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蛋身上试着找到我的老样子
采访、撰写：木村拓周
我特意穿了一双高帮的 Air Force 1 去采访国蛋，这是他标志性的球鞋喜好，据说最早是受 Nas 2001 年专辑《Stillmatic》封面的影响。在许多歌里国蛋都写到这双鞋，像在两年前的《偷走》里，“穿梭这盆地，踩新的 Air Force 1 High / 轻松写意，手脚飞得比 Air Force 1 快”。
在美国的说唱社群里，Air Force 1 是最重要的球鞋，可能没有之一。它在 80 年代实际上作为篮球实战鞋被推出，但在赛场上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反倒是赛场外，黑人社群在这双粗犷、不精致、饱经质疑（由于首次塞入气垫）的鞋款里找到某种认同。比起稍后伴随 NBA 的全球化和乔丹的奇迹而大火的 Air Jordan 系列，Air Force 1 似乎更能代表一种原生的、野蛮的、刚强的力量，契合 8、90 年代 Hip Hip 音乐流行起来的大背景下美国城市黑人冉冉升起的自信力。
空军一号，美国总统的御用飞机型号，冷战后全球格局下美国力量的集中象征。距离第一位黑人总统上台还有二十多年，80年代的街头黑人率先把总统座驾踩在脚下了。
国蛋走进位于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的这家漫咖啡——过去几年这一片的漫咖啡曾被调侃为“影视行业会客室”，“随便一个桌上都谈着五个亿的项目”，如今行业冷清，两层楼的咖啡馆在工作日的下午显得宾客寥寥。他穿着招牌的连帽卫衣，戴成瓜皮帽效果的棉质冷帽，教科书般的嘻哈仔装扮，但并没有穿 Air Force 1，而是一双纯白中帮 AJ1。他也似乎并没有留意到我穿了一双 Air Force 1 （以便套近乎）这件事。我安慰自己，今天笼罩一切的消费资本主义氛围下，一双球鞋确实也难以支撑两位陌生人间什么价值共识。
国蛋是我最喜欢的中文说唱歌手，可能是我的所谓“偶像”之一，原名杨国隽，台南人，来自音乐厂牌“颜社”，蛋堡之前所在的厂牌。人们对他的这位“师兄”蛋堡更熟悉一些——蛋堡在刚过去的本年度金曲奖上斩获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两个大奖。华语流行音乐的至高荣誉，如此不加保留地嘉奖一位说唱歌手，羡煞了许多内地同行。但如果仔细看维基百科，过去五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奖的投票情况，皆为“一轮通过”，到蛋堡得奖这届，评委们则酣战了五轮。接纳一位纯粹的说唱歌手（2019年得奖者Leo王由摇滚转向说唱风格）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男声代表，大概不像看起来那么顺理成章。
（本届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投票详情）
国蛋则更所谓“地下”一点点。但听中文说唱时间久、喜好相对老派的说唱音乐（编曲以旋律采样和鼓组循环为基础、人声多为大段密集的说唱段落）的乐迷，通常对国蛋的情感会更深一些。当我告诉一位 1995 年生、同样在做说唱音乐的广州朋友我要去采访国蛋时，他接连回复了两句脏话，叮嘱我“记得替我拥抱一下他”。
对国蛋的偏爱在台湾说唱社群同样存在。2019年，颜社推出回顾台湾嘻哈发展的纪录片、书和展览，国蛋负责创作和演唱主题曲《嘻哈囝》，轻易成为他最受欢迎的歌之一，也帮他拿下一座金音奖（台湾继金曲奖之外另一音乐奖，鼓励独立音乐和年轻创作人）。这是一首我听哭过许多遍的歌，一度用歌词截图来做手机壁纸，不顾我已行将三十，不再适合这种学生气举动。朋友瞄见，问我手机上那是什么，我指着其中几句，“我还在等你把皇冠亲自放在我头上 / 最后要是带不走名利 那至少留样”，说这是我理想的人生精神面貌。
