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重启后，那些被改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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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武汉重启一周年。
去年11月，我去了武汉，写下两篇文章：《大象的心愿》和《武汉牛哥：两次入狱，疑似新冠，莫名痊愈后的志愿者人生》。有一个细节是当时删除了的：
志愿者大象说他对那些援鄂的人，都会记得鞠一个躬。2020年2月15日那天，有个湖南湘雅医院的援鄂医生让送点东西，他有洁癖，笔都是用纸包着，手套包着笔，层层隔离，喷酒精喷雾，各种要求，大象按照他的要求拿东西给他签字，走出宾馆，发现自己忘记感谢那位医生了，他站在门口，才发觉天上已经下起了大雪，大象回过头，毕恭毕敬地对着关上的门鞠了个躬。
而这种感恩，变成了一种几乎是敏感的情绪，掺杂在了许多武汉人的血液里。大象说：“永远不要和一个武汉人说，我们来聊两句疫情的事。”
这座城市日子如今看上去鲜活如旧，只是不知道“欢乐会不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无论如何，像谷子地一样为兄弟要证书的大象、送药人吴悠，还有那个人生几多波折的牛哥，他们的人生是彻底被改变了……大象说，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想替我的兄弟们要一张证书。
证明他们在武汉封城疫情最惨烈的时候，是一名服务武汉市民的志愿者。
2020年11月12日下午5点，大象和纪录片《在武汉》的总导演张悦（非虚构影像机构Figure的创始人）在武汉理工大学见面。《在武汉》是疫情爆发后第一个进驻武汉的纪录片摄制组，也是大象第一个接受的采访——那还是在2月3日，戴着口罩的大象在片子中根本看不清模样——这部片子里面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都裹在厚厚的防护服里，面目不清，性别难辨，一起被紧紧包裹进去的，还有整座城市对新冠病毒难以名状的恐惧。
大象走路很有劲，腰背挺直，下颌微扬，步伐迈得很大，且力度十足，每一步踏出去仿佛Duang Duang有声，如果不是眼周细纹展示出来的疲惫，别人甚至难以猜测他的真实年龄。
大象真名王海涛，做过16年的职业商业探险工作，徒步四五十公里对他来说稀松平常，应急救援模拟演练队友受伤的状况，可以砍一根藤子做成担架，持续上坡五公里。长年的专业训练在他身上打造出紧实的肌肉，和干练、健谈的性格。
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第十天，大象就去绵竹的土门镇参加地震救援。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宣布封城，第二天，听做工程的朋友说，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缺口罩，大象就自费买了2000个口罩开车送过去。从此开始了他的“志愿者”工作。一开始，他只是想尽自己的力帮助下班困难的医生，他在一个医护人员的群里面写道：
“我这里志愿者两名，吉普车一辆，可以运送医护人员上班下班，运送以及搬运医疗救护物资，（后排可以坐三名医护人员，座位倒下可以有两平方米的空间），不计报酬，不论生死。”
就这样，大象和他后来组织的“大象救援队”一直坚持到4月8日，武汉宣布解封。
“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从此之后，一半时间在救人，一半时间在哭。”
Figure团队早在策划的时候，张悦就已经想得很明白，“希望呈现出来，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的民间力量维持了脆弱的生命线。”拍到大象的时候，知道他是民间自发的志愿者，也就是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经过官方报名，也不拿工资补贴的那种志愿者——实际上，出现在纪录片《在武汉》中的志愿者，包括武汉送药人吴悠，因为助人被感染的牛志澜都是如此。
据《湖北日报》不完全统计，武汉市当时有几十个车队，至少上千名志愿者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
