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别人上大学，其实远比你想的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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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睡前，山东通报两起冒名顶替上学事件调查结果，包括此前媒体报道的冠县陈春秀案。两起案件，一共处理了46人，看得出来当地的决心。人们也有理由期待，济宁“两次被顶替”的苟晶案，能够早日水落石出。
图源：微博@凤凰网财经
2004年，文科生陈艳萍高考只考了303分，毫无疑问什么学校都读不上，但是，她有一个当乡长的舅舅张峰。舅舅去找了县招生办主任冯秀振，帮助陈艳萍顶替他人上大学。
他们的猎物是理科生陈春秀，她考了546分。陈春秀看起来老实巴交，也没什么背景。两个人都姓陈，顶替后只是换一个名字，连姓都和以前的一样。此后，陈春秀就有了“被偷窃的16年人生”，不得不外出打工，现在是冠县一个幼儿园的教师。
她从原来的人生轨迹中被强行挤出，而且对此一无所知。
官方通报有足够的细节，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冒名顶替是怎么完成的。在招生办打印被顶替者的准考证（进大学要验收），在邮局截取通知书，伪造档案，户籍造假（出具虚假户口迁移证明）……最终，陈艳萍就拿着陈春秀的全套报名手续去了大学。
有朋友感叹，真没想到一个乡长就能办成这样的事。很多网友想象的“深厚背景”，并没有出现。这事能办成，主要因为陈艳萍的舅舅比较卖力。他找了一个关键人——县招生办主任冯秀振，那是第一个入口，也是最关键的敲门砖；至于从邮局截取通知书，到派出所转走陈春秀的档案，对一个乡长来说，反倒比较简单了。
大学开学报道是最后一个关卡，张峰找到了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助理——在大学这是一个小角色，和乡长差不多一个级别，也正好般配。助理打个招呼，这个假“陈春秀”尽管材料不太全，但是通知书、户口、档案也基本是全的，也就顺利报名了。
从此，陈艳萍就成了陈春秀。一个只考了303分的文科生，顶替了546分的理科生。看起来，这是一段艰难的求学，其实不然，在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要混到毕业其实很容易。
整个环节中，陈艳萍反倒可能是最“无辜”的。尽管她是一个顶替者，但是这一切都是父亲和舅舅为她安排好的。这个环节中的其他人，那些每天上班拿着工资的，招生办、邮局、派出所的成年人，在“办事”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们正在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
我想，大概是没有。招生办主任的作用是找一个合适的被顶替者，打印准考证的人，派出所管户籍的，要办的只是转一个假户口。他们不会想象那个活生生的“陈春秀”，此后会经历怎样的人生。
这些人平常可能也是“好人”。在陈艳萍看来，当乡长的张峰一定是一个好舅舅，他很会“办事”。这就是县乡一级社会的残酷一面。几十个参与者，都对冒名顶替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是“违法犯罪”，在他们心中，这只是帮忙而已。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一个乡长何以有这么大的能耐？每一个关口，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搞定？这是大城市人看反贪新闻才有的疑问。在县乡一级，一个乡长去找派出所所长开一个假户籍证明，甚至都不用请吃饭。这些“人情”或者“关系”，早已经维护在那里，或者大家也会有共识，互相帮忙，将来可能会有回报。
有自媒体用“冠县政治集团”这样的概念，就很明显是离题万里。如果陈春秀案涉及到的人，是一个“集团”的话，这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攻守同盟，而是一个开放的、松散的连结。在这起顶替案中，发起者是乡长张峰，而在另外的“帮忙”中，可能就是别的人“求助”，任务不同，不但参与者不同，需要动用的人也不同。
换句话说，这就是一种氛围，一种文化。
这两天有人说，两次被顶替的苟晶，多亏去了杭州，才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有不少人居然感叹杭州成为这一波舆情的赢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苟晶来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打拼，当然很不容易，她最后“皈依佛门”，也多少说明她曾有过内心挣扎。但是，离开北方农村到南方去，绝对是一个正确而关键的选择。
有一个网友指责苟晶，大意是你现在已经过上了中上的生活，又何必来揭老家的伤疤呢，何必破坏那些当事人的生活呢——这种论调，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那种残酷文化的存在。在县乡，如果你无法成为游戏规则的一员，比如邮政局、派出所或者教育局的一个办事员，成为某个或多个“网络”的一个节点，你就无法真正“融入社会”。
某网友指责苟晶为什么不能以德报怨
当地有关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陈春秀案的来龙去脉。事实上，有关高考，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学籍、户籍、人脸识别等，也足够严密。按照这个流程进行倒查，所有参与者都难逃干系。这个系统，几乎没有漏洞，只要有一个环节的人严守自己的立场，冒名顶替就很难顺畅发生。
但是，山东不但在多年前，发生了陈春秀和苟晶这样的案子，就在2018年，当地教育部门也查出了242例冒名顶替的——这个系统失灵了，它需要升级，打补丁，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县乡的文化，不要再让它伤害自己的子弟。
1997年我高考的时候，成绩出来，一家人都很开心。舅舅却相当担忧，他告诉我爸：赶紧找找人，别让人给顶替了呀。舅舅只是一个农民，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也道听途说，多少感觉到那种力量的存在。
我爸想了想说：“实在也不认识什么人，听天由命吧。”作为一个初中教师，他能认识的人实在太有限了。现在我知道，这倒不是这个职位的问题，而是我爸自己的问题。他的教师生涯，从高中到初中再到小学，一路退步，就是没能真正融入到那种网络之中。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弟弟考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告诉我们：“以后只能靠你们自己了。”在乡镇读中小学，他多少还能“帮上忙”。到了县城，他的力量就基本为零了。接下来的告诫影响到我的一生：“将来考大学，离开河南，能走多远走多远。”
三个批次，每个批次可以填报三个志愿，从沿海城市到西安、兰州，我硬是一个河南的志愿都没填。这很偏执，一点都不理想，甚至有几分冒险（真到了兰州某个三本学校，也很糟糕），我唯一贯彻的就是一种“离开”的思想。
不管是陈春秀所在的冠县还是苟晶所在的济宁，和我老家基本上都是一个方言区，有着相似的文化。她们单纯而善良，即便是受到伤害，仍能为对方着想——但是这单纯，也多少造就了她们的易受伤体质。我看到她们的故事，就会想到自己。每当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做和考试相关的噩梦，面对一张试卷一筹莫展，或者走路突然跌进深渊。
醒来就会感到幸运，留在原处才是深渊，你必须远走高飞，哪怕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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