在今天，承认自己的偶像是一个说唱歌手实际上是一件有社交风险的事情。经过近几年的苦心经营，我们的部分说唱社群成功把说唱乐在舆论场上定格成一种风格单一、文化贫瘠、乐意迎合资本和权力的负面形象。这当然不是我所欣赏的 Hip Hop 样貌。又有一些创作者写出一首首“旨在打破刻板印象”、“关注社会现实”的歌曲，字句中又屡屡透露出一份未经消化的仓促，甚至接近投机的敏锐。这同样不是我愿意承认的 Hip Hop 。
对围绕 Hip Hop 两端的两种解读都相当不以为然的情绪，使我越来越少关注中文说唱场景的发展。我既不愿意接受一个仅仅为了表演叛逆而存在于消费主义体系下的青少年亚文化品类，也不愿意成为一定要在音乐歌词中听到“你好，我正在对残酷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才满意的无聊听众。这中间的地带存在吗？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存在。如果它存在，那可能就是国蛋的音乐应该被安放的地方。
此刻，这个对这间漫咖啡中的其他所有人来说恐怕都是普通陌生人，对我而言却是英雄一样的中文说唱歌手，坐到我的面前。尽管这两年因为工作、家庭和疫情，越来越多往内地跑，他的礼貌举止之下还是明显还是藏着一层“客场状态”。他第一次来漫咖啡，误以为当取餐记号用的小熊是送给客人留念的。前一天是他第一次独自参演内地的音乐节，单薄的卫衣根本挡不住北京的初冬寒风，最后在身上和口袋里贴满暖宝宝上了台。今天他第一次来位于十里堡的街声办公室，商量一下11月开始的巡演计划，顺便接受一两个采访通告。而我渴望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答案。
尽管在 90 年代，北京、上海等内地大城市已经有年轻人从打口磁带和大迪厅里窥探到 Hip Hop 模糊的样貌，并计划投身其中，但说唱乐最早在我们的主流文化空间发出能被听见的声音，仍要数到千禧年前后的台湾。那时候还更多使用英文“MC Hotdog”而非中文名“热狗”的说唱歌手姚中仁，在世纪之交的两年里连发了 4 张迷你专辑，风靡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第一次人们用“文化现象”来谈论中文说唱乐。尽管在今天看来，《让我Rap》、《韩流来袭》这些传唱最高的歌曲更多把年轻人的愤懑指向了台湾音乐娱乐产业的过度迎合和一成不变，而不是当时由盛转衰的台湾社会经济状况所连带产生的系列问题，但那仍是中文地区年轻人用说唱乐发出响亮声音的起点。
热狗的现象出现时，国蛋十四五岁。在早些年接受“嘻哈公园”的采访中，他提到过青少年时期在台南家里电视上听到《让我Rap》——赶在父亲眼疾手快换了台之前——的场景，惊讶于那种能直抒胸臆的音乐所带来的震撼。
但在投身说唱之前，国蛋最初的“嘻哈实践”，是加入了学校里的“热舞社”。
台湾的 Hip Hop 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和内地有几个不完全一样的特征，例如和校园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及舞蹈比说唱音乐更早成气候。尽管有热狗这样杀进乐坛、签约大型唱片公司的说唱歌手，世纪初的台湾说唱乐仍然被以民谣、摇滚为基础演化的抒情流行歌所主导。这类歌曲在本土、内地和海外都过于畅销，一二个冒头的说唱歌手和地下乐队根本难以撼动。街舞的风靡则有更扎实的基础：一方面受时兴的韩流影响，一方面也因为 90 年代开始有 L.A. Boyz 这样从美国回台的 Hip Hop 团体。这些团体的音乐创作和歌词表达相对较弱，艺能上更偏重舞蹈、肢体。他们以某种象征着青春阳光的“加州形象”，同时赢得青少年、娱乐产业和政府部门的喜好，这也让街舞、服饰风格先于说唱乐本身，成为主流视野中最显眼的 Hip Hop 符号。
（L.A. Boyz 宣传图）