如今，这座城市日子鲜活如旧，志愿者们也回到自己各自的生活中。只有大象还在继续跋涉——他像秋菊和谷子地一样四处恳求，希望能给那些没名没分的兄弟伙，要一个被承认的“志愿者”身份。
民间志愿者大象，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某个部门能够给他拼命过的兄弟一个承认，他知道的有三个（非官方的）志愿者都牺牲了。
2020年1月15日，熊文杰去武汉协和医院开药，打算和熟悉的医生朋友打个招呼，走进急诊科发现一个都认不出来：急诊改成了发热门诊，医生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朋友说不能在医院和她见面，除非是江边的开阔地带。这位原本新闻感觉敏锐的前媒体人不以为意，还把朋友称为“胆小鬼”。
一周之后（1月23日），武汉下达了封城的命令，没有人知道这对武汉人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虽然大家对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有所耳闻，却“舞照跳、歌照唱”。律师斯伟江当天发了条朋友圈，他决心带着三个孩子安心呆在武汉，选择跟这座城共进退——这里面，或多或少都让人读到了些“悲壮”的意味。
此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随着每天攀升的病例，这座城市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平时喧闹的武汉三镇鸦雀无声，人类仿佛被一夜间铲走，白晃晃的大马路上空空荡荡，大象开着车在路上，目光所及最多的“活物”是密集出现的殡仪车。
“武汉市殡仪馆的车平常兴许能看到，但是你说什么硚口区殡仪馆、汉阳区殡仪馆、武昌区殡仪馆，平常都看不到，现在就别的车一下没了，感觉就只剩它了……”
这还是那个生活了50年的城市吗？病毒传染的速度和烈度让大象不寒而栗：“一开始说的是老年人，后来说的是身体不好的，再后来连院士都……感觉整个城市都是真空，这是一场人和病毒之间的战争。”
1月22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前一天，武汉第20中学的高中教师，26岁的吴悠赶去药店买了口罩药品，送去爷爷奶奶家。口罩买多了，除了爷爷家存下了些还有剩余，他打算把口罩分给其他人。
1月25日，吴悠发了一条免费送口罩的微博就去吃饭了，半个小时之后回来看，留言加点赞就已经过万，还有无数的私信，都是在请求他帮忙送药。
吴悠发布帮忙送口罩送药的微博
“当时还没有到正月十五，周边的厂还没复工，酒精、药物、口罩极度匮乏。当时就感觉大家都很艰难。这种艰难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个家庭的。因为很多都是一个人中招全家人都可能陆续感染。大家又不敢出去，怕传染给别人，很无助。当时打电话打社区，并不是说不愿意帮，是真的没人手，而且也没东西，以至于都求助到我这个陌生人这里来了……”
吴悠开始发动他的那辆电动车，街道太安静了，车子发出有些委屈沉闷的吭吭声，他自此开始了他的送药生涯。每天从早上十点，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奔波于武汉三镇，除了垫付上万元的药费，还有持续不断的质疑和误解。
《在武汉》中记录下来一个场景：某社区的一位居民过来领物资未果，因为物资有限人数太多，吴悠的那些物资都是分发给提前在网上预约过的，那位居民勃然大怒，对着镜头说：
“他（吴悠）就是在作秀，骗子！”
这样的质疑每两天就会有一次，即使吴悠早早地就把自己的所有身份证信息、家庭住址在网上全部公开。在送药的几个月里，吴悠表现出来的包容、平和使许多受惠的人以为，他有一定的岁数，都叫他“老吴”。但那一刻镜头下的“老吴”声音也有些许颤抖，声调略微提高：“那我不发了，所有的物资都不发了，可以吧？”
“老吴”当然食言了，毕竟运送物资救人更要紧。他的置顶微博说是帮忙送药，但不是免费。有人上来就骂他是药店人员趁疫情发财，有人把他举报给有关部门，派出所把他叫去问话五个小时。走出来的时候，吴悠的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电话，全是父亲打来的——吴悠的奶奶那一天脑溢血复发需要转院，焦急万分的父亲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大部分时间，志愿者们做事都必须瞒着家人。有天正在接送医生，大象的爸爸来电话了。大象赶紧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在安静的房间里。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不要到处乱跑，在家里呆着哈。”父亲在那头叮嘱他，因为之前在汶川就“骗”过一次他，说自己出差了，78岁的父亲对儿子的隐瞒多少有些觉察，显得有些啰嗦。
