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 | 张旸：从厦门地名看闽南社会文化心理【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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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地名概述

与写作缘起

闽南地区的地名沉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从语言与文化角度来看，组成地名的物质材料是语言文字，同样具有人文性的基本性质，这种人文性“与文化之间有着种种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载现关系。”^[1]透过这些表层的语言文字，可以深入探究一定时代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态。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专名和通名。“从地名学的角度，一个标准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构成，其中通名指明地理实体的类型，主要功能是定类，专名则用来说明同类型中的特殊个体，用来区别其他地名。与通名相比，专名的来源与含义要复杂得多。”^[2]下面举一些厦门地区的通名与专名实例。

 闽南地名风格独树一帜，首先，地名中有不少其他地域极其罕见的、生僻拗口的用字，如通名“埔”“墘”“寮”“崎”等等；其次，闽南地名有许多用字蕴含着先民祈求安定和谐、寄寓美好期望的用字如最典型的“安”字在闽南地名中占很大比例，“同安”“安溪”“华安”等地名便是例证；再者，许多本土化色彩极强的地名最早是以闽南方言来命名的，由于闽语发音特点同普通话差异极大，反映在地名用字方面表意不明，许多地名必须得用闽南话读出才能了解其原始含义，例如“待教巷”“暗迷巷”等。以上特点在下一章的论述中都会有所涉及。

厦门大学嘉庚建筑

闽南地名充分反映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笔者籍贯福建厦门是一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在闽南三地（泉州、厦门、漳州）中城市化程度最为彻底，但同时又保留着大量原始风貌。出于对地名文化和闽南文史的热爱，以著名语言学家陈建民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投影法”及“文化心理分析法”^[3]为理论根据，我们查阅相关地方文献，在搜集大量厦门地名作为例证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归纳出闽南地名所反映的四个方面社会文化心理特点，并作出相应的分析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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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南地名的

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一）历史名人景仰

汉民族历史上，无数伟人留下功绩，受到百姓景仰爱戴，而人们往往会将大部分历史名人的名字，或是与名人相关的地方作为地名，主要用于命名街巷、道路等。闽南地区这类地名大多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由于使用时间较长，作为老地名留存并历代沿用下来，比较不会发生过多的变化，且闽南三地的名人地名既有共性，各自县市也有自己独具的特色。下面以一些厦门地名为例，浅论其蕴含的对明清、近现代历史名人的景仰。

1.郑成功

厦门岛内许多地名都与郑成功有关。目前保存的“思明区”这一区名，反映明末清初郑成功曾驻军厦门岛集训水师以反清复明、收复台湾，以“思念明朝”之意设立地方行政区“思明州”。后人为了纪念郑成功，因郑成功受封“延平王”而设“延平路”，把郑成功所部兵营称为“先锋营街”“营平路”，把郑成功部队演武操练之处称作“演武场”“演武池”“演武亭”，把郑氏部将洪旭设立的兵部衙门称为“洪本部街”，把郑成功观练水师常策马而经之路称作“大走马路”“小走马路”。除此之外，21世纪初通车的“成功大道”更是直接以郑成功的名字来命名。

2.施琅吴英

厦门岛西南部的地名“将军祠”因施琅祠和吴英祠而得名，施琅历任清军副将、同安总兵和福建水师提督，因功受封“靖海将军”；吴英作为清朝福建水师提督受封“威略将军”以及“作万人敌”匾额。明清时期，人们为纪念两位将军立了两座祠堂，加上周围的近十座牌坊，一时间成为厦门岛内独特的牌坊群景。

将军祠旧景

3.陈嘉庚

厦门集美学村的地名“鳌园路”“诚毅路”“嘉庚路”均为后人纪念热心于捐资办学的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历史印记。厦门大学更是建立了“嘉庚楼群”来纪念创办厦大的陈嘉庚先生，其中“穿西装戴斗笠”（歇山顶燕尾屋顶盖在西洋建筑之上）的中西合璧式“嘉庚建筑”凝结陈嘉庚的卓然智慧，展现出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和精神。

