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达达聊新专辑：抓住具象，当时间也无法锚定

采写：小本本 

对于达达乐队的第三张专辑，主唱彭坦本来的设想是实验的、混乱的、“甚至是有点破坏性”的。那是 19 年底、20 年初，乐队正式重组不久，疫情就从他们的家乡武汉开始散播，接着《乐夏》又帮助达达获得更大公众知名度。彭坦那时觉得，很多东西都在剧变。他回头看乐队 04 年前后接受媒体采访，信誓旦旦地展望未来，说《黄金时代》后的下一张专辑会更好，没想到一下十几年起伏过去。现在，美梦终于要成真，“我就特别希望这是一个让人看上去特别意外的东西……所有不切实际的想象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这张一定要’飞起来’。”

两三年后，《Hello!》成品出来，乐队和公司的人坐在一起听 demo。公司问，怎么界定这张专辑，彭坦一下讲不上来，最后用的词是“毫无新意”。在他看来，这半开玩笑的回答并非批判。一方面，乐队四个人来自湖北，性格中规中矩，“不是很刺激，也不是很淡”，大家都不愿意用特别极端的方式去呈现音乐，加之人到中年，更多运用的是细腻和理性。坦白、温和、精确，这才是重新调整后，乐队对专辑音乐性的定位。

另一方面，彭坦对专辑主题“时间”的感受也有了变化。疫情几年，他觉得时间看上去是趋向静止，但“大家对于生活感受的密度浓度是要大过疫情前”。他个人经验里，12 到 18 年时光跑得飞快，“刷刷没干几件事就小十年了”，但这几年，却是一周，甚至一天之内，生活天翻地覆，感受反差剧烈。不仅未来无法预知，就连当下都没法锚定——他回应的方式，是努力抓住每一刻最具象的东西。就像《端午》这首歌，恰是乐队 21 年端午节在武汉排练出来，便在一个即兴的情绪和场景上打磨。而到录音阶段，因为疫情，在武汉的鼓手张明甚至始终没法来北京，专辑中用的也是武汉排练室打出的鼓。

我好奇，这样的表达，真的能解决对生活的困惑和不安吗？在捕捉吉光片羽之外，《蚊》中仍有“方言慢慢消散，权利慢慢居中，好奇越来越少，胆子越来越小”这种力感更强的歌词，它指向的是什么？

“没有困惑，就是想到了就把它写下来。”被人常称“少年感”十足的彭坦，似乎并没有我这种青春期式的遗绪。“困惑的意思是，你还希望有一个答案，有一个真理，然后你能通过学习摸索到一个结果。但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是没有答案和真理的，你不是在一个所谓特别迷茫的情况下去寻找，它跟你的情绪好坏和状态起伏没有关系。”在他看来，一首三四分钟的歌能做的，便是将一些复杂的感受情绪抽象化，然后尽可能触及到一个更往前的地方。或许总会有人在思考时抵达更深、更黑暗处，不过就像彭坦和吉他手吴涛都提到的，达达的自觉性是，一个即使消极的情绪，他们也要用积极的方式发射出去。

我如此才明白，正是这样一种抒情方式，贯穿在了他们二十多年的音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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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部分访谈内容：

北方公园：整张专辑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彭坦：只有《再.见》是疫情前做的，或者有的歌在之前排练中碰过动机，但进入认真的创作和排练制作都是疫情开始之后了。我们排练在北京和武汉两个地方，差不多一半一半吧。因为现在四个人能聚在一个空间就比较奢侈，所以每次排练会奔着一周去，有很多动机来来回回打磨，一周后回去，把录音一点一点分析，然后再重新去做。

北方公园：现在大家在排练室里的状态是什么样？和十几年前有什么区别？

彭坦：虽然中间十几年没有一起做音乐，但重新回来还是特别熟悉的感觉。我们还是这几个人，彼此之间的默契，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骨子里的劲，其实都没怎么变。不一样的可能是排练的时间比较珍贵，不能像小时候天天见，所以每次排几天，是个什么样的密度，都会在前期有一个草稿。

