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跌宕的大时代，矛盾的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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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去世，享年八十九。他出生之前那年，也就是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来被视为“黄金十年”的开端。他出生那年，即 1928 年，东北易帜，中国在经历了北洋政府的纷乱后，终于迎来形式上的统一。

他九岁那年，“黄金十年”戛然而止，日军侵华，战火迅速蔓延至江南地区。他随家人辗转流离，最终落脚重庆，漫长的抗战，恰恰也是他的中学生涯。抗战胜利后，他前往南京就读大学，却又逢内战，眼见时局动荡，只能一路南下，一直流亡至台湾才得以栖身。

之后，他所身处的这一头——宝岛台湾，陷入了漫长的戒严期，他所牵挂的那一头——中国大陆，则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陷入迷乱。当他于 1971 年创作的《乡愁》传入中国大陆时，后者已从政治运动中艰难走出，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没几年，台湾也宣告解严。

余光中（左）童年时与哥哥合影

随着时光推移，那些曾见证晚清和民国初年动荡的人们纷纷作古，时至今日，年近九十的高寿之人，连北洋政府的时代都已无缘见证。可余光中的人生，仍可见证那跌宕百年的大部分。

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之沉浮，一生之荣辱，与大时代紧紧相连。有时，一念之差，便是生死之隔。余光中的人生固然辉煌，一边笔耕不辍，一边在大陆享有其他台湾作家难及的盛誉，但彷徨困顿也曾不免。作为一个符号，他的人生轨迹与被强加于身的政治立场似乎并不兼容，频变的立场更成为谈资。有人视为理所当然，或认为情有可原，也有人视为投机。但即使让余光中的人生重来一百次，他也依旧会是这样的矛盾体——是乐在其中抑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在大时代之下，也许那是唯一选择。

其实，随时势而漂流，本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常态，为尊者讳大可不必，但过分夸大也不应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文人歌功颂德或违心大书“我有罪”，台湾文人则大写反共诗文，都是时代与当局强加的规定动作，谁吃相更好看，或说没那么难看，还真难说。余光中这辈子，立场频变，有人视为理所当然，或认为情有可原，也有人视为投机。但即使让余光中的人生重来一百次，他也依旧会是这样的矛盾体——是乐在其中抑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在大时代之下，也许那是唯一选择。

让余光中陷入争议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那跌宕的大时代里，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十年——只是，向上追溯百年，哪个十年又不值得大书特书？

那时，大陆经历了文革后期，也经历了 1976 年的大变。至于台湾，经济已然腾飞，戒严却在继续，这格格不入的碰撞，出现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场域。乡土文学论战，看似是文学之争，实则是政治立场之争。

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前，余光中已难抽身。七十年代初，他身处政治角力甚烈的香港，因台湾文人的身份，已成左翼攻击对象。当时的他这样写道：

“来（香港）后不久，我的右言不悦左耳，一阵排炮自左轰来，作者站在暗处，多用笔名，显得人多势众的样子，老实说，那样的炮声并不震耳，我笑一笑，且当欢迎的礼炮听吧，四十年前，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经验，也许就是这样吧？这些作家的名字，在左派的新文学史上，固然都被涂黑了，但是当日左联那许多名作家，曾经是活跃的前进的，现在又在哪里呢？”

余光中全家福

可这洒脱，在更早之前的“唐文标事件”中却又未得见。当时，台湾文坛正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唐文标发表系列文章，批评台湾现代诗的“西化”和脱离现实倾向，就此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作为其对立面的余光中，极力维护他所推崇的现代诗。但被人诟病之处，在于他给对手扣了一个“左倾文艺观”的帽子，在台湾戒严时代，这可是个随时沦为政治犯的罪名。

到了乡土文学论战时，余光中更没有丝毫云淡风轻的意思，反倒在一篇《狼来了》之后树敌无数。乃至有人认为“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反共’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至于后来针对陈映真的“私下告密”，更是一桩公案。

这些事情至今仍有争论，争论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当年的书信报章吵到现在的朋友圈，可立场无非还是左右两边。你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走出这大时代制造的隔阂。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

台湾乡土作家的成就，我其实一向不太看得上，余光中批评其为“台湾的工农兵文艺”，倒也贴切。但余光中那篇《狼来了》，作派也似极文革大字报，我亦不喜。后来，陈鼓应不满余光中的《狼来了》，进而认为其作品沉湎于资本主义的虚无世界，写下如今被许多批评者引用的“三评”——《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与色情主义》、《评余光中的流亡心态》、《三评余光中的诗》。老实说，这三篇评论频扣帽子，又多有断章取义之处，也是文革大字报的水准。

换言之，当时那场论战所依托的文本，无非是海峡另一头政治运动的变种，面目都相当可憎。若让我在这之中分出个对错，我也无法做到。三十多年来未曾休止的争论，就是因为这对错难分吧？

不过，陈鼓应的那三篇评论，倒是揭示了余光中曾经的西化写作风格，这与他后来强调中国意识的作品相对照，算不算又是一种矛盾？

当然，批评者们认为他人生中最矛盾之处，是写出批判“台湾工农兵文艺”，顺道黑了一道大陆文艺的《狼来了》之后，在台湾文坛简直衰到没朋友，居然又能跑去大陆发展，以《乡愁》赢得盛誉。可若将这一切都归于投机，或许冤枉了余光中，不妨将之视为文坛丛林中的达尔文法则吧。

他也曾为《狼来了》辩解，认为自己在香港时已深知文革之害，台湾人却并不知道，他对台湾乡土文学的批判，正是因为他不欲台湾也沦落到那一步。这样的解释，或许是内心所感，又或者是为了挽回声名和朋友圈的亡羊补牢，答案已无从知晓。

唯一让人感慨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不论生前持何种立场，曾经历什么，都难免毁誉参半。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过一张纯粹的、安静的、不受外力打扰的书桌。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张启琳

这是第 18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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