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娄烨不用再碰运气
作者：王小笨
今年2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柏林电影节参展，新闻发布会上娄烨不知道第多少次谈到了电影审查，他说他对审查的态度没有改变，“我觉得电影应该是自由的。”
娄烨没有变，某些事就更不会变了。距离原定的上映日期4月4日还有一周，微博上传出《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撤档的消息，媒体向片方光线传媒求证，得到了三个字的回复，“尽全力”。
尽全力，听天命。只是天命的要求到底在哪儿，谁也不知道。这次娄烨也不是没有做出妥协，电影2016年就做完了，从那时候起大大小小改了117处，看过去年金马影展版本的人都说戾气已经消减很多，身份敏感的陈冠希连一个正面镜头都没有了，但带到柏林的版本又改，到了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版本，还要再删5分钟。
好在撤档只是虚惊一场，在坐了24小时的过山车之后片方确认《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不会撤档，海报上写着两句话：
“感谢大家，如期上映”；“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现在这个版本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恐怕和娄烨心目中的样子早就不一样了，但他这次没有放弃署名权。
7年前的《浮城谜事》让娄烨成了第一个放弃署名的内地导演。那时候离电影上映还有41天，官方让他把电影里秦昊用铲子打拾荒者17下的镜头，改成只打两下。
最后争来争去的其实只是一段3秒23格的镜头，但这事从来和镜头无关，它关乎的是谁拥有对电影最终命运的决定权。
当年《满城尽带黄金甲》有不少暴露和血腥镜头，审查委员会的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删减，但另一些专家觉得那部电影质量很高，足以代表中国冲击奥斯卡，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一刀未剪。片子里有一句台词，“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不给你你不能抢。”
抢了会怎么样？
当年娄烨的《颐和园》送去审查，审查委员会给出不过审的理由是声音和画面不清楚，无法审查，但看过那部电影的人都知道，如果真的一条一条给审查意见，电影最后怕是只能剩下一个片名。
但娄烨就带着那个没过审的版本去了戛纳，《苏州河》的时候他已经这么干过一次，导致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不知道他是真的觉得不能公映没什么，还是确实视死如归，从他在戛纳说的话来看像是后者，他说，“电影经历很多困难才完成，时间不是问题，是人的问题”。
这一次就不是国内禁止公映这么简单了，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完了电影局工作人员宣读他被禁拍电影5年的红头文件。那5年他跑去法国生活，虽然没有离开电影创作，但中国电影的事终究和他无关了。
5年后回来，他和电影审查的缠绕就再也扯不开了。别人拍电影交大纲，他要把完整剧本交上去，《浮城谜事》放弃了导演署名，《推拿》沟通了三四个月还是动了重头戏，直到这次《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撤档。
原本第六代导演都和娄烨一样，拍社会现实题材拍成了地下导演，但在《天注定》做了最后挣扎之后，贾樟柯开始安心在电影里搞自我致敬，王小帅则干脆开始为国家现行的二胎政策唱起了赞歌，还在朋友圈搞起了自爆式营销，只有娄烨还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啃广州冼村这种硬骨头，强拆、暴富、凶杀、官商勾结一个都不少。
也许在他选择去做这个题材的时候，电影今日一波三折的命运就已经写好了。
娄烨曾说过被禁的5年是他最自由最快乐的5年，他拿着 DV 回国秘密拍了一部《春风沉醉的夜晚》，还拍了一部法语片《花》，再也没有人盯着他必须把某场戏删掉，但他自己也承认，
“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的代价太大了。”
和审查打交道是几代中国导演的集体命运。
1992年田壮壮拍了那部著名的《蓝风筝》，直面“文革”的历史，电影快要拍完的时候，田壮壮跟自己的摄影说，“这个片子只要拍完，哪怕一辈子都不拍戏我都认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1994年广电部下发文件，处罚包括田壮壮在内的7位导演七年内不许拍电影，理由和后来的娄烨一样：未经审查参加国外电影节。那一年《蓝风筝》拿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但中国电影人选择集体退出以示抗议。
田壮壮就此远离中国电影的中心舞台，留给第五代导演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田壮壮没有被禁会怎样。
在某种程度上田壮壮是被拿来祭旗的，因为就在被禁的前一年，官方颁布了《电影审查暂行规定》，提出了电影审查所禁止的八项内容，后来这份文件变成了《电影管理条例》、新版《电影管理条例》，名字一直在变，但内核不改。
