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京深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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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京深杭（下）

Original: 塞冬黔财有话说 2019-07-06

“坚持原创，干货满满的经济、房产和时评”

在《何以“京深杭”（上）》中，塞冬从宏观数据和公司层面对“京深杭”在新兴信息产业上的优势进行了总结，并对北京发展成“互联网之都”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

本篇将继续解读以下几个问题：

智能硬件的中心为什么是深莞，长三角下错了什么棋。
华北为何只剩下一个繁荣的北京，津冀怎么了？
杭州诞生世界最大电商帝国的逻辑是什么，又何以成为“互联网副中心”。
互联网产业正在对城市竞争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新全球城市”是什么概念。

深莞—智能硬件之都

前文《有理想的中国IT企业，正在全球攻城略地》已经介绍过珠三角智能手机品牌在全球的突飞猛进。那么，为什么成为智能硬件中心的是珠三角而不是长三角或者京津冀？下面将继续用数据和案例来进行阐释。

众所周知，深圳由于临近香港，长期以来是我国最重要的电脑和电子设备进出口中心，90年代-21世纪初，广东的进出口长期占我国总量的35-40%。

华为靠交换机贸易起家，上篇中的四通公司，在80年代也是依靠香港金山等公司进行PC和打印机贸易。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深圳电子贸易链，是众多深圳人民第一桶金的来源。

深圳从1992年起，一直是我国出口额最大的城市，进出口总额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2。近年来，由于深圳产业向东莞转移，2016年，东莞首次超过苏州成为全国外贸百强第3名，仅次于深沪（海关总署“2016中国外贸百强城市”，综合指标、非按贸易额排序）。

深莞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并非一帆风顺：

2002年底，《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大火，文中指出了深圳的几个问题：

陆家嘴的虹吸作用——各类金融公司总部、特别是外资金融公司大量进入上海。
吸引外资能力不足——深圳吸引外资规模显著低于上海，既有的外资公司、如沃尔玛中国总部，也准备迁移到上海。
吸引人才能力不够——大学生就业意向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深圳和京沪差距极大。
保税区效率低下——上海外高桥进区办理周期只需1天，货物通关只需10小时。
城市环境差、治安差、交通拥挤。

2009年金融危机，珠三角外贸受到极大冲击，深圳出口下滑10.1%，东莞出口下滑16%，全国上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

08年底-09年初，中西部各地举办“返乡农民工”招聘会

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浦东大开发，制造业快速转移进入中国，外企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上海成为外企登陆的桥头堡，进入改开后相对辉煌程度最高的时代，同时也是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时代。

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召开，主题是：中国未来五十年

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

2000年，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66家，2005年增至123家。2005年时，有29家在沪外资银行被指定为在中国的主报告行，陆家嘴吸引了360余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入驻。

外贸、外资、外企，是当时中国最红火的行业，也是顶级学生的第一就业选择。下面是“中国制造”在世界电脑/电话产量中的比例（《中国统计年鉴》、IDC、工信部《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产量单位：亿）。

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感受一下21世纪初全球产能向中国转移的速度。i

然而，这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加入WTO并没有让中国成为外资的“殖民地”，反而孕育出大量高竞争力的内资企业，中国对外资的依赖也一路走低。

历年实际利用外资/GDP

历年出口/GDP

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命运的不同走向——下面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座城市在1996-2017年间，GDP占全国比例的变化情况：

上海在21世纪头几年达到巅峰，随后逐渐下滑。
北京和上海的差距迅速减小，如果不是近年来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可能已经超过上海。
深圳总体上快速进步，在08-10年金融危机期间进入低谷，随后稳步上升，缩小和京沪的差距。
1997年，深圳的GDP是上海的37.4%，2017年提升至上海的74.5%。
1997年，北京的GDP是上海的60.5%，2017年提升至上海的92.9%。

看完宏观数据，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以手机为主的智能硬件，其发展轨迹大致如下：

21世纪初，国产手机从无到有迅速崛起，市占率从1998年的0%，发展到2002年的35%。深圳的TCL、宁波的波导、厦门的厦新，引领出国产手机的第一次小高潮，也让国产手机进入第一次“战国时代”。

