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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祝晓宏：略论粤方言保护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角（上）
有3个新情况正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粤方言保护工作的形势，相关研究应该予以重视。一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下称“语保工程”）进入第二期。粤方言保护作为语保工程的重要一环，也随之进入深度语保阶段。相比一期语保，粤方言的深度语保在“保护理念、保护内容、保护方法”等方面需有所深入、有所发展，这不仅关乎粤方言保护工作的推进，也关系到整个语保工程的质量。
二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实施。2018年正式启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程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会加速语言一体化，普通话成为湾区主体语言将是大势所趋，而以往作为区域通用语的粤方言，其传承和发展既拥有了新的契机，也有些不确定性。三是新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正在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语言生活。粤方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媒体荣光不在，而日渐繁荣的新媒体既赋予粤方言以新的传播机遇，同时又以普通话为绝对媒介挤压着粤方言的发展空间。
以上3个新情况，使得粤方言保护研究面临新的课题，需要有新的视角。
二、粤方言保护研究的新问题
一直以来，粤方言是汉语的强势方言。据Ethnologue网站第24版公布的数据，全球粤方言母语使用者达到8500万之多（Eberhard et al，2021）。2015年，语保工程启动，联结着海内外8000万使用人口的粤方言名列其中，这是引人瞩目的。我们都知道，随着普通话的普及，社会上对于方言式微的忧虑逐渐增多，2010年，广州民间就曾因”推普废粤”的谣言而爆发”撑粤语事件”（祝晓宏，2011），这是大众语言焦虑的一次集中释放。语保工程赋予粤方言保护以重要的位置，体现了学界语言资源理念的深入，也彰显了我国政府对于语言资源保护的气魄和决心。
粤方言保护工作是语保工程中的有机一环，粤方言保护研究的相关问题，可以放在语保工程的总体中予以观察。
首先，来看语保工程的总体目标。语保工程旨在：”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基础性成果，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 以总体目标来衡量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态语料的收集记录应当是”基础的基础”，对于粤方言保护来说，也是今后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其次，从语保工程现状来看，一期成果显著，主要表现为”五个一”：采集了一大批语言资源（共完成全国所有省份1712个调查点、123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的调查工作），建设了一些资源平台（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平台，语保网），制作了一系列技术规范，出版了一系列重要图书（如《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濒危语言志》），培养了一大批语言人才（1000多个专家团队，4500多名专业人员参与）。语保工程锤炼了我国大型语言资源普查和管理的体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为了语保工程，国家自上而下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人民有理由期待这么大的投入能够发挥实效。即，能真正地减缓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衰亡的速度，切实维持各个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活力，提高公民语言资源保护意识，传承中华语言文化。应该说，要最终达到这样的期待是很不容易的。李宇明（2019）认为，语言保护有三大层次：语言保存、语言活态保护、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来看，后两个层次还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实际上语保工程更多的是在语言保存或语言记录这一层次用力，并且采集的样本主要集中在语言结构层面，对于方言和民族语的活态和开发利用关注得还很不够。
在学术研究层面，当前对粤方言保护研究成果的专门讨论主要聚焦在保护方法、路径等方面（李诗奂，2012；梁菁洪，2020），针对全国和广东语保也提出了不少好的策略（曹志耘，2017；甘于恩、陈李茂，2017；甘于恩，2020；林小玲，2020）。笔者认为， 还应研究语保内容、成效评估、资源开发等问题。粤方言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用经济发展的眼光看待粤方言，让粤方言文化成为各行业的利益增长点，容易实现粤方言的保护和传承”（单韵鸣，2021b）。因此，深度语保应在一期成果的基础上，细化语言样本的颗粒度和扩大语言样本的丰富度，多模态地复现语言资源，同时研究如何创造性地开发应用粤方言资源，以开发应用促保护传承。
当然，这些应用课题着眼点都比较高，要使应用研究落在实处，需要开展粤方言使 用实态的具体调查。
（二）粤方言的功能规划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正式落地实施，大湾区战略的推进必将成为影响该地区语言生活以及粤方言的又一重要外部变量。这样确信的理由在于，相比于直接显性的语言规划，国家层面上的重大决策或者发展规划，对语言生活的影响和改变更为强大、深刻和持久。例如，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已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巨大引擎，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是城乡人口流动、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等全方位的变化，从而极大地推动普及了普通话，这比任何一项语言政策的效力都要深远。同理，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推进，也必将深刻地重塑该区域的语言生态。大湾区语言状况的最大特点是多样性，普通话、粤方言（包括闽、客等方言）、英语、葡萄牙语等各有其位，各有其用，多样性中突出的是粤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在港澳地区可谓达到”三高”程度（法律地位高，使用层次高，认同度高）（屈哨兵，2020；殷俊、徐艺芳，2019）。