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周清海：陆俭明著《新加坡华语语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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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明兄的新著《新加坡华语语法》就要出版，嘱我写序。这本书，和我有一些关系。我在语言方面的许多看法，也都和这部书所说的内容有关。我被这本书带回了20世纪90年代。因此，这篇序，除了从学术上说说这本书的价值之外，也涉及温馨的回忆。这篇序分为两个部分:(1)往事的回忆；(2)本书的特点以及对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一 回忆往事

已故李光耀资政生前极为重视华语，曾于1979年发起了讲华语运动。为了让新加坡人民能更方便地学华语、用华语，有关部门也发起编写了“打电话学华语”课程，让有意学华语的新加坡民众通过电话学华语，把华语送到他们身边。作为课程的顾问之一，我就曾经为课程里的一个句子“贵也贵不到哪里去”踌躇了。当时，我们是以现代汉语作为华语的规范标准。这样的句子，方言里是能说的，但普通话能说吗?我没有到过中国，而在所有能看到的语法书里，如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赵元任先生的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等等，都找不到有关的说明。后来在老舍的著作里找到这样的用法，我才放心。“打电话学华语”的教材里，也就保留了这个说法。

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北京香山举行，我和卢绍昌、陈重瑜、谢泽文、谢世涯等人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的几天交流里，我发现中国的普通话和新加坡的华语是有距离的，但距离在哪些方面?俭明兄说:“有必要了解新加坡华语的特点，发现这些特点，描写这些特点，以便为华语的规范化提供依据。”只有了解华语和普通话有哪些差距，在华语教学里，才能正确地对待、处理这些差距。这些都是我时时挂在心上的事。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到新加坡来，他们对《联合早报》的用语，有很多意见。当时，我是《联合早报》的咨询委员之一，有机会看到他们所批评的《联合早报》用语。那些用语，除了一些明显是用词错误、是语病之外，也有一大部分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在用的。因此，我向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建议，《联合早报》应该聘请一位语文顾问，专责审查记者们的用语。此外，我也在思考:新加坡华语必须完全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吗?

1994年，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我被当时的校长詹道存教授委任为中心主任。在语言研究方面，我们就开展了三个研究计划:(1)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3)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研究。

俭明兄就是中心聘请的第一位客座教授。我一直认为，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适当的尊重，因此俭明兄到中心来的待遇是和聘请欧美教授的待遇相等的。香港大专的友人就批评我说：“你破坏了行情。”亏待中国内地的专家学者，是当时香港的风尚。

俭明兄到中心来从事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完成了《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一文。当时，我因为行政任务繁重，没有参加研究，但研究组的每次会议，我都出席，也就非常了解研究的进程。俭明兄的研究，对我产生了以下影响。

(1) 改变了我一切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的看法，而强调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应该向普通话倾斜。

(2) 后来我倡导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倡议研究“全球华语语法”，以解决全球华语沟通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受他的研究启发的。

俭明兄在新加坡的日子，通过研究会议，日常相处，我们也就建立了友谊。从1994年至今，20多年的相处，他成了我坦诚知心的朋友，成了我北京可以拜托的朋友。

1995年,俭明兄回国之前，还特地带回了不少本地作家的作品，他准备写一本关于新加坡华语的语法书。这本书就是以书面语为语料，描写他所看到的八九十年代新加坡华语书面语的语法现象。

二 《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与贡献

《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与贡献，至少有下列几点。

第一，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地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作者做了下列总结。

(1)本地学者的研究，不太注意区分共同语和方言，似乎只要跟中国普通话不同的都当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看待。事实上，其中所谈到的不少语法现象只是方言成分，而并非作为新加坡华人共同语的新加坡华语所有之语法现象。