另外，掌握台湾文化书写权力的一向是台北为代表的北部，但在相对边缘、远离产业中心和主流驯化的南部，青年亚文化实际上有更好的孕育空间。一个在南部流传的说法是“台湾嘻哈从台南开始”。围绕中正商圈国华街，台南的年轻人玩滑板、涂鸦，买街头服饰。类似“花园杯”滑板比赛、“封街嘻哈派对”举办的时候，他们把街道的进出口封起，短暂地拥有整个街头。
“现在想想还挺 ghetto（美国贫民窟）的。”国蛋回忆起中学时期在这些街头巷尾感受到的氛围，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审美，尤其是那些穿很大件的球衣、蹲在服装店门口，一副闲人勿扰模样的大哥哥们。
学校里，热舞社的同学们混在一起，跳舞、打球、买衣服，逐渐组成一个叫“竹帮”的松散团体，效仿美国的 Wu Tang Clan。同为台南一中毕业的蛋堡，是国蛋的“高四”学长，也是“竹帮”成员，和一位学弟 RapGuy（后来的说唱歌手 RPG）一起唱了《Skool Life（一中生活）》，在学校中传唱开来，被称为“地下校歌”。
（《一中生活》MV截图）
追随这位校园里头的风云人物，国蛋也尝试做自己的说唱创作。他和同学写出一首《2003 狂想曲》，内容大概“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对未来不确定，每天念书很烦”，这是他第一次创作说唱。
少年国蛋的烦恼，难以跳脱这种中产小孩高中生的稚气叛逆。正版的台南一中校歌里，有一句歌词是“勤读书 守秩序 / 台南一中 不负郑成功”，被他们化用在当年“地下校歌”里用作讽刺。但实际上，“勤读书、守秩序”，既像无聊的规训，又像是精准的预言。7、80 年代开始的台湾经济奇迹，催生了一个坚实、成规模的中产阶层。他们的小孩，像国蛋这样的 80 后，在千禧年前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躁动中度过青春期。尽管以各种方式、力所能及地表达着叛逆，这些参与亚文化的中产青少年们却很少以决绝的姿态，向既有教育秩序公开宣战。蛋堡、RPG、国蛋这几位多年后专职投入说唱事业的台南一中毕业生们，都顺利升入大学，国蛋的成绩更是称得上优秀，考入了台湾大学化学系——多年后留学纽约，国蛋还以 “straight A”修的市场营销研究生学位。尽管也有“顽童”这样的与教育体系格格不入的说唱团体取得成功，以及中南部一批更强调本土的意识、多以台语创作、更关注底层生态的说唱歌手，但大部分中产年轻人还是在升学就业体系中渐进式地尝试创作——就连热狗都取得了辅仁大学文学院的学士学位。大概越早富裕的社会里，中产小孩受到主流价值观的束缚就越紧，要挣脱类似律师、医生专业人士的职业期望就愈加困难。
于是，这道隐隐约约的单项选择题，在国蛋本科毕业、服完一年兵役之后，浮现到他面前。
在台北就读大学时，他和 RPG、蛋堡以“竹帮”为团体四处跑演出，也遇到过号称要“签约”的唱片业人士，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外号迪拉胖的张逸圣发现了他们，推动在 2005 年成立了“颜社”厂牌，国蛋的大学后两年的生活重心就逐渐移到迪拉胖位于淡水的家里，和一帮人一起捣鼓说唱，写歌录歌，还要互相扮演“经纪”、“助理”等角色。这是一段当事人体验丰富，但在媒体书写时经常会被“快进”的经历：在那个时期，热狗的成功更像是被唱片业金手指点中的孤例，更大范围的台湾说唱社群，还没有自下而上形成一个可见的职业通道。国蛋毕业后当了一年兵，回来继续在颜社一边做音乐一边做事务型工作，发现圈子状态和当兵前并没有什么变化，“放到现在，空一年回来会觉得很不一样。但当时，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国蛋的街声音乐人主页，作品更新停止在2009年）
这种看不见波澜的静态，以及迟早需要在事务工作和创作道路中二择其一的压力，促使国蛋在 2012 年去了纽约，修读研究生，也借着这个机会，感受一下那座 Hip Hop 起源的城市，帮助自己做下迟早要做的那个决定。
第二年，他从纽约发来新的 mixtape，开篇的 intro 里唱到，“在那个夏天注定生活改变 换了个身份 / 那是个长途跋涉 放下对过去的憎恨 / 建筑高得压迫 路上随时有人争论 / 比出你的手势 如果真的适者生存”。
