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l客读者故事汇003 | Lily 看了江歌案，我想起20年前的那起留学生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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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理工科的，不太会写文章，前段时间的江歌案勾起了我对发生在20年前同样在日本的一桩杀人案的回忆。

1997年9月，刚大学毕业的我来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准备攻读硕士。一开始我在早稻田的国际交流部上日语课，在那里认识了两名中国自费留学生。一名叫李南，天津人，性格活泼，和我年纪相仿。另一名叫周志胜，长春人，30出头，老实忠厚，出国时辞掉了在长春一家化学研究所的工作，已婚，爱人是护士，有个女儿5岁。因为他年长几岁，我和李南都叫他周师兄。

我们三人第一次出国，在国内都没学过日语。刚刚到日本的许多问题，诸如租房、交通、市役所、银行、邮局——因为语言的障碍，都成了一座座大山摆在我们面前。感觉自己就像个聋哑人，听不懂，不会说，办手续或者买东西都需要很大的勇气。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和李南的进步较快，而周师兄最慢。我猜是年龄的缘故，而且他的日语一直是带东北口音的，一开口我就忍不住想笑。三人同病相怜，课余时间都聚在一块儿诉说各自的遭遇，也交流经验，这个手续该怎么办，那个东西在哪儿买便宜。而我们聊的最多的话题，是找打工。

1997年的中国和日本的工资物价水平还有着天壤之别，那时人民币对日币的兑换率大约1:15。超市里一个富士苹果100日币（那时的消费税是5%），一罐可乐110日币，拉面馆一碗叉烧肉面700日币，便利店一个便当500日币。刚出国的人都有个毛病，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会把价格算成自己国家的货币。这一算不得了，感觉自己每天花钱如流水，一日三餐不说，每月的房租，水电气，交通费，国内带来的那点钱简直对付不了几天。那时留学生也没什么富二代，官二代，除非是公派留学的，他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奖学金了，可以不打工。

我们三人每天都为找工作的事发愁，外面不是没有工打，而是我们语言不好，人家不要。

11月底，我在六本木一家中国餐厅找到了一份在厨房的活儿，接着李南找到了一份清洁工，最后是周师兄，他是在一家台湾人开的旅店里做入住的杂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我们谁也没想到，周师兄开始了他的苦难历程。

日本的临时工一般都按小时记工资（有些一次性的工作按天数给），日语叫“时给”，全国各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份）有着自己的最低时给标准，这些年一直都是东京最高，远离本土的冲绳最低。1997年的时候，东京地区的餐馆侍者，便利店店员一般能拿到700-800日币的时给，作为福利大部分雇佣单位还给交通费。如果每天工作5个小时，一周6-7天，一个月下来能有大约10万日币的收入。我记得当时李南说过他当清洁工也差不多是这个数。有了这笔收入，再省一点的话，房租学费生活费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可问到周师兄时，他说他只有每月3万的工资。

周师兄刚来日本的时候，为了省钱，托保人找了个与人合租的房子。几个月后应聘这家台湾人旅店的杂工时，老板说可以免费入住，包三餐，但工资只能给每月3万。他想虽然钱少，但没有房租水电费，管吃的，老板还说中文，在当时语言不好很难找工作的情况下，这样的工作至少可以解决眼前的温饱了，于是他答应了这份工。

可没想到，他面临的不是一般的苦。

首先就是给他住的房间，搬家那天他才发现给自己的房间是一间仓库，堆着杂物，面积小不说，还没有窗户和通风，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能开着门睡，不然会闷死在里面。

其次是工作时间，当时说好是杂工但没有说定工作的时间。老板娘每天4点半把他叫起来给店里的住客准备早饭，7点客人都吃完了收拾干净，周师兄自己胡乱吃点出门上学，下午4点多回到旅馆后又被叫着拖地，4层楼一层一层拖干净，然后准备晚饭，晚饭完了用洗衣机洗房间里换下来的床单被罩枕巾，洗完烘干还要一一熨平。完了他还不能睡，要等客人都洗完澡了，去刷澡堂的地板。如此这般每天都要忙到半夜1点才能睡觉。