(2)存在以偏概全的毛病。譬如在谈到双宾语的词序时，说新加坡华语由于受到闽、粤语的影响，双宾语语序是指物宾语（即直接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即间接宾语）在后（如“他给三本书我”）。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在新加坡华语里双宾结构只有这一种说法。实际情况是，在新加坡华语里，既有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的双宾结构（如上面所举的例子），也有指人宾语在前、指物宾语在后的双宾结构（如“给他五块钱”“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而且后者在书面上更常见，前者倒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总结。此外，当时的华语语法研究都将书面语和口语混杂起来，以举例的方式说明华语和现代汉语的差距，而研究者都是不说当代普通话的，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现象，也不甚清楚，所根据的是当时或以前出版的语法书。

俭明兄和这些研究者不同，他生活在说当代普通话的环境里，又深入研究了普通话语法。由他来研究新加坡华语语法，就能避免“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难。因此，全书有太多的发现，是我们作为新加坡华语使用者所没能发现的。书中指出的差异，至今仍存在在新加坡华语里。

第二，本书主要以新加坡华语的书面语为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口语。作者认为：（1）书面语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相对说来较具规范性；（2）一个民族的共同语一般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它们形成共同语的历史过程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共同语的形成，书面语要早于口语；（3）新加坡华人的口语，还未达到作为新加坡华人共同语的成熟阶段，如果以口语为主要考察材料，就容易把本不属于新加坡华语的现象看成新加坡华语的特点。

因此，他考察了由新加坡作家、学者撰写的华文书籍共110多本，包括小说、戏剧、散文集、游记、学术论文集和中小学华文教材，也考察了部分新加坡发行的华文报纸，主要是《联合早报》；此外也收听了新加坡电视台第八频道的部分华文节目。力求语料具有代表性、普遍性，以做到“凡是跟中国普通话一致的地方，本书要描写、说明；凡是跟中国普通话不一致的地方，本书更将特别指明”。

我曾经说:“从新加坡华语的情况看来，因为没有共同的、成熟的口语为基础，却建立了共同的书面语，所以新加坡华语口语受外语的影响，远远超过书面语所受的影响。”这和俭明兄认为“新加坡口语并不成熟”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新加坡华语的口语比书面语更能体现新加坡华语语法的变异，而这些变异有的在口语里已经固定下来了，而且也出现在其他华语区，如马来西亚，这些现象今后也需要加以注意。如果是在其他华语区也出现的现象，还能算是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吗？

第三，本书是第一本成系统地讨论新加坡华语语法的专著，读者在学习、了解华语的语法特点、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和普通话不同的细致分析之外，也同时学习一套语法体系。比如说:

“‘一般上’是新加坡华语里所特有的一一个副词，用得很普遍。”

“在中国普通话里，在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中只用‘得’，不用‘到’。当然，也没有‘使到’的说法。”

“在新加坡华语中，有一个特殊的助词‘来’，它专门加在述补结构‘V好’的后边。‘V好来’在意思上大致跟‘V好’相当，但含有强调希望达到预期的好结果的语法意义。”

“形容词谓语句中用‘是’（不重读）：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在中国普通话里没有这种欧化句式。”

“由于受英语的影响，在新加坡华语里‘被’字句用得很广泛，不止出现在翻译作品中。”

这些，都是在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里论述的。在词法、词组、句子的不同项目下讨论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让读者在了解语法差距之外，也学了一套语法体系。

上述特点，说明了本书特别适合作为本地报刊、传媒的从业员参考，作为大专学府里华文师资培训、中文系汉语科目以及语言比较的教材。俭明兄谦虚地说书的出版，只是想给自己留下印记。作为一个一辈子关心新加坡的华文发展、应用，参与华语华文的推动工作，以及从事华文师资培训的前从业员，我认真地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印记。

最后，我要再强调俭明兄对新加坡华语规范问题的看法:“普遍性和系统性这二者之中，普遍性是首要的，系统性最终要服从于普遍性。”在这个看法的引领之下，我才有了“大华语”这个概念。在语文教学里，我也提出了“教学从严，评鉴从宽”的原则。所谓“教学从严”，就是在选材与教学中，特别注意向普通话倾斜，而“评鉴从宽”则应该充分考虑语言应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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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熊 敏

本期审读|熊 敏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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