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勇 | 为什么做好人就一定要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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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 陶渊明《饮酒》（其二）
1
在讨论陶渊明这首诗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经常被人引用，用来阐述“善良会得到好报”这个大道理。故事发生在英国苏格兰，说是有一天，农夫弗莱明在地里劳动的时侯，听到一阵呼救声，跑去一看，是一个男孩陷在了沼泽里。弗莱明跳进烂泥，救起了孩子。第二天，男孩的父亲上门表示要好好感谢。弗莱明却说他救人只是本性而已，不需感谢。结果是男孩的父亲，坚持要给予弗莱明的儿子和男孩一样的教育。后来，弗莱明的儿子亚历山大·弗莱明读完医科大学，几年后发明了青霉素。
亚历山大·弗莱明
弗莱明父亲救起的那个男孩，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据说，丘吉尔后来得了严重的肺炎，是亚历山大·弗莱明救了他的命。这个故事流传，是人们爱听的那种故事。
但事实上，这个故事完全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不，不是故事，是编造的美好传奇。亚历山大·弗莱明能够攻读伦敦大学圣玛丽亚医院，并非他父亲救了温斯顿·丘吉尔，而是他很意外地得到他一个终身未娶的舅舅的一笔遗产。
但是，人们还是很喜欢读这类编造的美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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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生活里，几乎不会有完美无暇的传奇，只有千疮百孔的故事。最近，我有一个朋友，郁郁不乐。为什么呢？因为好心却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一年前开着奔驰经过检察院大门口，门口很多上访者，他开得很慢，但还是碰了一下一个睡在地上的男子。他赶紧下车，那个男子说好像并不觉得痛，意思是给个几百元就可以了。
朋友好心说，反正我买了保险，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检查了没事也可安心。于是，叫来警察立案，报告了保险公司，把那个男子拉到医院。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没有大碍。但既然有保险，不如用最好的治疗。最好的治疗就是住医，打钢钉。医疗费一下子估计要2万多。朋友明白这是医院想赚钱，有点不悦，但想到还在保险的范围里，也就没有理论。
于是，那个男子住了院。然后，麻烦就来了。他的很多亲戚老乡来看他。然后，他就开始变了，不断地要求朋友给钱，开口就是十万。不断地打电话。还去朋友的户口所在地拉横幅、示威，还去派出所上访，说是朋友蓄意谋害之类。
那个男子很老实，朋友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他们家里很穷，有人教他这是有可能赚一笔大钱的最好办法，因为你们有钱人都怕惹麻烦，怕闹，反正我穷得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不闹一下，也许发一笔财。
朋友不胜其扰，只好交给律师处理。本来很小的一件事，只因自己好心，医院贪心，引起那个男子的贪念，酿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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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报应，在佛教和基督教里，都非常确切。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有疑问。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写了不少研读佛经的书，就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她母亲一生虔诚信奉佛教、从不做坏事，但是，生活仍然那么坎坷、那么不幸？这个问题在很多西方人那里也经常浮现，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他知不知道世间那么多好人在遭遇不幸，而那么多坏人在飞黄腾达？
有一个中国皇帝也有过类似的疑问，这个皇帝叫萧衍。
萧衍就是梁武帝。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把佛教定为国教，盖了近三千座寺庙，四次舍身出家，严格遵守佛教的戒律：吃素、不近女色、生活简朴，但生活好像不是太幸福。
所以，当达摩来到中国的时侯，他邀请达摩到了南京的皇宫，一见面他就问达摩：“我做皇帝以来，造了几千座寺庙、抄写了无数遍佛经、供养了无数僧尼，有什么功德呢？”
梁武帝这样问的时侯，潜意识里一定认为自己做了那么多好事，做了那么多功课，佛菩萨一定会保佑我吧。但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不太幸福？
没想到，达摩回答：“没有什么功德。”武帝非常失望，不甘心地追问：“为什么呢？” 达摩答：“你这样刻意做好事求回报，当然也会有回报，只是这种回报还在六道轮回之中，仍是虚幻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解脱，也不是真正的功德。”武帝又问：“如何是真实的功德？”达摩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样的功德，你想在世间寻求是得不到的。”
武帝再问：“何为圣谛第一义？” 达摩答：“廓然无圣。”
武帝听得一头雾水：“那在我面前的人是谁呢？”达摩回答：“我不认识。”武帝和达摩话不投机。达摩就离开了南京，一路北上，到了少林寺。
达摩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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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的回答里包含了几个意思，第一，学佛的目的，是为了解脱，为了从烦恼里解脱出来，不是为了长寿，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升官。就算我们学佛的人，人生很顺利，特别顺利，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个果，还是世间的果。世间的事情，终究还是虚幻的。