吴涛：对，更大的不同是现在会更严谨，每次排练都会全程录音，并且还是分轨，之后再去听录音，整理，总结当中好的，效率就会更高。

彭坦：在北京排练大家好像自然而然都说普通话，在武汉的时候就说武汉话，这个感觉也挺不一样的。你知道，说着自己的方言和说着一个后天学的语调，表达的氛围会不一样。所以在武汉排练会更放松和天然一点，更像小时候那种感觉，也更即兴一些。我们刚玩乐队的时候，觉得做音乐就是一股劲或者冲动，但是在这张专辑里，会结合冲动的和理智的东西，正好就是北京和武汉两地的创作节奏带出来的。我是觉得，比小时候更成熟了，能从容地把理性的东西放进来，然后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回头看待。

北方公园：这样不同的创作节奏的结合，具体到某首歌上，是个什么过程？它们是不是也给你们不同的感受？

吴涛：比如《端午》，正好是去年端午节回武汉排练，排出了一首歌，起了个临时的名字。整理完，等彭坦填完词，那首歌就确定叫《端午》了。它就记录了那个节日我们在武汉的一个状态。

张明：我突然想起来《端午》《早晨》还有《花世》这三首的鼓，其实专辑里都是用的武汉排练室的录音，因为疫情来不了北京的录音棚录。

魏飞：我想说的是《花世》。这个歌之前叫《画室》，出动机是在北京，因为彭坦有个画室，那天我去他那玩，他说咱们搞个歌，然后就直接拿吉他进来。我一听律动特别好，就也拿个吉他当贝斯，一两个小时录了一段，雏形就出来了。这首歌就是很机缘巧合，大家听到也会觉得是能在路上大步走的感觉，我挺喜欢这首。

彭坦：对，因为《黄金时代》的第一首《不经意间》就很有行进感，我们这些年演出，都觉得这样的东西特别好。《花世》也是，两把吉他碰出来的东西，简单爽快。

北方公园：彭坦前两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会担心自己丧失更年轻时的创作力和灵感。这个问题在这张专辑创作过程中，困扰你们吗？还是以某种方式解决了？

彭坦：会，我们鼓手现在都需要戴眼镜了。我们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肆无忌惮地从早到晚排练，体能、精力、荷尔蒙都不是十几年前的状态，所以就要大家一块合理地运用。

但我其实是觉得，整个制作的过程比较畅快自然。像以前做东西，如果是奔着一张专辑，通常都是使了很长时间的劲之后，专辑出来时松一口气。但现在就不会，大家在过程中真的都非常愉快。尤其疫情这三年，挺难长时间地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时间，所以结果还是挺让大家欣慰的。我们所有的设想，音乐，包括 video，都做得淋漓尽致，没有哪一块觉得力不从心、吃力，或者有点凑合。

北方公园：如果是这样一个有点碎片的状态，会为这张专辑设定一个主题，去回应这个阶段，时代或者你们自身的一些问题吗？

彭坦：必须有，这个太重要了，要不然我们创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不是因为上了节目，我们挣钱了，出名了，才做的。因为出现这张专辑的想法是 18、19 年，大众在《乐夏》前，对达达的印象要么就是 04 年前两张，要么就是之后我个人的音乐和演出。这种情况下，乐队要重新做一张专辑，必须有一个特别内在的逻辑。

吴涛：当时第一首单曲《再.见》，送给原来的乐迷，但同时也是对我们过去的总结和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是十多年后再出发，“时间”这个概念当时就模糊地出来了，也贯穿在我们这一批创作之中。

彭坦：做这个专辑的过程中也有时间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排练一周，做了五六首歌的底子，但真正的词曲完善可能又分布在之后好几个月里。这几个月我们经历的生活看似是静止的，都是疫情下一个比较受限制的状态，但这种静止反而给了我们这么多年一个脱离常轨的状态，去寻找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生活感受的密度浓度是要大过疫情前。

我印象中 12、13 到 18 年，时间过得很快，刷刷没干几件事就小十年了。但这几年反而觉得，你生活中老有不同的感觉，而且感觉的反差之剧烈，可能就在一周甚至一两天。所以真正深入到专辑制作和词曲完善这一块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甚至没有办法锚定当下，我此时此刻是一个什么感觉，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状态，其实你都没有确定。

所以，就像刚刚说的《端午》《花世》，每首歌承载的东西其实都特别具体。但它不是要去为某种状态发声，或者去归纳什么，因为你没法归纳。你只能去描述，这 10 首歌都是描述某个时刻我的心情和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北方公园：可以具体说说，它们都是关于哪些时刻吗？