（二）安定幸福憧憬

1.地名中蕴含的祈福思安心态

历史上的中国由于受到战乱、饥荒、疾病的影响，生活水平低下。具体到闽南地区，先民大多由于战争而从北方南迁而来，饱受乱世动荡、颠沛流离之苦，加之闽地蛮荒、山多地少，民生凋敝。从闽南三地地名来看，渴望社会平定和谐、生活安居乐业的“祈福思安类”地名有很多，请见笔者整理的“闽南三地‘祈福思安类’区县地名简表”：

以上如此多的地名实例充分反映出闽南人民对安宁幸福的憧憬，由此不难看出汉民族祈求稳定、福寿的“安”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反映在地名上则不单单局限于求“安”、求“平”，而是衍生出许多求“祥”、求“兴”、求“美”的新式地名，例如厦门的禾祥、莲兴、埭美，寄寓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正如陈建民先生所言，“地名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名可以窥探社会生活的变化轨迹。”^[4]特区经济上的进步投影在承载语言的地名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近年来，厦门地名中频繁引入“莲”字来给现代社区命名，形成莲花、莲秀、莲坂等一系列地名，这些地名中显然蕴含着百姓对纯净、高洁和美好的追求。

2.地名雅化寄托百姓美好意愿

早期的闽南居民常常以极其生活化的词语作为村名、街名、巷名等，其中不少地方直接用生产和买卖的商品作为地名，甚至不回避粗言俗语。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闽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将很多原本偏向口语“俗”的俗名改为偏向书面语“雅”的正名，“闽南人特有的思维特点，在雅化时多数是采取谐音或字义相近，约定俗成。”[5]一开始只有在正式场合使用雅名，当地人日常交际中还是保留着原来的俗名，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逐渐出现日常口语也倾向于使用文雅、庄严的正名的现象。下面结合厦门地名演变的实例来进一步分析：

“下门”是“厦门”最早的俗称，在闽南话中表方位的“下”和“厦”两字无论文读[ha⁴]还是白读[e⁴]其声韵调都完全一致，因而明朝就已经用相对文雅的“厦”字取代了原来的“下”；陈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其实由俗名“浔尾”白读谐音而来，而表方位的“尾”字在闽南方言中内涵比较粗俗，所以以发音相近的“美”字来雅化，实际上，闽南各地还有很多这种由“尾”改“美”的例子：角尾-角美、石尾-石美、坑尾-康美等等。

待教巷民居

前文谈到，厦门有许多地名必须得用闽南话读出才能了解其原始含义，“待教巷”从表面上看仿佛和宗教事业有关，实则不然，“待教”[tai⁶kau⁵]的闽南话发音与“刣狗”[tai²kau³]十分接近，仅存在声调上细微的差别，“刣”是福建方言用字，其原来的俗称“刣狗巷”表明此地早年有人杀狗卖肉做生意；“暗迷”[am²be⁵]的也是由俗称“晏糜”[an²be⁵]近音雅化、换用简单字而来，闽南话“晏糜”指稀饭，表明该巷早年聚集多户卖粥的小摊。如此一来，外地人看到这些地名，虽然用普通话读得出来，但往往不明白地名的含义，只有用闽南话读一读，方可知其本意。

地名的近音改字、地名中生僻字的退隐、或因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而完全改名，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语言表层结构的语音、词汇的换用，其背后反映出的仍然是深层的汉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地名换用雅字、倾向书面风格体现出人民因文化程度提高而越发渴望美好幸福生活的心态。

厦港渔区

（三）注重宗族观念

汉族社会非常重视宗族，宗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强调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姓氏则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是血缘关系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文化色彩。”^[6]闽南居民主要为中原地区大规模南迁而来，移民至此便以姓氏为纽带聚居，为表明自身宗族特点，形成了许多姓氏地名。这些姓氏地名常见的是姓氏直接加一到两个通名构成，如厦门的吕塘、洪厝、钟宅、薛岭、内（李）厝澳、曾厝垵、苏厝街等等；还有一些姓氏地名情况比较复杂，没有固定的命名规律，如漳浦赵家堡、同安刘五店村、翔安街边许等等。闽南地区的一种典型地名命名方式是：姓氏+“厝”字（通名），例如厦门的黄厝、卢厝、林厝等，以姓代表宗族，体现闽南传统家族聚居的特点。

