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里走出来的四个年轻人 | 易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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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由张艺谋导演、莫言编剧，巩俐、姜文主演的电影《红高粱》重映。30年前的1988年，《红高粱》斩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在世界级影展上获得大奖的华语电影。
才高八斗的阿城老师极少称赞人，但他在一次闲谈中提到莫言眼睛发亮:
1986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
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涉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阿城说，这是他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时给出的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个总结不仅仅是给他得奖的作品，也是给他所有的作品，包括他最富盛名的那部《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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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于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山东省高密东北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本姓管，名谟业。莫言说:“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莫言
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虽然爷爷是个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个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都能背诵。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至于那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
1967年莫言上小学五年级，适逢“文革”，被迫辍学。当时上中学都要贫下中农推荐，中农出身的莫言被拒之门外，成了一名公社社员。他每天牵着牛羊，从学校教室的窗外经过……同学的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这时，他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感到自卑，感到了很多难以言传的东西。在无际的荒野，莫言孤独寂寞，感觉前途一片渺茫。
正是少时的艰苦，一方面使莫言想象力丰富，另外也让他或多或少有着“乡土”情结。
1987年他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有天在宿舍写东西，听见有人在楼道里叫自己的名字，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破鞋，他的一只凉鞋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
年轻时的张艺谋
后来在一篇《到底是张艺谋成就了莫言，还是莫言成就了张艺谋》的文章里面，莫言被问及为何单单把剧本给了张艺谋？莫言说，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
那个时候的张艺谋已经38岁了，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的他已经参与过《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还有《大阅兵》的拍摄。能当上摄影师拍上电影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命运的转折，他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而他毕业的北电78级，同一个班上有太多的才子才女，“影二代”，比如陈凯歌、田壮壮，还有李少红。
很多年以后李少红回忆起大学时光，把聪明才华之类的形容词给了其他同学，说到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张艺谋的时候，她用的词是“特别用功”。
他是摄影系的，我印象中特别用功，做笔记，我们有几个爱做笔记的同学，我们会互相交流笔记，等于默记镜头，把一部电影整个镜头全部默记下来，在本子上面，回去把它誊出来，就是一个电影的分镜头一样的了。那时候交流笔记就是看谁记得最全，我也有幸被他们交流过，张艺谋那时候是一本一本的记得特别多，所以我们都很想去跟他交流，看看是我记得多还是你记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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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31岁的莫言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张艺谋和他讨论剧本的时候，他回答说：“改编我这样的无名小辈的作品，根本不需要顾忌这个问题，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就是让他们在高粱地里搞核武器试验，我也没有意见。”莫言把红高粱的剧本卖给张艺谋，按照国家的稿酬规定，是800元。
但是莫言唯独就对《红高粱》的女主角有些犯嘀咕，男演员很快定下来是姜文，1987年，24岁的姜文凭借秦书田一角，荣获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已经算得上声名鹊起。女演员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莫言心目中的“我奶奶”应该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面试了几十个，感觉都不合适。
杨凤良当时在《红高粱》剧组任副导演，他披露了当时寻找演员的过程：
当年巩俐还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也就22岁。“我奶奶”九儿这个角色很关键，寻找的过程也比较费脑筋，找了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肯定合适。和巩俐见面谈了不到10分钟，她当时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
张艺谋曾谈到他第一次与巩俐见面时的情形：
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
如果说文革之后复苏的中国电影，女性的形象依旧保守含蓄，那么这么个混合着粗粝与野性、兼具了风情与细腻，融合了独立与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突破，也顺利托举着巩俐走向了电影的殿堂。
1988年的巩俐
谁也不会想到《红高粱》竟也成为了张艺谋和巩俐的“定情之作”，那是张艺谋拍得最艰苦的一部电影，也是最具有“张艺谋特色”的电影。导演如果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浓郁的爱，也很难不爱上自己镜头下的女主角。