这种局面随着大湾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普通话的普及将会发生变化，粤方言保护面临的压力是否更大，还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一段文字旁及粤方言：”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粤剧是以粤方言为媒介的传统艺术，在大湾区和海外华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支持弘扬粤剧，即是对粤方言的文化功能作出了政府规划。在学术层面，有学者提出发展粤方言文化产业的设想，这是有前瞻性的，但这还不是粤方言功能的全部图景，粤方言在媒体、商贸、教育、大众交际乃至行政、司法等领域仍将长期发挥作用。在应急语言服务等领域，粤方言也大有用途。当前的痛点是，港澳人员来内地就业由于不通普通话而有诸多不便，而内地人员去港澳旅行也有不少饱受语言歧视的案例，这些都会阻塞大湾区的语言融通，甚至可能引发语言冲突事件，迫切需要通过语言规划或协调加以解决。目前已有粤语文化从业者提议成立大湾区粤方言保护中心，大湾区的相关学术 机构也需要就此携手展开研究。
（三）粤方言的传承路径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移动新媒体的全面来临成为方言和祖语传承新的助力。这种助力表现在移动新媒体为方言传承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开辟了广阔的使用领域，方言在虚拟世界获得别样的活力。谢小丽（2020）调查报告了粤方言网络服务资源，包括教育型语言服务资源和工具型语言服务资源。应该说，网络服务资源满足了市场需求，但是在激发、培育粤方言文化学习、使用需求方面，不断升级迭代的网络新媒体平台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海外华人而言，粤方言还是需要传承的祖语，而新媒体可以将离散的海外粤方言群体更有效地联结在一起。”事实上，互联网既是语言维护的一个工具，也是少数语种或祖语使用的一个额外领域。”（Pauwels，2016）这就是说，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可以为粤方言提供新的使用场域，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学习和使用粤方言，从而保持粤方言的活力。
新媒体的繁荣对于粤方言和祖语维持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方言维持，也能成为阻碍方言维持的一个因素。相比于少数族群语言，互联网效应可以让主流语言更加得势，吸附更多的使用人群、获得更大的附加值和生存空间。Fishman（2001）指出，媒体更有可能干涉而不是支持母语传承，这仅仅是因为占主导地位的多数语言的媒体生产数量更大。对于改变祖语转用，“媒体的有用性不仅远远不如家庭和社区，而且落后于教育和工作领域等”。也有学者基于当地情况认为，媒体无法取代家庭和社区中的语言传承，但其作用不能被放弃（Cormack，2007）。虽然目前还缺乏普通话和粤方言网络资源的数据对比，也缺乏粤方言使用者虚拟语言生活的详细数据，但是新媒体空间当中普通话占据绝对强势是毫无疑问的，说新媒体语言生活就是普通话生活并不为过。据报道，某些头部新媒体平台禁用粤方言直播和出品节目，这无疑会进一步压制粤方言的发展空间。
新的研究问题需要有新的研究视角。研究粤方言的应用现状、功能规划和传承路径这些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粤方言使用调查研究已有一些相关成果，例如徐晖明、周喆（2016），屈哨兵（2018；2021），邵宜（2018），刘慧、黎顺苗（2020），单韵鸣、李胜（2020），王海兰（2020）等。这些调查展示了广东地区部分城市、领域、场景和群体的语言使用状况，其中涉及粤方言使用情况。整体而言，这些成果都还不是专门的粤方言使用调查，调查对象、范围、样本量都比较有限，至于境外粤方言各领域的使用状况，更为少见。大部分研究采用的调查方法是问卷和访谈，所能呈现的只是粤方言使用实态的某些截面。
因此，要全面、深入、立体地保存和展示粤方言实态，就应该在语言生活研究视角 下，开展从境内到境外、城市到农村、政务到家庭、现实到网络、儿童到老人等各方面的粤方言使用情况调查。在微观层面，还需关注粤方言变异和接触情况。语言变异反映了进行中的语言变化，语言接触则是语言变化的外部动力。普通话已经带来了粤方言结构层面的许多变异和交际过程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单韵鸣，2016），这也是粤方言实态的一面。
教育和媒体是语言竞争最为激烈的场域。在教育领域，为了应对粤方言式微，珠三角一些中小学已经不定期开展粤语、粤剧、粤语相声、粤语童谣进校园活动，部分中学还开设了粤方言教学的选修课或综合实践课。这些活动侧重向下一代传递粤方言的文化韵味，以兴趣为主导，覆盖面有限，离真正的粤方言教学和粤普双语教学还相差甚远。当然，教育领域能带头重视粤方言文化，形成示范效应，有利于形成粤方言传承的社会氛围，推动家庭自然传承粤方言。相比之下，港澳从幼儿到高等教育阶段一直是以粤方言为教育媒介语，教授繁体字，普遍认为这项政策对确保粤方言在港澳地区保持活力具有重要的作用（Li，2015）。香港特区基本法第136条规定，特区政府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学语言等。历年来，教学语言采用母语和英语的争议极大，母语是普通话还是粤方言也有不少争议（陈立中，2000）。普通话在教育、媒体领域的增加，让这方面的争议仍将持续下去。
从公众服务到日常交际领域，普通话的作用将会越发彰显，而粤方言的作用会有所下降（郭杰，2019）。这是由语言的价值所决定的。我们曾以58同城广州招聘网为检索范围（检索时间为2021年7月28日），发现有“粤语”要求的招聘广告有499条，要求“普通话”的广告达4242条，可见市场对两种语言变体的需求差别很大。随着大湾区经济一体化，普粤的经济价值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人们会转而更加重视粤方言的文化和身份价值，粤方言保护意识也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整体来看，在以上8大层次领域，语言竞争的范围正在逐渐下移，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社区、家庭的语言压力会增加，语言矛盾的爆发可能全域化。防范语言冲突、促进语言融通、提升语言服务能力等方面应是大湾区语言规划的重点，粤方言保护研究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未完待续）
【原载《南方语言学》第18辑，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12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李思华
本期审读：李思华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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