第二，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很复杂，不是简单的，我信了佛，或者我做了好事，并不意味着我马上就会被别人多赚钱。关于命运，佛教里有“十二因缘”、“五蕴”的说法，可以细细解读。
第三，一个人做善事，不做恶事，可以得到基本的心安。但在根本上，一个觉悟了的人，并没有“善恶”的二元区分，而是超越了善恶的清净。当他做善事的时侯，他不觉得自己在做善事，更不会觉得自己做了善事会有回报之类的执念。
达摩的意思如果简而化之，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对于因果不会产生任何疑问。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当然会持戒，当然会“诸善皆行，诸恶莫作”。当然不会去杀生，不会去伤害别的生命，不会去说假话……但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也明白到善恶的概念有它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都不会执着于善恶的概念，更不会有求回报的执念。
图by 《冈仁波齐》，一路朝圣的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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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这个问题在陶渊明这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陶渊明的疑惑，不是出于宗教的思考，而是基于社会的思考。他生活的社会，让他感到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里，正直的、良善的人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价值，而那些阿谀奉承、虚伪无耻、投机钻营的人却如鱼得水？
这个疑问，包含了很多感慨，也包含了一点激愤。“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这句诗，来自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里有一篇《伯夷列传》，为两个人物写了传记。这两个人物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伯夷是哥哥，叔齐是弟弟。他们是商朝时侯孤竹国君的儿子，他们的父亲立了叔齐为继承人。叔齐非常惶恐，觉得长子继承父位，天经地义。而伯夷觉得父命重于一切，既然父亲指定弟弟，那一定要让弟弟上位。结果是两个人都坚决退让，决定远走西方西伯姬昌的属地。
那个时候，西伯刚好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武王把父亲尊为周文王，抬着他的棺材，一路杀向商的首都，要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两个人就把周武王教训了一顿，大意是，父亲死了，还未安葬，就大动干戈，这是不孝；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君王，这是不仁。
周武王身边的人听到这两个楞头青冒犯武王，就想把他们杀了。这时，姜太公出来说：“这两位是义士啊。”放走了他们。后来，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天下都归顺了周。但伯夷、叔齐这兄弟俩不认同周武王的行为，决定“不食周粟”，就是不再吃周朝的粮食了。于是，逃到首阳山，靠采摘薇蕨充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司马迁讲完伯夷、叔齐的生平，就发了一个牢骚，或者说提出了一个疑问，意思是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应该算是好人了吧，他们聚积仁德、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最终却活活饿死。这是为什么呢？司马迁又举了颜渊的例子，在孔门七十个弟子中间，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但颜渊一直穷困潦倒，连糟糠都难得饱足，终于过早的夭亡了。
司马迁感叹说：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恩赐善人的说法，怎么会让人相信呢？陶渊明这首诗，不过是用诗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司马迁的感叹。所以，关于有德有才就一定会得到重视，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多是空话，并不是人生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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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过一篇小说《采薇》，以嘲弄的口吻写了伯夷叔齐。确实，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会觉得伯夷、叔齐的行为矫情、荒谬、迂腐，但是，为什么在古代中国，他们会成为人们千百年歌颂的榜样呢？
对于伯夷叔齐的赞美怀念之中，到底蕴藏着古代中国人什么样的愿望呢？伯夷叔齐的故事里，关键的关键是他们互相谦让，不愿意当君主。他们反对周武王，也不完全是忠于商朝，而是不赞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商朝。正是他们的谦让，他们的非暴力，打动了中国人的心。
伯夷叔齐
我们翻看中国历史，千百年来，为了皇位，相互残杀。陶渊明生活的那个东晋和刘宋，为了皇位，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后来的历代王朝，没有不为皇位残杀的。隋炀帝杀了兄弟当了皇帝，唐太宗杀了兄弟当了皇帝……中国的宫廷历史，中国的官场历史，就是一部杀戮史，一部权斗的谋略史。