2002年，国产手机波导首次打入全国市占率前三

21世纪头几年，让人印象深刻的国产手机广告：

然而好景不长，一方面，国产手机在国际上没能打开出路，仍是以贴牌代工为主，另一方面，在国内也逐渐被国际大牌压制——国产手机在2003年获得了55%的巅峰市场份额，随后一路下滑，2006年跌回35%，一直到2012年，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下面是2008年和2012年的全球手机份额排名：2008年时，中国品牌都是others，2012年智能手机初期，中兴、华为分别获得了6%和3%的全球份额，主要靠贴牌和运营商合约，尚未形成品牌影响力。

就这样，从21世纪初到2012年左右，以珠三角为核心的自主电子产业链，由于没能真正打出和外资抗衡的自主品牌，就长期处于“山寨”标签下，深圳也得名“寨都”。当时深圳消费电子产业的形象就是——在外资手机阴影下苟活的步步高、金立、TCL，以及主要做运营商市场的中兴、华为。

21世纪初，北大、清华、哈工大相继在深圳设立研究生院。本科时，塞冬的一位好友去深圳研究生院探访回来后说：“深圳这城市哪儿都好，就是到处都是“山寨”品牌的广告牌。”

然而，也正是这些曾经的“山寨”品牌，发展成如今的国际手机巨头——在《有理想的中国IT企业，正在全球攻城略地》中已说了很多，不再赘述。

我们以步步高为例：

段永平，1961年生，比上篇中的张朝阳、王志东大几岁，和求伯君一样，浙大无线电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体制内工厂——北京电子管厂，还是和求伯君一样，在80年代末选择离职南下，到中山日华电子厂担任厂长，生产出“小霸王”学习机，将一个年亏损几百万的国营小厂变为年营收10亿的全国知名品牌。

1995年，段永平创立了步步高，从VCD、学习机做起，到“步步高音乐手机”，再到如今的“vivo智能手机”。

2001年，段永平的浙大系友，从小霸王时代就一路跟随段的陈明永，和段永平一起创立了OPPO，从mp3、mp4，到DVD、到享誉欧美的蓝光播放器，再到拍照手机、智能手机。

步步高和OPPO的整体打法，和珠三角其他自主电子品牌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这俩做得最激进、最成功：

紧跟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线，什么火做什么。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端到中高端，持续升级主体业务。
紧盯数量最多的主体人群、从90年代至今持续进行高额广告投入和渠道建设。
大比例员工持股，不缺钱、不上市、持续分红、核心员工收入极高（华为也类似）。

从小霸王学习机到步步高无绳电话，再到VCD/DVD、点读机、vivo、OPPO，持续近30年的广告轰炸：

除了OPPO/vivo外，另外两个深莞的知名品牌——华为、大疆，大家都非常熟悉。

2017年，华为营收900亿美元，净利润70亿美元，手机出货全球第3，也是目前最有希望进一步全面突破的中国公司。

大疆和商汤科技一样，都是大陆学生前往香港高校，在顶级的无人机、深度学习团队学成，再回大陆创业，目前估值150亿美元，占据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份额，并成为哈苏的最大股东，借此进军摄影摄像领域。

下图，华为是全球研发支出top10里唯一的中国公司，腾讯、阿里也即将进入榜单。

如前文所说，伴随自主品牌智能手机的发展，自主电子零部件产业也正在大踏步前进——欧菲光学、汇顶科技、舜宇光学等。而除了零部件外，受益最多的就是上篇中提到的，智能手机和自主AI独角兽的结合：

寒武纪AI芯片+自主品牌手机，在手机端实现高效率低能耗的人脸识别和美颜算法。
商汤/旷视AI算法+自主品牌手机：自动判断拍照场景、AI“微整形”美颜、人脸解锁。

据传，珠三角的某手机巨头，会让北京的AI独角兽公司派团队飞到深莞，同场办公。两个公司的团队在同一间房里工作，中间隔着玻璃，能互相看到对手的进展，谁先实现手机厂商提出的技术要求，就用谁的解决方案——中国公司惨烈的竞争手段造就出极强的竞争力。