别想从国蛋嘴里得到成块的、完整的、有起承转合的故事，更别提个人情绪和私人生活状态。他自己也知道。在台湾，他会和相熟媒体的调侃自己是“省话一哥”。我一方面为本次采访内容信息量头疼，一方面却也欣慰于他面对采访时的回答方式，似乎继承了他的歌词写作方法——碎片，不刻意，反矫情，不喜欢套用现成的叙事。采访中途，工作人员打断我们，把国蛋手机拿走，要截图某个“健康码”用作演出申请使用，我提议给大家再点一杯咖啡，问国蛋喝什么，国蛋蹦出两个字，“冰拿”。我还在等待第三个字声音落地，突然意识到，他刚刚为自己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
国蛋保持着这种，接近于“少说话，多做事”华人传统美德的隐忍和低调。黑人文化里对收获成功果实的合法炫耀，对膨胀自我的坦诚吐露，似乎没有改变他性格的质地。在纽约读书的时候，他总是“消失”一段时间，然后轻描淡写地给迪拉胖发消息，“诶大哥，我最近录了一点东西，你听听看怎么样”。迪拉胖提到过，“他总用一种台南人闲适的态度，好像那些歌就是浑然天成蹦出来的，但他如果没有胜算，确定他把大家远远地抛在后头，才不会把歌给我和蛋堡听哩”。
如今回忆起在纽约的创作生活，其实比外人想象的要寡淡，不像在台湾时有一帮同好一起混，“在纽约就只有我和 YouTube”，国蛋说。
说唱乐源起纽约，搭乘全球化和媒介技术的创新，在五十年内席卷全球。太平洋彼岸，一个华人因为受到这种文化的感染，多年后碰上留学的机会，毅然去到纽约。这样听起来动人的叙事，落实到真正的个体体验时，多少会打些折扣。国蛋有一次走在纽约时代广场，身穿一件印有 keep it real 字样的T恤，路过一位黑人老哥拦下了他，“年轻人，你说你 keep it real，但我从来没有在 ghetto 看到过你”。甄别一个亚洲面孔是热爱 Hip Hop 还是借用它来装饰自己，显然不是一个街头黑人的义务。
类似的事情偶会发生。“一开始你会觉得，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到现在回想的感受，你只不过遇到了一个今天想要 talk shit 的人。”国蛋用手指比出一个小小的圈，“我那个 keep it real 就这么小，在背后。后来想明白了，就是一个老 OG，可能五十多岁，想要 talk some shit。他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不开心，他想要 talk some shit。那好吧。”国蛋耸耸肩。
（国蛋演唱其纪念纽约生活的歌曲《纽约邻居》）
抛开这些他如今轻描淡写的小插曲，在纽约的三年，对国蛋仍是一种确认。
这种确认不是一个瞬间里发生的。这种确认发生在他初到纽约、结识一些华人朋友的时候，国蛋发现远在纽约竟然有这么一帮华人喜欢他的歌，欣赏他的创作，“你会觉得当初自己的做的事情是对的，也因此更想要努力维持住它”。这种确认也发生在他一个人在纽约公寓里捣鼓的作品发出去，受到台湾说唱圈的普遍认可的时候。
国蛋在纽约的三年，跨过 2012 到 2015。那正是台湾说唱乐发展的好时候。热狗、蛋堡相继端出完整的全长专辑，也和张惠妹级别的主流艺人跨刀合作。顽童唱出名堂，和热狗、张震岳组成“兄弟本色”团队。校园里，“台大嘻研社”这样的学生社团逐渐进入产业当中，扮演了接近于音乐厂牌的角色。长存地下的青年亚文化，似乎等到了它的曙光。
国蛋一个人在纽约，隔绝于他过去可能不敢相信的热闹之外。如今问起他当时在大洋彼岸会不会感到焦虑，国蛋声称不会，看到欣荣景象只会对同行友人感到开心，“我只是还在寻找我自己的道路上而已”。但在那段时间，他确实也写过类似《只是迟到》这样的歌，“用飞的也要十几小时 所以他总是缺席 / 好像看到他的影子 但其实他来不及 / 找借口说没有空 那下午你们睡了/ 说距离不是问题的人是否真的对了 / 被记无数堂的旷课 只留下他的作业 / 他从来不曾后退 个性好像有点慢热”。
隔岸观“火”的三年过去。临近研究生毕业，那道拖延了三年的选择题再次出现了。