因而，当人们传颂伯夷叔齐的时侯，人们内心渴望的，大约是权力的和平更替。但就像张爱玲所说的，中国人感叹人生的虚无，但就到此为止，不会再往前深究。中国人厌倦权力更替的血腥，但只是寄希望于出现伯夷叔齐这样具有谦让美德的人。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从皇帝到平民，都在歌颂伯夷叔齐的美好品德，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还是在权力的残酷争斗里轮回，从皇帝到平民，都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系统里，没有一个人真正有内心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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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陶渊明感叹好人没有好报，感叹怀才不遇的时候，他提问的方向并非善恶报应这样一个宗教命题，而是一个社会学命题，未有人去认真思考：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里，好人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理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里，坏人总是如鱼得水？
古代的中国人，对于官场的腐败，一直有牢骚，但大多数士大夫，还是离不开官场。一边有牢骚，一边还是依赖体制谋求种种好处。虚伪成为中国最普遍的社会病。一代一代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感叹着怀才不遇，谴责着社会的不公，但是，只要皇帝或当权者一召唤，马上就奋不顾身应声而去。一旦获得权力，就尽情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从未想过怎么样才能使得这个体制变得更加文明更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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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如果在中国古代，很多发牢骚的士大夫，包括那些感叹命运无常的皇帝，能够把牢骚和感叹转化成对于体制的思考，转化成对于更好的体制的实践，那么，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很早就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国家管理机制，人们不再惶惶于权力更替的动荡。
再如果，像陶渊明这样有勇气自我放逐的人，从体制里逃出来以后，能够不安于贫穷的话，很可能会为他自己开创一个新的天地，也为社会开拓出新的道路。但不知为什么，陶渊明看清了官场的残酷真相后，彻底逃离，回到自己家里种地，却把安于贫穷当作是一种美德，一种必然。然后，安心在南山下种地、受穷。
陶渊明骨子里对于商业的轻视，以及对于贫穷的病态歌颂，阻碍了他去开拓新生活的可能。他的逻辑是，只有官场是正道，但官场又不符合自己的良知，那么，只好离开官场，但离开官场以后，除了做点农活，他从未努力找到解决贫困的办法。
只是反复地把贫穷当作了一种美德来不断吟咏，获得心理平衡。陶渊明推崇的荣启期，有这样一个信念：“古往今来，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而能飞黄腾达者才有几人？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而死亡则是所有人的归宿，我既能处于读书人的常态，又可以安心等待人最终的归宿，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他老人家还找到了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天生万物，人是最珍贵的，而我已经是人了，多么快乐。第二乐，男尊女卑，我已经是男人了，多么快乐。第三乐，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而我已经九十岁了，多么快乐。
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以及非常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三乐”，阻碍了陶渊明，也也阻碍了中国人，竭尽全力在官场之外、在体制之外追求更好的生活。按照陶渊明的牢骚，好人在体制内没有办法做好人，所以，只好离开体制；但离开体制后，只能做穷人；所以，我就安心做一个快乐的穷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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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模式到今天还若隐若现。比如，雾霾来了，号召大家心里要有阳光，只要心里有阳光，外界的雾霾就不存在了。陶渊明如果活在现在，从他诗里显现的智商，还不至于愚蠢到号召别人心里有阳光。但以他的清高，他也不会去探究雾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是谁应该承担责任？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雾霾？很大的可能，他老先生赶紧办了移民，去美国加州的哪个乡村，买一套房子，在那里种种葡萄晒晒太阳写写诗。一走了之。
当然，他也有可能豪兴大发，像前不久一个前媒体人那样高呼：好人赚钱的时代到了。然后，就开个淘宝店，卖卖西红柿、土豆、菊花，或者卖卖酒。也有可能在云南什么地方折腾一个桃花源客栈之类。当然，以他诗里表现出来的智商，他鼓捣出一个airbnb，我也不会觉得有任何奇怪。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像陶渊明这样高智商的正直的中国人，会像陷于一个魔咒一样把贫穷看作是美德，总是认为贫穷就是好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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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by 《嘉年华》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李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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