于是，深莞的硬件巨头和北京的AI巨头，就这样相互竞争和协作，共同提升了中国的智能产业水平。

谈完深莞从“山寨”到“巨头”的历程，再看看长三角和京津冀从“辉煌”到“没落”的“遭遇”：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长三角成为台资企业转移产能的主要目的地：广达、仁宝、和硕、纬创、英业达等台资PC代工厂，让上海和苏州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脑制造基地。

2010年，全球共生产了2亿台笔记本电脑，其中，中国大陆生产了1.85亿台，上海和苏州的产量都是8400万——两个城市包揽了全球84%的笔记本电脑产量。

随着PC出货量的下降，和产业转移，到2017年时，全球笔记本产量已下滑到1.6亿台，重庆年产6000万台，替代苏沪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和深莞自主品牌手机巨头相对应的，就是长三角顶级的手机代工产业，下面是从2014年到2017年的中国手机ODM公司前十排名。

所谓ODM，就是包含设计在内的代工：红米、魅蓝、荣耀等中低端品牌，大都采用这种第三方贴牌生产的模式，并非小米、魅族、华为亲力亲为。

目前，全球30%的手机来自ODM，而全国前三名的ODM代工公司，总部都在上海：

华勤，年产手机9600万台，年营收38亿美元，制造基地在东莞、南昌。
闻泰，年产手机8400万台，营收169亿人民币，净利3.3亿，制造基地主要在嘉兴。
龙旗，年产手机3400万，营收88亿人民币，净利1.3亿，制造基地在惠州、南昌。

2015年和2017年底，龙旗曾两次申请IPO，但都被否，主要原因就是利润太低、且波动太大。

所以我们会看到，长三角并非没有智能硬件产业，但主体是代工、而非自主品牌，这成为近年来长三角产业升级的不利因素。

从宏观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和苏州的工业体量都出现了停滞：

2012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9万亿，2017年3.2万亿。
2012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2万亿，2017年3.4万亿。

同期，深圳的数字从2.1万亿提升至3.0万亿，东莞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没有产值数据）从2300亿增加到3300亿，增速远超沪苏，在工业总规模上大大缩小了和沪苏的差距。

京津冀面临的问题，和长三角的PC制造业是类似的：

北京曾拥有索爱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和诺基亚中国最大生产基地，2010年，生产了全国27%的手机。
天津曾拥有moto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和三星全国最大生产基地，2010年，生产了全国20%手机。

然而，随着索爱、moto、诺基亚的衰败，随着三星在中国市场成为市占率不到1%的others，京津冀的手机制造业在短短几年内崩溃。

如此前文章《破局”中国芯“》所说，电子和汽车两大产业，是东亚先进地区从发展中经济体迈入中等发达经济体的不二法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发达地区，皆是如此。

如今，武汉、成都、合肥、重庆等长江流域内陆大城市，正在从长珠三角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电子组装产业，并大力投资液晶面板、芯片代工和内存制造，试图复制先进地区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京津的手机产业崩溃后，京津就丧失了向北方临近地区转移电子产业链的可能性。于是，除了拥有互联网的北京，津冀也就失去了一大块经济增长新动能。

试想一下，如果2010年的京津拥有的是四大自主手机品牌企业，而非索爱摩托诺基亚三星。那么如今的石家庄、保定，恐怕就能像合肥武汉那样，承接规模庞大的组装厂、内存厂、面板厂，华北经济的面貌将大大不同。

当然了，如上文所说，自主智能硬件品牌大规模诞生在深莞，得益于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京津是天然缺乏的：

