组字和非[tɕ]组字的字数并不均衡，并且三个变体在两类字中读音呈分化趋势，所以总指数的参考性有限。但将两类声母的字分开来看，则可以看到一些重要信息。
图4-3a的总指数分布图显示了除两位女性发音人外，其他发音人的指数分值都比较均衡，在050分以下，而两位女性发音人的计分则接近或超过100，说明她们比其他发音人更多地使用[i]和[ɿ]两个变体。图4-2b则显示了蟹止摄韵母在两类声母中的分化情况。上面的虚线是[tɕ]组声母字的指数得分，可以看到发音人的分值都在100以上（只有一位低于100），并且有多位发音人分值接近或等于200，说明更多地使用变体[ɿ]。下面的实线是非[tɕ]组声母字的情况，多数发音人得分接近或等于000，说明更多地使用变体[i]，仍然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女性发音人得分形成了峰值。说明她们所使用的变体更多地偏离变体[i]。
表4-10区分不同社会变项计算了平均值，由于样本数不足，这里显示的也只是目前调查的大概情况：1.从年龄上来看，年纪越轻，[tɕ]组字越倾向于变体[ɿ]；非[tɕ]组字年轻人一律读[i]，不像中老年人那样多少有变异的情况，可能是普通话强势作用的结果。另一位没有用于统计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发音人，据初步观察，非[tɕ]组字也都读[i]韵母。2. 从性别上来看，无论是[tɕ]组字还是非[tɕ]组字，女性的变异程度都高于男性。3. 地域方面，梅城、三都[tɕ]组字的变异情况大体一致，非[tɕ]组字则三都表现得更为保守，变异程度很低。4.由于梅城的多数发音人都是船民（只有一位是渔民），而三都的发音人都是渔民，所以这个指数结果与地域方面的大体一致。
以上是对变异理论的简单实践。传统汉语方言研究更关注方言与地理，方言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希望将方言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分化规律弄清楚，但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中的变化无法被详细描写，社会语言学则借鉴了社会学和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将语言与社会特征之间的共变关系，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并且将变异看作是语言的本质性特征，正如钱伯斯、德鲁吉尔（2016：63，260）所说：“语言的社会变异跟它的区域变异一样普遍和重要。所有的方言都既是区域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方言学如果没有社会语言学作为其核心，就只能是对语言历史遗迹的记录；方言学的任何一个严肃理论都必须把城市方言学研究和变异理论置于中心的位置。” 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似乎并未太多受到方言学家的青睐，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在研究语言变异性方面的成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往期精彩
词典学 | 甘于恩、刘倩：方言正音字典的定位与体例问题——评《广州话正音字典》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语言资源快讯
作者 | 刘倩，任教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本期编辑 | 郑晓丽 薛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