他整理了自己的简历，接近盲目地四处投递，“真心是乱丢的，想着要是能留在那边也不错”。纽约尼克斯、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文职工作，街头服饰品牌的市场部，所有和兴趣稍微沾边的工作他都申请，“也一边继续做音乐，看看人生会把我导到哪个方向”。由于在纽约三年课余都在做音乐，完全没有实习经历，求职几乎没有得到回应。这是国蛋难得承认自己“焦虑”的一段时期。
最后，那份“确认”姗姗来迟——他在纽约写出来的迷你专辑《GDN Express》里，有一首《Yesterday》，在台湾入围了金音奖最佳嘻哈单曲。一份能给自己和家人交代的权威认证。在 30 岁到来前的最后一个冬天，国蛋得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订下机票回了台湾。
我对国蛋音乐的集中了解是在 2014 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在中关村找到一份工作，住在苏州街。租住的房子建筑年龄比我还要大一轮。每天早上我从小区出发，绕过买完菜闲聊的老头老太，拐到主路，一路往北，十五分钟就能走到公司所在的创业大街，当时的这条街道热闹得像是全世界。也许正是这种热闹让我条件反射地戴紧耳机。国蛋正是在这一年的 10 月发布了《GDN Express》，里头包含他在纽约做的五首歌，总共二十分钟。我从小区走到公司是听不完一遍的，如果再买杯咖啡再上去就刚刚好。幸运的是那时候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还处在不需要抓考勤的阶段。
专辑中的《Yesterday》，也是我当时听得最多的歌。“而像是昨天发生的 都像在昨天结束 / 只记得片段但不记得全部”。这句歌词刚好可以解释国蛋音乐的魅力：你听完一首歌，甚至一张专辑，会被一种氛围牢牢捕获，记住无数个碎片，但不容易想起它有什么鲜明的完整主题。正如里头的一个段落：
我说你说得有理 模仿你调整步伐
记住我们只活一次 看你笑而不答
把你拆解 才发现我是那么复杂
把文字的温度传给你 怕你不拿
直到这首歌结束，国蛋都没有告诉我们，歌词里的“你”究竟是谁，凭借拼贴般的歌词也无从推断那到底是具体的个人还是在代指些别的什么。他在模仿谁调整步伐？把“你”拆解后为什么发现的是“自己”的复杂？在 YouTube 上这首歌的留言中，有人提到“不知道为什么 Kobe 的逝世，脑中就一直回放这首，RIP Legend”，有人想到了分手的情人或已故的亲人，也有留言直接点出了“一百个人有一百种不同的感觉”。
国蛋的作品正是以这种松散的写实和开放的指向，为歌迷所喜欢。他也大概隐隐以此为傲，曾经有过“不喜欢把东西写得太实，想给听众留下消化的空间”这样的表述。
我很多次设想过这样的歌词创作过程是一气呵成、信口而出，还是字斟句酌删前减后的刻意设计。在这次采访中，国蛋告诉我，这首歌是某一个和女朋友（后来的老婆）的吵架夜晚，郁闷之下一口气完成的，“像是打篮球进入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写完了自己都觉得太扯了”。
在一些时候，我模糊地认为，这大概正是说唱歌词的核心魅力之处：语义的多样性在这些信口而出、零散拼贴而成的文本段落中展露着无穷魅力。无法严密组成一个线性叙事的歌词，却常常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一个空间。大部分为了“拆解”创作者表达意图的解读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后现代？
但也有时，我会对坠入这样的舒适氛围中产生一丝怀疑：
相比于一些深思熟虑后创作而出的歌词文本，比如摇滚乐、民谣歌词，说唱乐的这种即兴、零散、拼凑的歌词文本，似乎难以得到一份被公开承认的“文学价值”。而似乎正是这份难以被称量的所谓价值，筑起了一道不高不低的围墙，刚好竖立在“娱乐”和“文艺作品”之间。围墙的一边是醉生梦死的消费商品，奶头娱乐；围墙的另一边是启蒙青年人自我意识的文艺创作。
