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东北，及其漫长的失宠
《漫长的季节》属于余音绕梁的作品。距离完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围绕这部剧的抒怀、阐发、对话和吵架，还在持续、发酵、扩散。
客观公允地评价一部影视剧，其实并不容易。每一部影视剧的制作，都是旷日持久的社会化大生产，涉及剧本、导演、摄影、剪辑、化妆、服装、道具、配乐上百个行当，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职业上的现代分工，对应着知识上的现代分工。仅仅掌握一种知识，是不可能对一部综合性的影视作品作出全面评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对于《季节》的评价，必然只是一种局部的评价，一种专业壁垒之内的“偏见”。在如此多的知识专家、如此多“偏见”的检视之下，《季节》仍能够保持豆瓣9分以上的成绩，可见确实是影视剧当中的“六边形战士”，综合素质优秀。
我想如此高的评分，与其说是打给这部剧的技术，不如说是打给这部剧的审美。对比这些年的国产剧，《季节》从导演手法、镜头语言到演员表演、故事配乐，无一不风格化，多了一层审美上的精雕细琢。当然，这种风格是奉俊昊、朴赞郁等一众国外导演美学加上辛爽本土审美的大杂烩，还没有达到很强的原创性。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同行老套的视听语言的衬托下，《季节》显得格外新颖、先锋、丰富。
随着影响的扩散，更多圈层的观众卷入到这部剧评价之中，评价方向也开始细化、分化。一些负面的声音也渐渐显露出来。其中，对于该剧“爹味”的批评声势最大，也最值得一谈。
关于“爹味”的评价，大概始于微博大V萝贝贝的评论《漫长的季节，这漫长的爹味》，后来形成了热搜词条，女性的相关批评应声而起。“爹味”的问题实际上很值得讨论，涉及经济制度变更、工人身份认同、男性无意识等诸多问题。可惜的是，在情绪化的吐槽和反吐槽过程中，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了“站队”和“抬杠”，就作品论作品的评价之争慢慢演变成了观点之争、性别之争、立场之争。这个时候，理性地回到作品去做分析，尤为重要。
回过头来看对《季节》“爹味”的批评，很多观点都存在一个概念混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两种：一是把创作者的“爹味”和剧中角色的“爹味”混为一谈；二是把“爹味”和“男人味”混为一谈。
在使用“爹味”这个概念之前，首先要辨析这个概念。“爹味”，指的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话语形态，带有管教、宣教、专断的倾向。我们之所以讨厌“爹味”，是因为我们讨厌权威的施压，讨厌上位者对下位者所形成的强迫、控制甚至伤害。父亲这样的角色，“爹味”当然最浓。
在剧中，中年的王响无疑是一个“爹味”超标的角色，他在父权制的三口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是“一家之主”。他管教儿子，训斥妻子，确实让人讨厌。但是，对于一部艺术作品而言，塑造一个让人讨厌甚至憎恶的角色，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甚至是必要的事情。我们不会因为讨厌伏地魔而否定《哈利波特》。由角色的“爹味”指向创作者的“爹味”，把对于虚构人物的道德判断直接转移到作品身上，这种思维明显是有问题的。这是其一。
其二，《季节》在创作的层面上，确实存在习焉不察的某种倾向，但这种倾向并不是“爹味”，而是“男人味”，是男性话语的表现。《季节》的创作者的确是以男性视角来叙事的，着重刻画的也是男性角色的跌落与奋起。男性视角之下的女性，或者是风尘化的（殷红，欲望的一面），或者圣母化的（早期沈墨，纯洁的一面），或者是妖女化的（后期沈墨，暴力的一面）。女性人物被塑造成一个犯罪者、落难者，男性人物被塑造成一个探案者、拯救者。这都是这部剧隐藏的“男人味”。
在创作层面上，“男人味”不等于“爹味”。“男人味”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姿态，不是以上压下的管教姿态；是一种雄性的影像风格，不是教育性质的宣教话语。黑泽明、马丁·斯科塞斯、科波拉这些人的电影，“男人味”更浓，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电影成为艺术品。而“爹味”的影视作品往往会因为承载了过多非艺术的信息、过多教育宣传的任务，变成枯燥无味的宣传品。
剧中，王响身上的“爹味”并不是一直存在的。90年代，还是桦钢工人、火车司机的中年王响，“爹味”很足；20年后，随着时代变革、身份变化，两鬓斑白的老年王响，身上已经没有多少“爹味”了。“爹味”从有到无的这个过程，需要分析一下。