那时候周师兄每天来上课的时候，脸都是浮肿的，明显的睡眠不足，疲劳过度。到中午，大家都拿出自己带的午饭，我发现他的饭盒里总是一满盒子饭，角落里塞了几根黄黄的腌萝卜，没有菜。一问才知道早上忙完客人后，厨房并没有给他留菜，唯一有的就是咸菜，早饭他就是吃的这些，中午饭也只有带这些。我那时也省，自己的盒饭里总是2只红烧鸡翅和便宜的卷心菜，看到他一个大男人中午就吃这么点，我就每天把自己的鸡翅分给他一只，或者给他带个煮鸡蛋。

那时候我们都不敢抱怨，早就听说在日本留学会很辛苦，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人多了去了，如今有了打工的机会，再苦也要忍。周师兄曾经多次跟我唠叨过，说家里的媳妇一再叮嘱他要早日安稳下来，赶紧把她也办出去，好在日本打工挣钱。再说搬一次家很不容易，找保人租房子交押金，劳民伤财。

1998年2月，我们结束了国际交流部的日语课程。4月开学转入理工部，成为一名研修生，开始跟着自己专业的硕士生上专业课。日语成为选修课，但因为日语还是不好，我们三人又同时在上理工部的日语课。

这期间周师兄终于从旅馆搬了出来，找到一家快餐店的工。事情是这样解决的——他国内单位的几个同事来东京出差，住在他那个旅馆里，看见他每天这样辛苦十分同情，就托了相识的人找了个长春老乡和他合住，这样，他终于摆脱了那份奴隶般的工作。

转眼就到了夏天，来日本快一年了，我们在语言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别人说话基本能听懂，生活口语也能流利地说上两句。留学生活越来越熟练了，但9月份的硕士生的入学考试也慢慢逼近了我们。这个考试对日本学生来说也许没什么，可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可是生死攸关，因为牵涉到签证问题。考上了，可以继续以学生身份留在日本，可考不上，没了续签的理由，我们就要面临回国。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自费留学还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找保人，找学校，办签证，办手续，一关一关都是卡，每个人都是费了巨大的财力精力才拿到了那一纸签证。再说还有个面子问题，亲戚朋友都知道你上日本留学来了，就因为没考上，灰溜溜回国了，太丢人了。

我们三人见面就聊考试和签证的事，都觉得压力巨大，甚至都讨论到了万一考不上就变成黑户继续留下来打工的问题上。

1998年的夏天很热，6月刚刚结束了梅雨季节，7月的热浪就铺天盖地地来了。为了省家里的冷气费我每天都到研究室去看书，导师也每天在，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问。系里有两个比我高一届的中国留学生，很热心，帮着查资料，解答疑问，还找来了往年的考题，告诉我考试的经验。每天我都学习到深夜，翻着字典把专业书一本本看过来，尽力背下那些平假名片假名的专业用词，练习以往的考题，紧张地算计着距离考试的日子，这样忙碌着直到出事的那一天。

那是8月中旬的一个早上，9点还不到，我还在床上疲倦地酣睡着。突然电话铃响了，迷迷糊糊拿起话筒，李南惊慌的声音传到了耳边，“快起床到学校去，教务处给我来电话，说周师兄出事了，好像他被人杀了还是杀了人，我电话里没听明白，但学校叫我们两人都去一趟！”

我一个激灵，脑子立即清醒过来，马上问他，“你听没听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李南说他也没弄清，反正就是周师兄出事儿了。我立刻穿衣洗漱，赶到了学校的学生部，李南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

我们进门报了姓名后，有个负责人出来说早上警察联系了学校，和周师兄同住的中国人昨晚被发现死在家里，周师兄现在下落不明，警方现在正在调查，因为我们是他的同学，希望我们能提供情报。

那个负责人大概怕我们日语听不懂，整个过程讲得很慢，我听得明明白白，周师兄失踪了，而且还可能杀了人。从办公室里出来，我和李南都没了力气，瘫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周师兄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怎么可能杀人，一定是弄错了……但他为什么失踪了，马上要考试了啊……

我和李南开始努力回想着和周师兄最近几次见面的情形，慢慢的，一些平时和他谈话的细节被我们回想起来了。

周师兄从旅馆搬出来后找的合租伙伴是他的长春老乡，单身，来日本有些年头了，完成了留学的过程，并且已经成功就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他A君吧。