其实，“厝”字在福建各地甚至广东潮汕普遍使用，且含义均为房子。但在闽南，“厝”的表现形式是红砖古厝，这是闽南极具代表意义的传统民居。在金门、晋江、翔安一带常常能看到成片的红砖厝建筑群，每一座古厝的名称、内部风格都不相同，在古代这每一座古厝都代表着不同的家族体制建设。汉民族心态中注重宗族的观念促使闽南先民通过建筑和地名来思考如何繁衍家族、传承荣耀。

（四）民间泛神崇拜

宗教对平民百姓而言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它能使人的内心世界得到协调和平衡，具有推动社会和谐安定的精神内涵。地名透露出古人的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类迷信活动，严格来说中国并没有全民普遍信仰的宗教，闽南地区更是凸显出“泛神崇拜”“万物有灵”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民间信仰与佛、道、释混同的泛灵信俗、多神奉祀的崇拜形态。”^[7]泛神崇拜的特点在厦门地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厦门南普陀佛字石刻

这里以笔者定居20余年的厦门岛南部厦港地区为例展开分析，从中管窥闽南地名所表现出的民间泛神崇拜特色。此地宫庙遍布，旧时宫庙曾多达40余座，属厦门岛上宫庙密度之最。根据厦港文史专家陈复授的论述，“这与厦港作为渔家疍民聚居地，民间信仰信俗相沿成习有很大的关系。”^[8]其中众多寺庙与所在街巷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由寺庙之名衍生出所在地和周边一系列地名，下面列表说明现存地名及相关宫庙（见表4）。 

如今我们在厦港渔区看到这些宗圣文化地名，可以联想到渔家疍民出外讨海时表现出的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对国泰民安与风调雨顺的祈求。奉祀神灵除了表中所列之外，还有延平王郑成功、药王神、土地公、池府王爷、钓艚王、钩钓王等等，足以看出民间的泛神崇拜。在闽南，大量地名因此而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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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经过以上的论述，从闽南地名特点和论文缘起入题，以文化语言学所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笔者搜集到的大量厦门地名实例，对闽南地名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四个方面的社会观念或文化心态：历史名人景仰、安定幸福憧憬、注重宗族观念和民间泛神崇拜。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现对此进行反思。比如，每一个列出的地名是否可以都附上对应的闽南话发音音标以便于读者理解其中谐音改字、地名雅化的现象（考虑到闽南三地文白读法存在差异，本文未全部标出）。另外，仅以厦门地名作为例证而缺乏漳州、泉州两地的实例，是否造成论文的研究存在一定主观性？关于闽南地名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上问题值得充分考虑，通过更严密的论证，得出更为完善的结论。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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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2]许敏：《闽台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硕士论文），温州大学，2016年，第27页。

[3]“投影法”指社会的动荡和制度的变革，都会直接而迅速地反映到语言和言语活动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文字是印证历史特殊的活的化石，是古今社会生活的一面投影；“文化心理分析法”即文化语言学在研究如何提高汉语的交际作用的同时，从语言本身(如问候语、答谢语、各种专有名词等)和言语行为出发去窥探不同人的文化心理，这里既包括个人的文化心理，也包括群体及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

[4]陈建民：《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5]涂志伟：《漳台地名中的语言、文化层现象》，《闽台文化交流》，2012年，第4期，第74页。

[6]付会太：《南阳市区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安徽大学，2010年。

[7]陈复授：《厦门疍民习俗》，鹭江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8]陈复授：《厦门疍民习俗》，鹭江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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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泉州学研究所

编辑 | 余燕妮

本期审读 | 冯玲玲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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