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西的大力神，阿根廷的解脱，2022 的黄桃罐头

作者：木村拓周

如果说 2022 年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最称得上“痛苦”的一年，世界杯则为我们完成了某种“震撼治疗”。在病痛、战争、经济危机和肉眼可见的撕裂作为铺垫下，足球在岁末登上这个破败肮脏的舞台，拿出了压箱底的止痛偏方：一场比赛惊天地泣鬼神的决赛对决，一个肉身凡人修炼成仙的瞬间，一幕比完美更完美的故事。

最接近上帝的运动员，在其近二十年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上，为一个视足球为生命本身的国家，赢得了旁落36年的大力神杯。在这样的叙事面前，苦痛不忍打扰，为阿根廷和全人类按下了暂停键，把统治了一整年的精神舞台暂时让出给快乐。

在即将于1月发行中文版的《妥协社会》中，韩炳哲讨论到疼痛，引用到本雅明谈论“治愈之手”的段落。在一些风俗中，孩子生病了，母亲会坐在床边，为他们讲述故事，并从中生出一种治愈力——如果每一种疾病都能顺着讲述的河流漂流得足够遥远，那么它们是否就都是可以治愈的呢？“叙事是精神的能力，能克服身体的偶然性。因此，本雅明认为讲述有可能治愈所有疾病。”韩炳哲写到，讲述的河流能把痛苦这座堤坝冲向幸福的遗忘之海。

所以当 2022 恶疾缠身，世界杯让我们仍有关于幸福的故事可以讲述，哪怕只是象征性地短暂驱散阴霾。

世界杯是 2022 的黄桃罐头。

对阿根廷人来说，这罐头的分量要更重一些。这是阿根廷的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其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他们第一座属于 21 世纪的世界杯。前两次，分别发生在 1978 年和 1986 年，即便对阿根廷这样一个以魔幻标签著称的国家来说，都太过“20世纪”了。

1978 年阿根廷世界杯是历史上最丑陋的几届世界杯之一。庇隆去世后，1976年，阿根廷军队从伊莎贝尔·庇隆手上夺取了政权，开始了为期7年的国家恐怖主义时期，后被称为“肮脏战争”。军政府在数年间不合法地逮捕、拷打、杀害超过一万持不同政见的阿根廷同胞（一般认为真实数据在 3 万人左右），其中除了真正的左翼游击队，也包括大量中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和劳工组织者。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举办，军事政权试图以投入超过阿根廷全年财政预算10%的成本举办一届世界杯，对内调动起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也在对外的公共形象展示中为残暴政权“洗白”。策略是成功的，阿根廷各个层面的矛盾在那届世界杯下被某程度化解了，或者说更进一步掩埋了。人们最难忘的，是在河床队的主场“纪念碑球场”举行的总决赛——此球场距离臭名昭著的军政府牢狱“海军电机学校”不到一公里。当阿根廷人在决赛上以3:1击败了荷兰队，赢下了他们第一座世界杯冠军时，场内场外千千万万球迷的欢呼，不需要借助任何电台或者电视媒体，就可以直达一公里外的黑暗牢房中，穿透那些被收监的阿根廷同胞们的灵魂。

图为1978年世界杯上阿根廷总统魏地拉为球队颁奖

ESPN 曾在 2014 年世界杯期间做过长篇报道，回访当年被收于监中幸存下来的异见人士。一些幸存者回忆当年阿根廷夺冠后，监狱审讯停止了，审讯官带着“囚犯”们开车到街上，要求他们为冠军高唱欢呼，要他们亲眼见证这个国家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狂欢时刻。其中一名被收监者伺机把头伸出车辆天窗，本想呼救，但她那还未来及发出的声音先被狂喜的巨狼吞没，“在那个当下，黑牢里所有’被消失者’的存在，全都被狂喜抹灭于时空之间……我们已不存在”。

军政府统治结束后，转型正义过程中的阿根廷社会难以面对这场世界杯“胜利”。也因为这样，1986年在马岛战争失利、加尔铁里下台的背景下，马拉多纳带领阿根廷夺得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才显得意义非凡，马拉多纳帮助阿根廷人冲刷了一块巨大的伤疤。

图为1986年世界杯夺冠后马拉多纳高举奖杯

在阿根廷前两座大力神杯的故事里，充斥的关键词是军政府、独裁、白色恐怖、民族主义、马岛战争等。这样的世界杯冠军故事固然是重要的，尽管不全然积极，至少也是无法遗忘的。但似乎也正是这种无法遗忘牵绊着阿根廷，使阿根廷人像是放纵自己沉沦在 20 世纪的记忆当中，拒绝醒来，迟迟没有下定决心进入新的纪元。

今年出版中文版的《阿根廷迷思》中，作者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巴西利亚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顾问）将阿根廷描绘为“神话之地”。“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以看球的心态（狂热而主观）去审视和分析阿根廷”。

格里姆森提到，历史上的光荣和痛苦——前者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原材料出口为基础繁荣经济体阿根廷，后者例如1976年出现的残酷独裁政权以及其崩解后困惑而失落的阿根廷——为阿根廷人提供了许多情绪上的锚点。基于这些历史，阿根廷人创作出许许多多脱离现实、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神话”，诸如爱国神话（“阿根廷是一个欧洲国家”）、衰落神话（“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差劲的国家”，“过去的时光都更好”）等等。

各种各样流传广泛、虚虚实实的神话统治着人们关于国家的论述，“拉丁美洲就是马孔多”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标签使人们沉浸在一种异域化、本质化的论述里，失去了对复杂现实的理解能力。“神话阻止了我们去反思自己，反思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反思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在书的结语中，格里姆森写到，“在神话之地的中心位置存在着某种阿根廷人的核心仪式：自我否定”。

如果说梅西这座世界杯冠军，有着什么超越于马拉多纳带队夺得的 1986 年世界杯冠军的独特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处。它帮助阿根廷人击碎了诸多“神话”，试图摆脱格里姆森谈到的那种“自我否定”。阿根廷可以在 21 世纪创造属于他们的真正成绩，而不是沉湎于历史和神话之中。一个出生于罗萨里奥，成长于全球化时代，在巴塞罗那成长和踢球，有时候赛前奏国歌不想开口跟唱，爱国但又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稍稍松绑，会因为背负太多国民压力而退出国家队的阿根廷人，也可以把最美好的胜利果实带给阿根廷。

如果有一个大众文化符号，能把阿根廷从某种 20 世纪迷梦中唤醒过来，那大概可能、也只能是梅西。

如今，卡塔尔世界杯已经结束。梅西帮我们尽情投入到足球和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暂时遗忘了各自生活中的挑战，甚至暂时遗忘掉卡塔尔世界杯场馆建造过程中伤亡的移民劳工，遗忘掉 FIFA 2018和2022世界杯申办过程中的种种腐败，遗忘掉中东地区女性的艰苦处境。一觉醒来，我们又要重新面对生活中丑恶的部分，不公正的部分，艰险而又必须经历的部分。

甚至足球自身也是——在网飞今年推出的FIFA纪录片《国际足联揭秘》中，一个受访者就提到过，当今足坛，比起FIFA的腐败、不透明更严重的，是“足球在一个艰难且分裂的世界中的定位”问题。足球等于战争的时代过去了吗？马克龙可以大胆地喊出“让体育的归体育”，但站在法国队对面的摩洛哥人可以吗？中东地区的女性可以吗？

仍有无数的问题从道德上挑战着足球和体育的美，可见的未来也仍会继续。也许作为球迷，能做到只是见证和记录，确保故事和“讲述”的药效能够持续下去，直到病症被根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