Jay Z 在 2010 年出版了回忆录《Decoded(解码)》时，告诉编辑他这本书有几个主要任务，第一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伟大的说唱歌手都是诗人。但书出版之后，他发现事情是徒劳的。他对 Zadie Smith——斩获诸多奖项的英国青年作家——表达过类似的疑问，即无论说唱群体如何强调，人们仍不假思索地视说唱乐为一种“仅是脏话连篇、或是男人侮辱女人的东西”，而无法发现“其中的诗意和艺术”。
在巨大的种族不公社会背景下，这份所谓“文学价值”的缺失或被遮蔽，尚且让许多美国保守群体、社会评论持有对说唱乐的偏见。
更不要说在我们这里。种族背景的缺失，叠加上文学性的不被承认，让说唱乐在我们的舆论空间中沦为一种没有进步意义的、没有表达意志的，只单纯附着着青少年狂欢荷尔蒙的娱乐工具。它是“高考两百分选什么专业？建议直接搞说唱”里的说唱乐。它是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说唱乐。它是由无数 yo yo、 skr skr 和 gang gang 织成的一张破网，能捞起三两只臭鱼烂虾，但承载不了任何真实的重量。这就是我们语境所断言的说唱乐。
我承认这个问题对我的重要性来得有些无厘头。我时常被它搞得心烦意乱。甚至我有时候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还是我钻牛角尖的脑筋自己给自己打的死结。到底什么是说唱乐？我为什么喜爱它？我需不需要它辩护？我应该如何为它辩护？它除了娱乐承不承载其他责任？我脑中响起欧阳靖在综艺节目上用他刚学的、蹩脚的普通话唱着那句“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那首歌的结论是满溢的正能量，“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为什么这个家里的远房表亲能拿普利策奖，而我在家的这头嬉皮笑脸地告诉我的“知识朋友”们，“没有啦，说唱有很多种的啦”。
负责联系采访的宣传同事第四次催我稿件了。一个常规的通告采访，三周过后还没见到文章，我能想象到他们的焦虑。国蛋的巡演已经敲定，大都是开票不久就售罄了。正如我所说，国蛋是说唱歌手的说唱歌手。
我感觉我的问题没有被国蛋回答，因此动笔时犹豫不决。但事实上，也许我并真正没有问出我的问题。我几次在边缘试探，都被国蛋冷静的回应浇熄了。我问他作为一个热爱黑人文化的华人去到神往的嘻哈发源地纽约，但却因为亚洲脸孔遭到一些种族主义待遇会不会委屈，他觉得还好。我问他搞嘻哈也小 20 年了，有没有倦怠，觉得对这个文化或表达形式感到厌倦。他说没有。跟第一天一样喜欢。这让我显得像一个心理小剧场过于丰富的，期待套出一些截头截尾可以当标题用的语句的坏心眼采访者。
再想到说唱乐在台湾的境遇和内地似乎又不尽相同，困惑我的或许并不困惑他。一些没问出口的东西也就吞了下去。
越是写不出来稿，我就越是写不出来稿。我开始回忆自己和国蛋作品的缘分，第一次听他的歌，第一次看他的演出。记得那是 2016 年的夏天，国蛋在内地跑了 12 个城市，那是他第一次大规模内地巡演。在北京，他来到愚公移山。我不敢往前挤，站在后排，跟着唱了所有的歌。我意思是每一首。我拿出手机，翻到当时拍的照片，发现他那晚穿着蓝色的T恤。蓝色好像是他一个阶段的标志性颜色，毕竟他有一张 mixtape 叫《Blue Dream》。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年我对蓝色服饰的喜爱，说不定也是有源头的。
（图为本文作者拍摄的国蛋 2016 年北京演出现场）
（图为本文作者近期蓝衣集锦）
国蛋的音乐、声腔、歌词、形象甚至步调所展示出的氛围，过于统一而和谐，以至于根本不存在“我喜欢这个人的歌词，但是他的声音我不行”之类的评价空间。喜欢他的人会很喜欢，没感觉的人是真的没感觉。我碰巧属于喜欢他的人。仔细数数，我在很多自己并不为意的生活瞬间里，都展现着他（当然也有我所喜爱的其他说唱歌手）对我的影响。
