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历史(音频)|刘婧妤:周、楚之间: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农作物遗存(湖北随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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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台子遗址是随枣走廊一处以商周遗存为主的重要遗址,2011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发现后,为探寻与墓地相关的聚落遗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该聚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使用至东周时期,两周时期是其主要使用阶段,该遗址等级较高,可能为西周早期曾国政治中心遗址。
曾国在西周早期伴随着周王室对于南土的经略活动而被分封于随枣走廊地区,并逐渐成为汉东诸国最大的一支。曾国之先祖“南公”地位可与周公、召公、太公相当,曾国的军事战略意义主要是拱卫宗周的南门、保障青铜之路的畅通。
随州庙台子遗址的发掘和浮选为研究江汉地区历史时期(两周时期)曾国地区古代农业提供了契机。
庙台子遗址两周时期浮选单位157个,出土植物遗存共计3893粒/枚,其中农作物种子遗存2841粒,其他农作物遗存897枚(水稻基盘和小麦穗轴),非农作物遗存155粒。周代农作物遗存占周代植物种子总数的96.0%。
经鉴定,随州庙台子遗址出土的炭化农作物遗存共计7种,有稻米、水稻基盘、粟粒、黍粒、小麦粒、小麦穗轴、大麦粒、豇豆属和豌豆。
曾国农业生产特点:稻旱兼营
稻旱兼营的农业经济制度对曾国在江汉一带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物质保障。稻旱兼营本质上也属于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其优越之处主要体现在可抵御极端气候事件引起的某一种作物减产,提升了粮食安全性。稻旱兼营农业必然也是此地自然生态环境适应下的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传世的西周晚期“曾伯桼盙”铭文中有“用乘稻粱”一句,粱者,粟之精也,这从另一角度暗示了稻、粟在曾国的重要性。
从考古发现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来看,不同时期水稻和粟的出土概率都高于50%,其中水稻的出土概率均是最高的,其在农业生产结构里明显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粟在庙台子农业生产中的优势也很明显。粟起源于中国北方,隋唐以前一直是北方旱地重要的粮食作物。
小麦穗轴的发现反映出曾国先民应该从事了小麦种植;然而小麦的出土概率维持在偏低的7%~25%范围内,这表明其在农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大大低于水稻和粟。
曾国农业的“传统”与“非传统”
曾国是宗周的姬姓封国,其在随州建立之初的军事战略意义主要是拱卫宗周的南门、保障青铜之路的畅通。从统治阶层的角度考量,姬姓的曾国“入乡随俗”,既保持了先祖在黄河流域生活时的农业生产习惯,又接受了稻作农业。
综上,尽管水稻种植是江汉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但在当时,粟作才是曾国统治阶层的“传统”,稻作反而属于“非传统”。
事实上,有周一代,宗周对南方的经营并没有止步于随州地区,还对长江沿岸地区产生了影响。鄂州城子山和以大冶蟹子地遗址为例:新石器时代,它们属于典型的南方稻作农业经济;但到了两周时期,两处遗址里粟的出土概率就比较高了。
尽管粟不一定在当地种植,但至少反映了周代江汉之地古代居民作物资源选择上的变化。此外,从小麦的角度看,随着北方影响力的扩大,旱作农业持续影响周代南土,小麦为原有的稻旱兼营系统注入了新的旱作元素。
随州庙台子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江汉地区历史时期(两周时期)曾国地区古代农业提供了契机。喜食粟类作物、习惯种植旱地的北方传统与喜食稻米、习惯种植水田的南方传统在庙台子遗址体现得非常明晰,这既反映了“南土”与“王畿”的“文化分异”,也代表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
经营旱作或经营稻作与当时曾国地区农民的社会背景是否有着严格的对应尚不得而知,然而稻旱兼营离不开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政治权力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与周王室在此地分封姬姓诸侯国,在此长期经营并拱卫宗周南门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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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婧妤
音频|刘婧妤
审读|周书琪
责编|甘于恩
图文|来源于论文《周、楚之间: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农作物遗存研究*》(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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