临近香港的电子零部件进出口——民营电子贸易公司进化为电子制造企业。
深莞没能形成沪苏那样庞大的外资/台资代工产业和代工文化，是内资自主进化。

缺乏新动能的地区，近年来都在对经济数据大规模“挤水分”，我们来感受一下天津的惨状：

滨海新区挤水份，GDP砍掉1/3。
2018年1-4月，天津工业增加值只增长了2%。
2018年1-4月，天津固定资产投资-21.6%，其中，工业固投-36.8%。
2018年1-4月，天津商品房销售面积-49.7%，商品房销售额-49.3%。
天房集团1800亿债务，天津农商行董事长自杀。

通过深莞、沪苏、京津的例子我们会发现“自主”是多么的重要：

深莞的“山寨”自主电子产业链，经过漫长的蛰伏，终成大器，带动珠三角从外贸低谷中走出，助力深莞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同时也拉动了一大批自主零部件产业，为中国AI创业公司提供了深厚的应用土壤。现在看来，珠三角的自主电子产业、互联网产业巨头还拥有极强的后劲，将继续引领区域经济增长。
沪苏以“台资”起家的代工产业链，为当地经济带来了短期的高增长，但就像候鸟一样，随着劳动力成本提升而继续迁移。由于台资工厂更倾向于使用台资零部件（台湾的主板、显卡等），也没能助力长三角本土零部件产业链的壮大。沪苏曾经引以为豪的“引进外资”，为电子、互联网、AI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
京津的“外资”手机工厂，红火一阵后被珠三角本土品牌打败。拥有互联网的北京仍然高速发展，而错失良机的津冀则陷入困境，失去了这个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和研发人员的巨型产业链条。
给“自主”以时间、向外人虚心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但不要过于依赖外力，不要把未来的希望百分百寄托在外人身上，这是过去20年电子和互联网产业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看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最早开放的不是珠三角么，上海浦东的开放都是92年的事了，为什么如今依赖外资加工业的反而是苏沪而不是深莞？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台资进入大陆的历程（数据来源：香港浸会大学杨春博士，《台资跨境生产网络的空间重组》）：

在90年代初长三角开放前，珠三角是第一波接受外资（特别是台资、港资）的中心：

1987-1990年，珠三角承接了43.5%的台湾对大陆投资，此时长三角所占份额只有5.3%。
到2006年，珠三角的台资份额下降到18.5%，长三角上升到66.8%，成为台资在大陆的绝对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虽然珠三角承接了主要的台资、港资，但是当时台湾的电子产业主体还是在岛上，并没有开始大规模转移：

1995年，台湾IT企业硬件产量的72%在台湾，只有14%在大陆。
2005年，留在台湾的比例急剧降低到6.8%，在大陆的比例提升至79.5%。

于是我们会看到，90年代长三角的开放，正好和台资IT制造业产能“登陆”的周期相吻合——珠三角虽然起得早，但当时的大规模转移进程还没开始。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长珠三角的情形和如今正好相反，当时长三角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上海的国企+苏南的乡镇企业，最有名的样板是华西村。而珠三角则迎来了第一波外向型的贸易、加工经济。

随着90年代上海浦东的开发、中新苏州工业园的建立、昆山大规模面向台资修建低税收、高补贴产业园。沪苏完美承接了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的台资“登陆”，数十万台湾群众长期工作生活在沪苏。甚至在21世纪初，东莞的台资PC厂也成批“北上”苏州。

来感受一篇2002年《南风窗》的文章：

每每翻出这些历史，塞冬就会感慨命运：起的早得不一定笑到最后：

90年代时，长三角羡慕更早开放的珠三角外资云集。
21世纪初，珠三角群众在感慨深圳东莞的没落、台资成批转移长三角。
如今，沪苏又反过头来羡慕坐拥大量自主品牌巨头的深莞。

时代、地区、企业、个人的命运，沉浮不定，有巧合也有必然，许多时候都是当局者迷，多年以后才能看得清。

杭州—互联网副中心

如上篇所说，GDP总量仅排全国第10，人口不到千万的杭州，却拥有全国第2、仅次于北京的信息服务业体量，超越了旁边的第一大城市上海，也超过广深、更对其他强二线城市呈现数量级上的碾压。