赶时间的时候，我对同伴说，“it's about time so we gotta rush”，这出自国蛋早年一首叫《你最爱的东西》的歌，用了 J Cole 《in da morning》的伴奏。和朋友讨论穿着时，我说“我以前穿得宽大，裤子从不系在腰上，全白球鞋通体舒畅，知识来自 CD 不在书上”。讨论个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应该归罪于谁，我想都不想，“操他妈的人民受欺负了当然怪罪xx”。想鼓励自己写作时，我会默念“保持传统作风，我要我坚持握笔”。
国蛋的作品，正如我所喜欢的其他说唱音乐，用他独特的语言，把原本不属于我的体验粘黏在我的生活场景之中。我意识到说唱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言行举止之后（朝着一个绝对称不上坏的方向——这是不是也是文学的作用？），我想我大概不应该执迷于那个难以描述的问题。
在他最近一张专辑里，他在一首歌里提到自己在台湾开车被警察拦下来临检的经历，里头有一句歌词是“导航那婊子，说右转 / 哼，没猜对”。我大概知道这里的右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右转，但还是忍不住地猜想，“这里会不会是在暗示近年来全球意识形态的右转？”我跟我的朋友——一位88年生的张家口摇滚乐手——分享过这个想法，他说周哥，这个你确实想多了。
想多了。就像我总想给说唱乐找到种种能自证其艺术正当性的想法，经常会换来的评价。
还记得我说台湾的说唱乐发展和校园联系更紧密吗？一个例子是林浩立。他是台湾说唱拓荒时期的团体“參劈”的成员。林浩立最终没有走上职业音乐人的道路。他考上了台大的人类学系，在台大联合创办了最早的“嘻哈研究社”，后来的专业生命逐渐往学术研究的方向走，目前在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任职助理教授。
我在撰写本文搜索资料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他参与的“芭乐人类学”博客。在 2016 年的 5 月份，林老师发布了一篇《嘻哈音乐如何可以像现代文学一样被阅读？》的文章。文章中，他列举了一些说唱音乐中常见的创作技巧，并分别把他们跟经典文学作品里所被使用的手法并列起来、对照着看。这些技巧指向一种说唱乐特有的“开放性”，符合符号语言学大师安伯托·艾柯所提出的理论。他认为现代艺术作品之所以现代，在于它们模糊开放的组成和无穷的诠释空间。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说唱歌手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实际上使用了和严肃文学家们类似的创作手法。
文章中，他还提到英国说唱歌手 Akala 在一次 Ted 演讲上的互动小游戏：Akala 在台上朗诵几个句子，问台下观众刚才的语句出自说唱歌手，还是莎士比亚。大部分在座观众无法区分二者。说唱歌手信口而出的歌词，摘出来看，可能和西方文艺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笔下的词句很相似。
当我看到这个视频时，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穿透了我的整个身体。尽管没有人真的打算声称哪位说唱歌手的文本和莎士比亚的一样出色，这样的对比给出了一个可能性，即说唱歌词，实际上是一种值得被阅读的文本。不是在种族框架里阅读它的主题。而阅读它本身的空间，阅读它的开放性，阅读它的后现代，阅读它在音乐、文本以及肢体舞动之间创造出来的通感。
这给了我一种的宽慰。答复了我那个“模糊”的问题。我对说唱乐的喜好不是所谓“无脑”的。它是能被解释的，能被研究的，进步的，有文学性的，美的。那个文化评论的世界不接纳说唱乐，不是后者的问题，是因为前者被钉在了陈旧古板的框架当中。