在97、98年的故事线当中，王响身上有两种权威。一是三口之家当中父亲这个身份产生的权威，这是古老的父权制对他的加持；二是国家赋予的权威，在计划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场的时代，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国营工厂是国家经济的支柱，是一个时代的理想。那个时候，太多宏大的、抽象的、乌托邦的灯光照耀在工人群体的身上，工人“是一种膨胀的状态”（王兵），活在一种超越了发展现状的梦想之中。在中年王响的戏份里，范伟极为生动地演出了这个“膨胀感”。所以，中年王响身上的“爹味”，恰恰是这个剧的可贵之处：通过还原一个典型的工人形象，揭示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对于人的强大的塑造力量。
在20年后的故事线里，王响的处境可以说凄惨。一方面，妻死子亡，他的家庭已经崩溃，他的父权已经被命运架空。另一方面，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国企完成改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照耀在工人身上的聚光灯已经打向别处，王响身上的第二重权威也随之剥落。失去了双重权威的王响，就这样失去了“爹味”。
这是王响经历的故事，同时也是东北经历的故事。在计划经济时代，黑吉辽三省因为与苏联的地缘联系以及铁和石油等矿物资源，成为新中国学习苏联、布局工业化的核心地区。大庆油田、鞍钢这些大名鼎鼎的国企，践行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是东北这位“共和国长子”得宠的时代。
国际局势的变化，改变着共和国的经济方针。1958年中苏交恶，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1969年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另一边，苏联的对手美国改变对华政策，1971年乒乓外交，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发布，中美正式建交。在此以后，随着国际市场的打开、外资的引入、国际贸易的增加，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日渐显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越走越快，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以深圳、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这些共和国年轻的孩子，代替东北成为中国新一轮工业化的核心地带，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东北，就此进入了漫长的失宠。
从9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振兴老工业基地”也振兴了好多年，东北依然没有从失宠和失势的地位当中完全脱离出来。特别是这几年，东北的衰退已经成为共识。但了解共和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东北一直憋着一口气，就像日薄西山的王响憋着一口气一样。
这几年，东北文学上、影视上涌出不少青年人才，形成一股全新的力量。《季节》正是这一股新力量合作的产物。在这样的形势下，“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也四处喊起来了。这可以说是失宠之后，东北自寻出路的一次努力。
但回到《季节》所遭受的非议，特别是女性观众的意见，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局限性：这个说法，可能只是东北的男性创作者(特别是下岗工人子弟)，对于东北文艺发展所形成的共识。大量东北的女性，可能并不认为过去的东北是一个金灿灿的、值得留恋的时代。在以第二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时代，她们及她们的母亲可能没有享受到王响所享受到的待遇，没有体会过那种“膨胀感”。相反，市场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择业空间，让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权。在这样的时代，丽茹可以自己开店当老板，而不必像过去那样，为了在那个等级化的国营工厂里求得前途，向上位者出卖自己的色相。
东北不能回到过去，因为过去的时代是一个无法复兴的时代。是旧梦在荒废着东北。所以，要紧的，是努力从那场膨胀的大梦中醒过来。对此，《季节》有着可贵的清醒。“往前看，别回头”——这是王响、彪子、马队，这被旧梦所荒废的一代，为东北找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