许多人都会说——杭州不就是有阿里么，不过是出了个马云运气好罢了。

的确，杭州在互联网上的强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阿里，或者说以阿里为核心的电商产业链。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阿里会诞生在杭州？塞冬的答案是——有必然也有偶然，与浙江这块土地分不开。

先来看宏观数据：中国出口前4名的省市，长期是粤、苏、沪、浙。下面是这几个省市在中国处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时期的进出口数据（进口以境内目的地、出口以境内货源地为准，单位：万美元）。

我们会看到浙江和其他三个地区有一个的明显区别——出口远多于进口，是进口的2倍左右。其原因，与这四个省市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有关。

如前文所说，上海、江苏、广东，是我国电子制造业的核心地带，PC、手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从境外大量转移到这三个地区。

而在那个时代，电子制造业基本都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进口零部件—人工组装—出口。由此带来进、出口额都相当庞大，国内的环节只涉及简单的组装，增加值低。

而浙江的出口，则是以本地中小轻工业民企生产的纺织品、箱包、玩具、打火机、家具等为主——从80年代开始，温州、宁波、义乌，就是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输出小商品的先锋。

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只占浙江总出口额的27%，而江苏的这一比例则是56%。最典型的是台资加工重镇苏州，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达79%。

同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24.8亿美元，江苏的数字是66亿美元。

于是，马云创业初期的中国黄页、阿里B2B，都是为了给巨量的浙江中小民营企业和海外客户嫁接上联系。而隔壁上海、苏州的台资、外资大型制造企业，本身就已经有成熟的海内外供应链，不需要马云这样的中间人去做境内外对接。

因此，中国最大的实体小商品市场出现在浙江义乌，最大的网上小商品市场出现在浙江杭州，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创业8年后，2007年，阿里B2B业务在香港上市。

1999年，阿里B2B业务创立，几年后，中国的基本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9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1万公里，上网人数400万。
2003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3万公里，上网人数7000万，一半省份的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公里。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上网人数的飙升，国内电商市场有了发展空间。2003年，to C的淘宝网面世，马云从给浙江轻工业小厂和海外商户牵线搭桥，进一步提升为为给浙江轻工业小厂和国内群众牵线搭桥。

感受下快递数量的变迁：

1999年前，全国快递数量横盘
1999-2003年，缓慢上涨
2004-2008,年，初具规模
2009-今，爆发式增长

淘宝并非是首个to C的电商，但却击败了内资的卓越、易趣和外资的eBay、亚马逊。与此同时，内资的京东也击败了外资的新蛋。对此塞冬的理解是:

C2C对巨量小商户的依赖，让非浙江电商大都只能从B2C做起。
易趣/eBay的C2C比淘宝更早，但当时是商户和消费者数量都极少的年代。2003年后，在C2C真正爆发的”5年10倍”时期，淘宝的免费入驻、巨量广告投入、对买卖流程的快速迭代，让易趣/eBay败下阵来。
美国没有浙江这样巨量的小商品生产厂家，eBay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类似“咸鱼”的消费者之间的拍卖模式，符合美国国情。而诞生于浙江的淘宝，则一开始就具有对接小工厂和消费者的产品基因：海量的浙江小工厂，是淘宝模式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最关键要素之一。
美国巨头对新兴市场长期缺乏专注的投入，让东亚、东南亚、南亚的电商基本都是本土巨头：阿里/京东、Lazada、Flipkart。

2004年《天下无贼》中的淘宝植入广告

当然了，如果说第一大电商出现在浙江是一种必然，那其中的偶然性就是——没想到马云会把阿里做成一个超越电商领域的帝国。

B2B—>C2C—>B2C—>支付—>金融—>物流—>文娱—>新零售，整个路径全打通下来，固然有其内涵逻辑，也离不开马云个人的特质：舍得分利、舍得分权、舍得分股、敢于拓展...