我有些兴奋，把林老师在文章最后引用的，一段来自哈佛大学非洲及非裔美洲研究中心的主任 Henry Gates 教授对说唱乐的评价，发给了我的一位好友，同样热爱 Hip Hop 和黑人文化的小康。这段评价是这么说的——
我是一個形式主義的文學批評家，受的是「實際批評」的訓練。也就是說，我只專注於文本的分析。我不關心整個作品的主題是什麼，而在意的是頁面上的每個字如何產生意義、如何創造出主題。我很喜歡9th Wonder（一位说唱音乐制作人）的演講，因為那反映了他其實也是一個形式主義的文學批評家。他要談的不是嘻哈音樂歌曲的主題是什麼，而是歌曲的結構、其中各種音樂片段，如何創造出一個新的文本。這正是任何實際批評家、或新批評家、或形式批評家在做的事情。我們將之稱為「指涉」，意指文本如何回應、模擬、挪用其他文本、如何評論前人的作品。這其實就是大家所說的「取樣」，但這並非玩嘻哈音樂的人的發明，而是文學創作的基礎、是整個西方文學的基礎、是作者們拿取前人作品的形式片段重新組合的過程。這就像魔法一樣，但文學就是如此，例如T. S. 艾略特的詩詞、梅爾維爾的《白鯨記》。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在取樣荷馬的《奧德賽》。文學創作就是這樣產生的，是一種重複但又有差異的過程。而所謂「取樣」，只是我們文學批評界所謂「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另一種說法。但我從來沒有聽過像9th Wonder一樣將這個概念如此清楚地解釋、呈現。
小康很快回复我了：
“真尼玛头疼啊。让我想起了小说 《On Beauty》里头，有一个街区少年去大学的创意写作课，教授说，哎呀妈呀你这诗歌写得太好了，你是如何做到这种‘提纯’的——人家就是 freestyle 的。”小康说，“真不能跟知识分子聊音乐”。
结束了采访，我们在咖啡厅的门口闲聊告别。国蛋要上去街声的办公室了。我琢磨着怎么活络一下气氛，问了一句“所以你现在在北京的时候住哪”。“我住在……”国蛋张开嘴巴，眼睛往右上角转了一圈回来，“南边”，说罢还舔了舔嘴唇，像是主讲了一个三小时会议后的口干舌燥。我想起来他几个月前发的新单曲，歌名叫《Let Me Talk》。老哥，你倒是 talk 啊。
《Let Me Talk》是在他某一次回台北的隔离期间写出来的。最初的动机是，他有一个演出，因为疫情被取消，心里多少有点郁闷。“就让我说”，他在歌里唱到，“像把口水喷进谁的耳朵”。伴奏和氛围都烘托到这了，歌词也就只能写得凶悍尖锐一些，“我的饶舌不用老师 无法教你怎么做 / 一堆机器人分什么对 什么错 / 什么韵脚 像就归类你是什么货 / 什么学校都不重要 看我这是什么flow”。
想到我所纠结的关于说唱乐的一切，我想我是不是也犯了什么爱归类的毛病。
告别国蛋后，我戴上耳机，往下拉了拉我的帽子，上面印着 “OBEY” 的品牌 logo。这个牌子最初可以追溯到 1989 年，创始人从电影《极度空间(They Live)》里外星人用脑电波控制人类的情节中，摘出了 “obey （服从）” 这个台词，做成贴纸，四处张贴。没成想后来成了一个颇受关注的事情，也诞生了一个服饰品牌。
我戴着它，踩着我的 Air Force 1，打开手机，播放国蛋的《嘻哈囝》。他唱到：
怎样才算独树一格
随着时间渐渐发酵让你轻轻一咳
用我的想法让故事节奏紧紧密合
如果要牺牲什么有一失必然有一得
看穿着知道我也玩饶舌
珍惜每个机会照顾我的家人回报我的袍泽
揭开社会的疮疤 把多少伤口缝合
有时你妆花了 看着模糊我的风格
体会好多爱是作假 只有恨是真的
我宁可装聋作哑毕竟还涉世未深呢
新朋友是不是敌人我也还不会分呢
追求你的迷人当我只是 bamboo represent 呢
脚步越快岁月像在加速
也曾迷失不止一次喉咙像被掐住
深深投入你的怀抱像欢迎我加入
似曾相识又 déjà vu
damn 我又 déjà vu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