彭坦：《再.见》《再来一次》《早晨》这三首都是看向过去，我们的少年和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比如《再来一次》，我们唱到第一张专辑封面的小娃娃，那个娃娃后来弄丢了，但突然失而复得，就有一种别样的感受。《早晨》唱的是 96 年前后我们在武汉的时候，还很混沌的一个时期。

《端午》《旋转木马》都是当下的，《旋转木马》说的是我们从乐夏的节目出来之后，一个晕晕乎乎的状态。其实现在反而是最看不清的，但这两首正好把看不清的东西唱出来了。

《苍穹》《Hello》是未来，朝向的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场景，是对一种未知，或者想象中的未来的向往。

北方公园：那这些“时刻”，和你们这几年生活中，这些“时刻”之外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彭坦：其实这一块不必多说，哪怕我们是陌生人，心里都有感知的，都是共同经历的。这三年大家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起伏，生活和工作遇到了什么样的摩擦，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非常强烈的感受。

但是放到音乐里面去表达，我想这张专辑比我们乐队第一张第二张多了一个自觉性，就是不光要描述具象或抽象的当下，我们还希望让当下尽可能得积极一些。比如刚才没有提到的几首歌，《花世》听上去挺开心，但歌词里又有一点不那么爽快的东西；《蚊》和《凌波》听上去有点颓丧，但又有一种不真实的美感。

我的意思是，要在创作中表达当下时，就是需要语言来翻译。如果说我们几个人的生活，那真是无聊得一塌糊涂，性格都是中规中矩的，可能因为我们是湖北人，像武汉产的烟一样，不是很刺激，也不是很淡。我们也不愿意去表现过于刺激或者极端的东西，所以这张专辑创作过程中，也慢慢放弃了一些太实验的探索。你没法让四个人都去浑然不顾地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情。

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算是很温和，但是尽可能细致地进行了描绘，把我们想说的说得更精确。一开始我是特别渴望一个不一样的形式，后来发现这方面确实没那么重要。

吴涛：对，说漏了一首歌《致某人》。它代表了我们一段时间的状态，出发点是有点消极的，但就像彭坦说的，它最终积极地发散出去了。歌词里没有说出的话就这样算了，到最后“打开通向自由的光，打开变化任意之门”，在我们打开自身的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打开，能共情，特别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挺能代表这张专辑我们想干的事儿。

北方公园：如果是这样，我还挺好奇“方言慢慢消散，权利慢慢集中，好奇越来越少，胆子越来越小”这样更直接的表达从何而来，是不是指向一个强烈的批判或者困惑。

彭坦：没有困惑，就是想到了就把它写下来。困惑的意思是，你还希望有一个答案，有一个真理，然后你能通过学习摸索到一个结果。但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是没有答案和真理的，你不是在一个所谓特别迷茫的情况下去寻找，它跟你的情绪好坏和状态起伏没有关系。

一首歌三四分钟，它能够呈现的必然是经过抽象化的，或者在更深层逻辑里的一些感受。只能说尽可能在日常信息的包围下，向前触及一点。一定会有人有更多的思考，是在你更远更黑暗的那个地方，但你就是尽你的能力，少一些同质化，白开水的表达。

北方公园：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在一起做乐队、做这张专辑，在彼此生命中占的位置，还和年轻时一样吗？对下个阶段有什么期待？

彭坦：我们上周在杭州连着排练了 4 天，再往前，四个人齐整地在一个屋里，可能都要一年前了。这样做音乐其实是挺极限了，貌似没办法用什么职业精神来要求。

很难，因为这几年外部也好，内部也好，大家对于做一件事情真正投入和倾注时间确实太珍贵了。我们也都有各自的家庭生活，就没法再形而上地去想这张专辑的意义。只觉得这张专辑能在 22 年年末前发出来，对于我们这几年在音乐上倾注的心思，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了。

22 年马上过去了，能想到的就是新专辑，新的一年，包括乐队，都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吧。这会儿咱们应该放《早晨》，里面有一句叫“走进一个新的早晨”。这首歌就是特别昂扬的，特别英雄主义的，这个英雄主义放现在是有点愣，但是没关系。这张专辑定名叫《Hello!》，也就希望看到和听到的人，还能觉得有点信心，有些事还是可以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