如今，阿里年营收400亿美元，而且基本都是纯服务营收，并非买入卖出这种高流水低增加值：这400亿美元里是大比例的增加值——资本利得、员工收入、财政收入，以及占营收比例不大的计算设备资产折旧。整个阿里帝国，为杭州成为全国信息服务业老二，立下了汗马功劳。

相比于阿里，网易则是个更加具有偶然性的例子：

宁波人丁磊毕业后不久南下广州创立了网易邮箱，在新浪搜狐门户崛起的年代，又北上帝都创立了网易门户，此后又南下广州二次创业网易游戏，从2010年左右开始，丁磊的重心最终转移到了杭州。

对杭州而言，不只是分到了网易游戏业务的一杯羹，网易在2010年后推出的新产品——云音乐、考拉、严选、未央、公开课等，60%都在杭州。这让杭州形成了阿里体系以外的一个小“帝国”——业务相对齐全，就业岗位相对多元。

而阿里、网易这两个大小帝国，孕育出的人才，又促成了杭州相对丰富的互联网创业氛围。以阿里、网易为主的人才孕育出的电商、云计算、互联网金融等方向的新公司，对于无法在北京立足的程序员而言，基本各种互联网就业岗位都有的杭州，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通过独角兽企业来感受下杭州的创业氛围：

阿里系：蚂蚁金服、阿里云、菜鸟、钉钉、淘票票、口碑——都是阿里旗下孵化的未上市公司，许多人会觉得背靠阿里没啥了不起，我们再来看非阿里系的：
嘉楠耘智：>100亿美元，仅次于比特大陆的第二大矿机公司。
微医集团：50亿美元，在线诊疗平台，阿里前高管（吴炯，关明生）早期投资。
微贷网：50亿美元，互联网金融。
大搜车：30亿美元，二手车，阿里领投。
草根投资：20亿美元，阿里领投。
曹操专车：>100亿人民币，吉利旗下。
歌礼：~100亿元人民币，生物医药。
贝贝网：15亿美元，阿里员工创业。
此外还有数梦工场、铜板街、个推、挖财网、时空电动、云集微店、点我达、同盾科技等10亿美元级的公司。

中兴事件发生一周后，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调研嘉楠耘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管你们芯片用于什么，本质上都还是一家芯片公司，希望你们在国内上市”。

再对比一下上海：

陆金所：互联网金融，400亿美元
拼多多：电商，150亿美元
联影医疗：医疗影像设备，50亿美元
威马汽车：新能源汽车，>50亿美元
蔚来汽车：新能源汽车：50亿美元
喜马拉雅：在线音频，30亿美元
易商红木：物流仓储，30亿美元
界面：新闻媒体，15亿美元
银联商务：银联支付，15亿美元
此外还有易果生鲜、UCloud、找钢网、齐家网、掌门1对1等10亿美元左右的公司。

可以看出，上海近年来诞生的最大纯互联网公司就是拼多多，对于拼多多的成功，塞冬在3个月前写过一个知乎回答：

《拼多多对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240583/answer/336515030

从上面可以看到，上海的独角兽企业大多是围绕上海具有优势的金融、汽车、物流等。在狭义的互联网公司方面，上海的表现和其城市体量极为不符，杭州即便去掉阿里系独角兽，其余公司的规模也不输上海。

我们来看看上海历史上诞生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按时间顺序）：

盛大：1999年创立，曾经的第一大游戏公司，上市又退市，目前估值约40亿美元。
携程：1999年创立，目前市值250亿美元，百度是最大股东。
点评：2003年创立，2015年被美团收购。
巨人：2004年创立，史玉柱的游戏公司，目前市值70亿美元。
饿了么：2008年创立，2018年被阿里95亿美元收购。
bilibili：2009年创立，市值50亿美元。
拼多多：2015年创立，估值150亿美元，腾讯领投。

新兴IT公司的崛起，正在改变人才的流动方向。2002年时，深圳苦恼于人才吸引力远不如京沪。2010年左右，以私营中小制造业为主体的浙江也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转型。

10年前的2008年，全国房价第一名是温州，第二名上海，第三名杭州，浙江迎来了私营经济财富的大丰收。当时，全国富豪榜前10名里，还没有一个来自互联网公司。当时的互联网富豪一哥李彦宏，也只排名第20位，位于天津“著名”公司天狮集团的李金元之后。当时的阿里还是个校招工资只有百度7-8成的“小公司”，网易的主体也还在北京和广州。