正像莫言说的：“巩俐和张艺谋的关系，恐怕不能简单以绯闻概括。这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和艺术的试探路途。”
值得玩味的是《红高粱》里最著名的场景，余占鳌与九儿在高粱地里野合，余占鳌把九儿抢到地里，掰折大片高粱，九儿背靠着太阳，在高粱地里像女神一样地缓缓躺下，而余占鳌面对心爱的女人是先跪下，再完成了野合。
后来有很多影评人分析，这是表达男性在求欢之前先表达了崇拜，张艺谋在这部戏里一定是特别爱九儿和巩俐的。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哪部电影表现这么浓烈的“女性崇拜”的意味，反而是从这部戏里走出去开始“导演生涯”的姜文，发自内心喜欢仰视女人，从第一部戏开始，直到最新的《邪不压正》，都是把女人当灵欲之神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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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有一句传得很广的话：“不觉得一个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后就可以拥有一切，她一定要社会上有她的价值，你没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或者能力会枯萎，你的美貌什么都不是。”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让人想起巩俐拍戏的那些往事。巩俐很喜欢演员罗伯特·德尼罗的一句话：要想演好一个角色，不是光要扮演她，而是要努力成为她。
张艺谋当初对巩俐的“判断”，认为她只是表面泼辣或许并不准确，一个对自己不够“狠”也不够泼辣的女演员某种程度上是做不到成就那么多不一样的角色的。
当初巩俐还在读中央戏剧学院，那个时候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去演戏剧。巩俐在演完《红高粱》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校的师生不但没有任何羡慕，反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丝不屑：好好的学生不读书，去拍什么电影——那个年代还不是电影盛行的年代，某种程度上，《红高粱》既是张艺谋对巩俐的选择，也是巩俐对于张艺谋的选择。
拍《红高粱》时，巩俐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用担子挑水，时间长了一边肩膀磨破了就换另一只肩膀。不能用空桶假装，会左右摇晃，有水的桶是上下颠簸的。
拍《艺伎回忆录》时，她花了一个半月体验生活，了解日本文化。在5个月的拍摄期间，她每天练习扔扇子几千下，在电影中的扇子舞表演达到了专业水平。
那也是作为演员的姜文位于巅峰的时候，姜文塑造角色，从来不计成本。谢晋导演找他演《芙蓉镇》里的右派秦书田，他生活中并没有接触过右派，根本不了解右派是什么样，为了演好秦书田，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走访了50多个当年的右派，和他们深聊。最终，他为秦书田写的人物小传、心理分析和行为设计，比《芙蓉镇》原著小说还厚。
年轻时的姜文
而《红高粱》的选角，只有姜文是毫无争议的人选。张艺谋心目中的“我爷爷”是个什么模样？他最初是“我奶奶”出嫁时抬轿的轿子头，后来发生了诸如和“我奶奶野合”、“酒坛子里撒尿”、单挑土匪等一系列事件，这就应该是一个外形上比较壮硕，性格上很有些混不吝，但是气质上还有些痞帅的感觉。而姜文的性格什么样？当年他接下《本命年》后，找导演谢飞要了《愤怒的公牛》录像带，他很喜欢罗伯特·德尼罗，想学他的硬汉表演法。后来《本命年》在柏林拿了银熊奖，记者采访姜文，说他的表演很像罗伯特·德尼罗。姜文答：对不起，我没听说过他。
回过头去看，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那样拼命的巩俐也遇到了那样使劲的姜文。《红高粱》也同样使姜文名声大振。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姜文参与的，不只是表演。张艺谋也承认，从头到尾，大家都商量着来。除了角色塑造外，姜文还贡献了很多精彩的剧情细节设计。他的导演之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最好的巩俐遇到最好的对手。或许正是这样的底气，多年以后巩俐敢于拒绝007当中邦女郎那样的角色，只是因为她觉得“角色太过于单一”。这个时候她已经被称作“巩皇”，是中国最国际范的女明星，52岁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依然神采奕奕。
而多年以后的此时，张艺谋在接受最新采访时说，巩俐依然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女演员。这位导演活跃至今，有人说他靠谋女郎而红，他就全部启用群众演员；有人说他损害中国形象，他就拍最美的武侠给世界。意大利歌剧，日本车广告，全黑白新电影，只为挑战自己，他似乎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了。
只是很多年以后，没有人想到莫言会拿到这个星球最高的文学奖项。办个书法展也会引起各种风波，网上出现各种伪造的他的名言，比明星还要光耀大地。
而姜文，在这个很多年以后连一线男星的帽子都不想要，让最红的小鲜肉在电影里全裸，自黑似地演一个牙被撬光的坏人。第一部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拿下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1995年度全球十大佳片之首。他也因而被认作是二十年来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
茨威格写作人物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阐述每个人物每个行动会带来的变化和意义。然而当我们回过头去，才会发现1988年是中国电影的一条分水岭。这不由得让人疑心，每一条月光之下弯弯曲曲的小路，都有可能在某处汇合。
那一年《红高粱》临时顶替《孩子王》被送去柏林参加电影节，通知到张艺谋的时候影片还处于声、画尚未合一的阶段，连个完整的拷贝都没有。
张艺谋是连夜赶工才把电影制作完成，赶上了送展的最后期限。
张艺谋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第一次做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会一举夺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熊奖。
而作为原小说作者和编剧之一莫言，则突然发现：
1988年春天过后，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
那一年，张艺谋38岁，莫言33岁，姜文25岁，巩俐23岁。在彼时那张合影里，只是四个略显平庸的年轻人，直到20多年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张略微曝光过度的照片的定格瞬间，便是群星闪耀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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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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