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叶克飞|跌宕的大时代,矛盾的余光中

2017-12-15 叶克飞 骚客文艺


本       文       约       2300       字


阅       读       需       要


5min

余光中去世,享年八十九。他出生之前那年,也就是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来被视为“黄金十年”的开端。他出生那年,即 1928 年,东北易帜,中国在经历了北洋政府的纷乱后,终于迎来形式上的统一。

他九岁那年,“黄金十年”戛然而止,日军侵华,战火迅速蔓延至江南地区。他随家人辗转流离,最终落脚重庆,漫长的抗战,恰恰也是他的中学生涯。抗战胜利后,他前往南京就读大学,却又逢内战,眼见时局动荡,只能一路南下,一直流亡至台湾才得以栖身。

之后,他所身处的这一头——宝岛台湾,陷入了漫长的戒严期,他所牵挂的那一头——中国大陆,则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陷入迷乱。当他于 1971 年创作的《乡愁》传入中国大陆时,后者已从政治运动中艰难走出,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没几年,台湾也宣告解严。

余光中(左)童年时与哥哥合影

随着时光推移,那些曾见证晚清和民国初年动荡的人们纷纷作古,时至今日,年近九十的高寿之人,连北洋政府的时代都已无缘见证。可余光中的人生,仍可见证那跌宕百年的大部分。

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之沉浮,一生之荣辱,与大时代紧紧相连。有时,一念之差,便是生死之隔。余光中的人生固然辉煌,一边笔耕不辍,一边在大陆享有其他台湾作家难及的盛誉,但彷徨困顿也曾不免。作为一个符号,他的人生轨迹与被强加于身的政治立场似乎并不兼容,频变的立场更成为谈资。有人视为理所当然,或认为情有可原,也有人视为投机。但即使让余光中的人生重来一百次,他也依旧会是这样的矛盾体——是乐在其中抑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在大时代之下,也许那是唯一选择。

其实,随时势而漂流,本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常态,为尊者讳大可不必,但过分夸大也不应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文人歌功颂德或违心大书“我有罪”,台湾文人则大写反共诗文,都是时代与当局强加的规定动作,谁吃相更好看,或说没那么难看,还真难说。余光中这辈子,立场频变,有人视为理所当然,或认为情有可原,也有人视为投机。但即使让余光中的人生重来一百次,他也依旧会是这样的矛盾体——是乐在其中抑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在大时代之下,也许那是唯一选择。

让余光中陷入争议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那跌宕的大时代里,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十年——只是,向上追溯百年,哪个十年又不值得大书特书?

那时,大陆经历了文革后期,也经历了 1976 年的大变。至于台湾,经济已然腾飞,戒严却在继续,这格格不入的碰撞,出现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场域。乡土文学论战,看似是文学之争,实则是政治立场之争。

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前,余光中已难抽身。七十年代初,他身处政治角力甚烈的香港,因台湾文人的身份,已成左翼攻击对象。当时的他这样写道:

“来(香港)后不久,我的右言不悦左耳,一阵排炮自左轰来,作者站在暗处,多用笔名,显得人多势众的样子,老实说,那样的炮声并不震耳,我笑一笑,且当欢迎的礼炮听吧,四十年前,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经验,也许就是这样吧?这些作家的名字,在左派的新文学史上,固然都被涂黑了,但是当日左联那许多名作家,曾经是活跃的前进的,现在又在哪里呢?”

余光中全家福

可这洒脱,在更早之前的“唐文标事件”中却又未得见。当时,台湾文坛正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唐文标发表系列文章,批评台湾现代诗的“西化”和脱离现实倾向,就此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作为其对立面的余光中,极力维护他所推崇的现代诗。但被人诟病之处,在于他给对手扣了一个“左倾文艺观”的帽子,在台湾戒严时代,这可是个随时沦为政治犯的罪名。

到了乡土文学论战时,余光中更没有丝毫云淡风轻的意思,反倒在一篇《狼来了》之后树敌无数。乃至有人认为“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反共’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至于后来针对陈映真的“私下告密”,更是一桩公案。

这些事情至今仍有争论,争论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当年的书信报章吵到现在的朋友圈,可立场无非还是左右两边。你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走出这大时代制造的隔阂。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

台湾乡土作家的成就,我其实一向不太看得上,余光中批评其为“台湾的工农兵文艺”,倒也贴切。但余光中那篇《狼来了》,作派也似极文革大字报,我亦不喜。后来,陈鼓应不满余光中的《狼来了》,进而认为其作品沉湎于资本主义的虚无世界,写下如今被许多批评者引用的“三评”——《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与色情主义》、《评余光中的流亡心态》、《三评余光中的诗》。老实说,这三篇评论频扣帽子,又多有断章取义之处,也是文革大字报的水准。

换言之,当时那场论战所依托的文本,无非是海峡另一头政治运动的变种,面目都相当可憎。若让我在这之中分出个对错,我也无法做到。三十多年来未曾休止的争论,就是因为这对错难分吧?

不过,陈鼓应的那三篇评论,倒是揭示了余光中曾经的西化写作风格,这与他后来强调中国意识的作品相对照,算不算又是一种矛盾?

当然,批评者们认为他人生中最矛盾之处,是写出批判“台湾工农兵文艺”,顺道黑了一道大陆文艺的《狼来了》之后,在台湾文坛简直衰到没朋友,居然又能跑去大陆发展,以《乡愁》赢得盛誉。可若将这一切都归于投机,或许冤枉了余光中,不妨将之视为文坛丛林中的达尔文法则吧。

他也曾为《狼来了》辩解,认为自己在香港时已深知文革之害,台湾人却并不知道,他对台湾乡土文学的批判,正是因为他不欲台湾也沦落到那一步。这样的解释,或许是内心所感,又或者是为了挽回声名和朋友圈的亡羊补牢,答案已无从知晓。

唯一让人感慨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不论生前持何种立场,曾经历什么,都难免毁誉参半。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过一张纯粹的、安静的、不受外力打扰的书桌。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张启琳

这是第 186 篇文章

- END -


 © Copyright 

作家原创作品 |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 欢迎分享朋友圈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