此后，温州房价大跌，杭州房价持续横盘六七年，最低谷时，杭州的同地段房价只有北京的4成。随着阿里集团在2014年上市，网易在杭州做大做强，各类新兴独角兽企业崛起，再加上G20、亚运会加持，杭州房价重新开始大幅上涨，杭州也成为常住人口增速最快的大城市之一。

来看看2017年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城市选择：

第一名北京，1009人
第二名深圳，约400人
第三名杭州，106人
上海只能排到第6（67人），南京只能排第8（64人）。

从2017年清华毕业生的公司选择来看，除央企外，第一名华为，第二名腾讯，第三名网易，第四名阿里。

近两三年，随着深圳、杭州IT公司的崛起，网上各式各样的声音也多了起来：

上海是不是要凉了？苏州为何与深圳的差距越拉越大？
深杭这俩小兄弟，几乎所有统计指标都差上海一大截，有什么胆量“挑战”上海。
杭州是不是下一个一线城市？南京和杭州到底在争什么？
杭州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轨道交通、城市规划等都明显不是“准一线”的格局，为何现在呼声这么高？

我们接着看下节。

新“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概念起源于70年代，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有两点：

世界经济开始全球化，跨国公司通过几个战略性节点城市控制全球经济。
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指导思想，传统意义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

“全球城市”和通常所说的“特大城市”或者“世界城市”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强调对信息和资本的“控制”，而后者更多强调规模——当然，在大多数时候，两者是重合的，城市规模越大，对信息和资本的掌控越强。

狭义来说，“全球城市”就是以纽约、伦敦为核心的美英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欧洲大陆的巴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对世界经济的掌控。

对于“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区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京。在90年代末以前，日本和如今的中国一样，并没有融入西方金融市场，对外汇、金融、资本的管制严格。

90年代中期的日本如日中天，GDP达到美国的60%+，初步建立起一个以东京为中心，辐射东亚、东南亚的跨国公司体系，强有力地输出日本品牌、日本资本和日本文化。东京都市区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上，都达到世界第一。

然而，对于东京是不是“全球城市”，争议极大。道理也简单——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和金融上是自成体系，并非西方体系的全球节点之一，甚至是西方经济体系的竞争者。

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90年代后半期，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从1998年开始名为“东京金融大爆炸”（TokyoBigBang）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解除对股票、外汇和金融准入的管控，外汇交易完全自由化。

如今，日本的经济体量已完全不足以和美国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体系的一份子，东京是否是“全球城市”的争议也不再存在。下面是科尔尼发布的2018全球城市排名：纽伦领头，巴黎布鲁塞尔东京香港新加坡是次一级的全球“支点”城市，北京排名第9。

再来感受一下对未来的“全球城市展望”，神奇的是，旧金山超越纽伦成为第一。

科尔尼的全球城市评分体系塞冬也仔细看过，槽点不少。这里不细究具体的排名，上面两张表主要想说明的是——以旧金山（硅谷）为代表的互联网中心，是否正在替代传统的金融中心成为“新的全球城市”。

下面是硅谷都市圈（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口径）在加州的位置。其中每种颜色代表一个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此前许多文章塞冬已讲过这个概念，其面积和人口规模大致可以类比于我国的“地级市”。

硅谷的核心区就是大红和大黄色的两个MSA（“地级市”）——分别以旧金山和圣何塞为中心，硅谷的几乎所有IT公司都位于这两个MSA的范围内。

下面是美国GDP总量前15名的MSA，按照人均GDP排名（来源，美国统计署普查数据）：

排名第1、2位的就是硅谷的这俩MSA，两者加起来人均GDP约10万美元。
第3名是哈佛MIT所在的知识中心波士顿，第4名是美国的“互联网副中心”西雅图，第5名是首都华盛顿。
GDP总量第1的纽约都市区，人均GDP是硅谷的7成多。
总量第2和第3的洛杉矶和芝加哥，人均GDP不到硅谷的7成。
内陆人口巨型都市：达拉斯、亚特兰大，人均GDP又更低一些。

