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今天看一部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电影？
刚好整十年前，2013年的3月，央视上播出了一则公益广告。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的老人，在餐馆吃饭，抓了饺子就往兜里放，儿子在一旁看见又羞又气，已经完全不认得身旁儿子的老人缓缓说出，“这是我儿子最爱吃的”。结尾，广告词浮现，“他们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从没忘记爱你”。
这个广告不仅在当时引起广大观众强烈情感共鸣，甚至拿下了一些创意奖项；而同时，也有评论指出，这样的叙事是对阿尔茨海默病浪漫化的描绘，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这个病疾并无助益。
鉴于患者多为老年人，这种关于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叙事过于常见，尤其在国内：在记忆逐渐褪却的疾病进程中，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的，那必定是（或者最好是）自己的孩子，以及 ta 对孩子的爱。
这样的叙事所体现的，与其说是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的偏见和判断，不如说是我们对老人的偏见和判断。阿尔茨海默是和记忆缠斗的疾病，而记忆是构成自我意识、确认自我身份的基础。从儿孙辈的视角出发、对老年患者“就算忘记全世界也不会忘记对孩子的爱”之再三强调，实际上也是对老年人除了“父母”之外其他自我身份的强烈否认。
上周六新上映的电影《脐带》首先在这个意义上讲述了新的故事。
影片讲述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北漂音乐人阿鲁斯，回家探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时，因为不满意哥哥对母亲的照顾方式，决定带母亲返回草原，帮助母亲寻找心心念念的“家”。然而回到一家人从小居住的湖边砖房后，母亲却执意要继续“出走”。影片就在主角陪伴母亲探寻心底最深的“家”的过程中推进。
故事结束在母子二人偶遇的一场达斡尔族篝火晚会上。看着因为与自己心底最初的文化根源重逢而快乐满足的母亲，主角终于不舍地剪断了用来限制妈妈不要乱跑的“脐带”（一根把二人绑在一起的马鬃绳），母亲在满足中走向一个超现实的远方——直到生命的最后，母亲都很难说认得出陪伴身旁的这个男人是自己的儿子。支撑母亲前进的是她回归自己内心来处的强烈渴望，而不是对亲人、儿子的爱和给予，这样的渴望来自她尽管模糊但仍然深刻的自我。
美国作家大卫·申克曾在著作《The Forgetting: Alzheimer's: Portrait of an Epidemic（遗忘：阿尔茨海默，一种流行病的肖像）》中梳理，阿尔茨海默提供的“意义之窗”在于它减缓了“死亡”的速度，患者的“自我之死亡”早在其“肉体死亡”之前很早就已发生。著名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曾在其父亲因阿尔茨海默病逝后，反思过以上这种论调：“我不禁怀疑那种种死亡能否真的被那样分割，对于自我这把交椅，记忆和意识究竟有无这么稳固的所有权。”
在这个层面看，《脐带》的故事尊重并强调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的主体，承认了患者的自我。故事因此显得不落俗套。
而在另一个维度中，《脐带》的好也在于其点明阿尔茨海默病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下所隐喻的现代化困境。
在《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汉学家艾恺梳理过反现代化思想在过去二三个世纪里的孕育和发展。他写到，“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症状——“遗忘”——正好和现代化下个体的发展所需要面对的遗忘形成共鸣。如果现代化意义的“个人发展”注定在不断的前进、遗忘过往（家乡、家庭、自然、生活传统）的进程中发生，那当生命的前方已经没有靓丽的风景、终点线已经依稀可见，同时又因为遗忘而无法回头的我们，还能如何面对自己？
《脐带》对这个命题的着笔，出发点来自于导演个人的经历。出生于呼伦贝尔鄂温克旗的乔思雪，在 2019 年把《脐带》的剧本带到了 FIRST 影展的创投，剧本感染了同样来自内蒙古的制片人、坏兔子影业 CEO 刘辉，后获得支持投入制作。故事最初的灵感来自于她在法国留学修读电影的一天，偶然遇到一位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中年女性，在路上四处徘徊，找不到家。
乔思雪想起了自己一路的成长经历，正是从内蒙古的成长土壤不断离开去往更远地方的旅程，而过程中自己与家人、家乡的连结无可避免地遭遇了挑战，“甚至我一度已经不再关心他们在怎样地生活”。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好好聊了聊，才知道母亲正饱受更年期情绪困扰，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而远在法国的她毫无察觉。
导演把自己的个人历史，很大程度投注到了《脐带》中男主角阿鲁斯的背景设定上。阿鲁斯（由导演多年好友、音乐人伊德尔饰演）常年在北京工作，母亲交给老家县城里的哥哥家照顾。对患病母亲的生活状态、哥哥常年照顾母亲所产生的压抑和疲劳，实际上都没有真切的理解。于是，在陪伴母亲回到草原、寻找母亲精神的“家”的旅程中，母亲越是感到熟悉和欣悦的环境，对他来说就越是陌生。
进一步说，患病的母亲尽管对许多事情的记忆都已模糊，但仍然有内心深处的精神栖息地作为最终的心灵归依，使她尽管已经晚年，却仍能努力挣脱迷失；而常年在外、看似有着丰富精神追求的音乐人阿鲁斯，却离曾经亲密的故乡记忆、家庭关系越来越远。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是病理意义上的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在阿鲁斯一代人身上的，可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阿尔茨海默病。
幸运的是，陪伴母亲寻找来处的旅程，最终使得阿鲁斯也意识到自己有着一条“来时的路”，不再感到迷失。于是在母亲“逝去”之后（电影以超现实手法处理、并无确切交代母亲离世），他继承了母亲的渴望，继续上路，找到了母亲儿时记忆中的那棵长在家附近“一半枯萎、一半繁茂的树”。
枯萎和繁茂的对立也象征了现代化过程中人类个体感受所最深刻的一组冲突：物质意义上的繁荣和精神意义上的枯萎。
在影片中，摆脱这组冲突造成的困境之法宝是“回归”。母亲寻得了心灵的根源寄托，阿鲁斯也从旅途中得到了力量。但现实中，倡导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回归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能够回去的来处——《脐带》中的母亲能够最终在草原寻得平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家乡草原生态的相对不变、其边缘的位置使其在现代化列车上被抛离和忽视反而保留了其文化独特性，因此产生了精神治愈力。而我们绝大多数人能回去的故乡，就算有，很可能已经被一模一样的回迁房小区、统一风格招牌的商店所填充。在两三代人不断的迁移、倾尽资源去“离开”的过程中，故乡已经被彻底地改造，连结已经被痛快地砍断，如艾恺所言，“我们所珍视的被当成代价去交换了我们想要的”。
尽管《脐带》处理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充满悲伤的元素，和个体深陷现代化困境的沉重命题，但它底色上是圆满而幸福的，因为阿鲁斯和母亲最终都找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