A君的房子在新宿区，离我们所在的早稻田理工部分校很近。新宿区的房价不便宜，尤其是他租的还是公寓式的，所以他同意让周师兄搬进来合住，可以减轻房租负担。

搬过来后A君家里有座机，我有事的时候就打这个电话联系周师兄。但有一次他告诉我以后尽量别打电话，有事直接在学校说。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个A君有点苛刻，不喜欢我们打电话到他家。我当时心想接电话又不花钱，干嘛这么吝啬。后来夏天来了，周师兄说房子里只有A君的房间里有空调，他的没有，但是算电费的时候A君非要按每人一半来算。我们又劝他忍一忍，热的话到学校来看书，先熬过了考试再说。最后一次见到周师兄的时候，他愁眉苦脸的，说可能又要搬家，原因是房子的主人和不动产公司不知怎么意见不合，房东想把房子卖了，需要他们搬出来。再后来就出事了。

第二天，新宿区的警察给我打电话要求面谈。我跟他们解释说马上要考试了，不能去很远的地方，也不能花太长时间。于是，他们把我约在了学校附近的一个警察交番。日本到处都有这样的交番，平时就一两个警察在里面，维持着街道的安全。我到了那里，见到了两个身穿警服的日本人，一老一少，估计是上下级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和日本的警察打交道，很紧张，怕日语说不清，或者说错了给周师兄招麻烦。

自我介绍后他们开始了问话，怎么来的日本，谁给办的手续，在哪儿读书，读的什么课本，在哪儿住，在哪儿打工，和周师兄怎么认识的，一起上哪些课，他平时穿的什么衣服，什么鞋，平时和同学上哪儿玩，聊天都说了些什么……种种种种，什么都问。我都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不清的就写繁体的汉字。

当我说到有一次邀请周师兄上我家吃饭的时候，他们立即问，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我说不是，人家国内有妻有女，我们纯粹就是同学关系。但他们似乎不相信，反反复复问了我好几遍。最后还问我，出事后周师兄有没有跟我联系，我说最后一次见面是几个礼拜前，大家都忙着考试，后来没见过他，也没通过电话。

他们又不相信，问了好几遍。

第一次谈话大概花了2个多小时才结束，我回家后跟李南联系，他说他也被问话了，两人一对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同样的问题。他说发现尸体的当天新闻里报道了，我俩都没看见。

我们以为问话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几天后那两个警察又打来电话，说还要谈一次。我很无奈，但又不敢拒绝，于是又到了那个交番和他们谈。他们还是问得很细，重复了许多第一次面谈的提问，还问了许多周师兄平时和我们谈话的内容。这次我也有了经验，反问了他们许多问题，问他们有没有找到周师兄，A君是怎么死的，怎么被发现的。两个警察倒也坦白，告诉我说A君接连有两天没有去上班，单位里打他电话也不接，觉得奇怪就派了人去他的公寓。公寓管理员打开房门才发现A君倒在厨房间里，身上被菜刀砍了十几处，死因是流血过多。说到周师兄，他们说还在找，我说你们没查一查空港记录，他们说也在查。

那两天天气很不好，连着下了几天暴雨。看着外面的倾盆大雨，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周师兄，他一定是为了搬家的事和A君吵起来，很有可能是结算房租水电气的时候A君计算不公道，把他惹急了，来日本的所有压力和委屈一瞬间爆发，闯下了弥天大祸。

接连着几天我都是浑浑噩噩地过着，直到接到了警察的第三次电话。这次他们说需要我带上自己的私人印章，前两回的谈话都被他们打印成正式的文件，需要我签字盖章。

他们把我约在了离学校最近的电车车站出口处，给我看了文件。我从头到尾仔细看过，确认里面没有被添加其它的内容，就当场签了字盖了章。这时候那位年长的警察看着我，说其实他们发现尸体之后立即到成田空港查了出境记录，周师兄在前一天已经坐飞机回了中国，现在日方的警察已经通知了中方警察继续追查（这里说明警察在面谈之前就已查到周已经出境了，但一直没告诉我和李南，大概想看看我们和周有没有相互联系）。我听了这话，心头一松，第一反应是周师兄有救了。在日本他一定会被抓，回了中国只要不回他的家乡，躲在哪里都有活下去的可能。

一晃20年过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周师兄的消息，不知道他在中国过着正常人的日子还是不堪的逃亡生活，也不知道A君的家属怎样处理的后事。这桩人命案周师兄到底是不是真凶？如果从他的逃离推断出他就是杀人犯的话，那他的动机是什么？无法想象老实憨厚的他砍了人十几刀，A君的种种刁难真的是最后的那根导火索吗？这些都成为了我心中永久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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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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