再来看2007年和2018年的全球市值top10上市公司对比。2007年时，上榜的IT公司只有一个微软，其余都是石油、汽车、金融、电信。2018年时，前10名中有7个是IT公司，前5名全是。

最后，再来看一下房价（来源，美国版安居客：trulia.com）：

纽约都市区核心曼哈顿：单套住房中位数价格从110万美元上升到130万美元。
硅谷核心区帕罗奥拓：170万美元—>300万美元。
“互联网副中心”西雅图核心区：40万美元—>70万美元。

硅谷的两个MSA加起来人口700多万，人均GDP10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划一个人口700-800万的区域，人均GDP最高的就是硅谷——超越了同人口的瑞士，也超越了人口类似的纽约市域（NYC，纽约都市区核心区）。

通过硅谷湾区和纽约都市区的对比我们会感受到杭州、上海、广州、深圳、苏州这些城市，到底在争些什么：

互联网巨头掌控了此前任何企业都无法掌控的巨量用户，成为全球信息流的最关键节点，并通过对信息的掌控，快速延伸到线上金融、线下商业、以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巨头的公允价值大幅超越传统公司，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它们的触角在未来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

传统上以金融和商业为枢纽节点的“全球城市”，正在受到以信息和知识为节点的“新全球城市”的挑战：湾区、波士顿、西雅图。后者的规模并不如传统巨型都市，但其在全球资源调配上的作用在日益增强，是经济新增长点的主要聚集地。

同样的，杭州和深圳在绝大多数指标上都远不如上海。从传统的经济规模统计数据上，深圳和广州、苏州、甚至天津，都没有大的区别。成都、武汉等强二线在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城市尺度上，都比杭州更大。

美国的情况也类似：旧金山MSA的GDP总量排全美第7，西雅图第12，圣何塞第15。湾区VS洛杉矶/芝加哥，后者规模更大、人口更多，也是传统上的美国经济中心，然而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认为芝加哥的重要性会高于硅谷湾区。

房价上的差距则更是显著，硅谷核心区已成为全美房价最高的地方，哪怕论每平米房价，帕罗奥拓也已超越曼哈顿。从总体来看，同地段同面积的硅谷房子，一套顶洛杉矶3套、顶芝加哥七八套。曾经性价比很高的西雅图，如今的住房价格也已远超芝加哥，不输洛杉矶。

总的来说，有些争吵就显得是在各说各话、驴头对马嘴：

传统中心城市：“我经济总量高、人口多、财政收入高、知名高校多、企业总部多、轨道交通长、积淀深厚、文化丰富....”
新兴互联网城市：“我有阿里、腾讯、华为、OPPO、vivo、独角兽...”
传统中心城市：“人家伦敦纽约也没有互联网巨头”
新兴互联网城市：“所以湾区现在越来越NB...”

不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下，比不出个所以然。传统巨型都市仍然在大多数方面有绝对优势，新兴互联网城市即便获得了收入、增速、潜力上的优势，也还远没到“颠覆传统”的程度。

从人口增速上我们也会看到，以珠三角为龙头、以长江流域内陆省会为节点的中资互联网/电子产业带，正在迅速崛起，此前文章已说过很多，不再赘述（非人口普查年的常住人口数据和真实情况差距较大，可看趋势，不用太关注细节）。

结合塞冬近期的几篇文章我们会看到：伴随着中资信息产业的崛起，相信自主、依靠自主的地区，获得了更大的增速，也具有更强的潜力。目前，中资信息产品和服务，正在像80-90年代的日本信息产业一样，向以周边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拓展。而中国本身，也同样类似于80-90年代的日本，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60%，金融市场不开放，正在对既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展开挑战。

于是，在塞冬看来，“新全球城市”又有了另一层含义——不再是西方体系的次级节点，而是自主体系向外输出的桥头堡，去“全球化”别人，而不是“被全球化”。

从个人命运上，这一点也极其显著，对于80后顶尖大学生而言，明显存在着两条主流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