张艺谋的“黄金甲”很幸运，但新片《一秒钟》的事情大家也了解了。这部电影原本入围了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但因为他打算在已过审的版本后面加上几个镜头，电影需要全盘重新接受审查，最终只能因为“技术原因”和柏林电影节失之交臂。
田壮壮也好，张艺谋也好；第四五六七八代也好，为国家荣誉倾尽了半生的“国师”也好。只要回到拍电影这件事，和审查的缠斗就会一直存在。
但这种缠斗到底要把创作者带向哪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电影的生存、生产及其审查》，说这些规定貌似形成了政策条文，但在执行过程中的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
《人物》杂志写过一篇电影审查员的文章，发出来没多久就被删了，里面那个老审片员说这份国家委派的任务没有量化标准，“如果你的悟性不到，你掌握的标准不准，那就是你自己犯错误了。”
换句话说，就连身处其中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过程的标准和底线到底在哪里。
今年柏林电影节闭幕式上，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和评审团全体成员一起上台读了一封写给张艺谋和《一秒钟》的信，信里这样说，
“我们需要艺术家来帮我们理解情感与艺术，电影艺术可以转变思想和生活。”
2016年的金像奖，身为评委会主席的尔冬升在颁发最佳影片时，说不想为难其他人所以干脆自己来当颁奖嘉宾，在开奖前他知道那部名字都不能提的电影大概率要获奖，他引用了罗斯福总统的那句经典名言，
“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对电影有过恐惧的，其实并不只有我们。20世纪初受到清教徒和社会进步势力的影响，美国进入各州立法审查电影阶段，1930年颁布的严厉的《海斯法典》控制好莱坞长达34年，期间被删减的电影不计其数。
后来是分级制度拯救了美国电影，当然也有新好莱坞电影运动中的大导演们用自己的方式扩展表达的空间和边界，比如伊利亚·卡赞就拍出了《欲望号街车》和《伊甸园之东》这样在尺度上引起极大争议的电影。
甚至虽然现在早已经没有审查制度，但#Metoo 运动和反种族歧视的浪潮，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还是会影响到电影的创作，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像《绿皮书》这样的电影，是把每一个群体都照顾好了，唯独没有了创作者自己。
所以说，在任何国家，电影都并非自诞生起就是自由的。广阔的创作空间需要几代创作者、市场和官方意志不停地磨合来产生。
但最怕的是，我们把这种仍在磨合的“过程”视作了理所当然的“结果”。
前两天《都挺好》大结局。原著小说的结尾，写的是苏明玉想着“亲情是捡不回来的，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没有什么和解和大团圆，但也绝不是什么倡导仇恨和报复，这不过是生活里真实的常态罢了。但到了剧里，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大团圆结局。
我们当时发微博提到，《都挺好》最后捋成了大团圆，《地久天长》不管怎么哭还是绕回了大圆圆，得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创作者才能意识到和解并不是生活里唯一最高的价值观呢？
底下的一连串留言都在说，“不大团圆肯定过不了审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作为观众，已经不自觉地站在审查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当创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观众也自然而然将“审查”视作所有创作缺陷的买单方，那我们怕是只能看也只配看《娘道》了。这绝对不是观众、创作者或行政部门任意一方愿意看到的局面。
2012年时，第四代著名导演谢飞给电影局领导或者说是给观众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为什么小说、美术、音乐、戏剧都可以不经过审查批准就出国发表、展览，唯独电影这么做就是违法犯罪？
当时的电影局领导曾私下里给过谢飞一个在他看来很荒谬的答案，“我们认为所有电影都是代表国家的”。
但如果电影真的是代表国家——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就是这么纷繁复杂的啊。有惊人的城市化建设速度，也有交织着强拆、官商乱象的城中村问题。有极便利的城市生活，也有堆积如山的外卖垃圾和无人修缮的共享单车。有沉重不堪的历史，也还有高晓松口中所谓的、他外国朋友都很羡慕的“希望”。
娄烨电影这次能如期上映，是幸运的。但真希望有一天，创作者能有空间忠实地表达中国社会目前的多样和复杂，不需要再和审查力量玩无穷尽的躲猫猫，不需要再“碰运气”。
腰乐队有一首歌里唱到，“别担心，没有哪一首歌，能够把这个现实唱到地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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