直到几个月过去，三月份左右，也是《在武汉》播出之后一段时间，有人把片子的视频转给了父亲，他才知道儿子又“骗”了自己。
转过头去，大象在家门口遇到了卡点执勤人员的拦阻：“你这样的人怎么没有被隔离？”坚决不让他出去，除非不再回来。隔壁邻居也投诉了他，说他每天穿着防护服出出进进。执勤人员虽然对他们的作为表示理解，但还是要阻止他的进出，毕竟他拿不出来任何作为“志愿者”的凭证。
除了没有“身份”，伴随而来的还有无边的恐惧，新冠病毒肆虐初期，人们对之几乎束手无策。大象在群里问医生，医生都说：“你这样不是专业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十分危险。你如果装备全一点，然后把所有的车窗玻璃降下来，也许感染的几率有50%。”
“我很怕，真的，但我还是想搞，顾不了那么多了。”大象说。
有天接一位中南医院的男护士去金银潭医院，路上两个人聊天，其实封城之前男护士就已经被调到金银潭医院了，但是他不敢告诉父母。快要下车的时候大象问他，明天要我再送你回去吗？他沉默了几秒，缓慢地回答说，不用了，我们是去支援的，就回去拿一点东西，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得来。
大象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炮灰纷飞战场上的战士，把医护人员形容为战友。
“那个时候打仗打红了眼，就像战争一样，你看那些人，战友受伤了躺这里，那个人跑过去，把他背起来。那边有机枪在射，你为什么要跑过去救他？明知道你救他会有危险，但还是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扛着往回跑。”
他一边“打仗”一边害怕，一边害怕一边继续在路上。他给自己划下规矩，除了不去医院里面，其它像运送医护人员，运送病患氧气瓶，快递盒饭蔬菜，什么都做。大象一度觉得自己被病毒感染了，呼吸不畅，浑身发酸，类似喝醉酒一样的晕乎，除了不发烧，别的症状都对得上。
民间志愿者大象
2020年1月28日那天，大象翻身坐起来，无边的恐惧袭来，身体发软，他觉得自己仿佛要被拽进黑暗中，于是写下了一首诗：
大象在疫情期间写的遗书
大象说，其实这就是他的遗书，只是但为了不让父亲担心，用了诗歌的形式。那个时期，志愿者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就是志愿者被感染。
正月初三那天，51岁的江夏区志愿者牛志澜接到个香港长途，电话那头的人说爷爷奶奶去做检测，从早上去排队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担心他们，问能不能去接送一下回家，因为压根没有车了。
牛哥问对方怎么知道他电话的，那个人说是从微博上搜到的。
“后来不再问了，因为一个人面对生死，会想一万种办法。”
一周以后，没有任何防护（只有一次性口罩）的牛哥被CT照出来肺部有玻璃状的阴影，被留在了医院。
因为做志愿者而感染的牛志澜
虽然听说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志愿者。但是年轻的吴悠没有时间恐惧，最忙的一天，他在武汉三镇之间奔波到凌晨五点才回家，纪录片里有个场景是黑夜里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问他怎么东西还没送到，自己都下班了，吴悠在不停地道歉。
挂了电话，空荡荡的街道上，吴悠独自推着一辆电动车，如果这时候有个俯视的镜头拉起，他只是苍茫大地上的一只小虫子，缓慢而坚决。
武汉太大，电动车续航里程又太短，为了节省时间，吴悠把没电的电动车推进公共厕所里充电，自己去找共享单车，送完药之后再回来取车。
那一刻，这个90后会想些什么呢？刚刚工作两年的他也不过是个大孩子，武汉的天空既萧索又寂寞，钢筋水泥凝固成了失去活力的景物，夕阳西下，电动车每挪动一点，光线就暗淡一分，所有的无助如同潮水，终将淹没黑暗之中独行的人。
志愿者吴悠和他的电动车
2月初，武汉气温骤降，大象的企业家朋友章智皓捐赠了一批军大衣，需要送到援鄂医疗队伍那里。救援队集合准备出发送大衣，头一天答应好好的队员大白却一直没来，大象赶紧打电话催促他。
“我说你要有事，给我打电话说一声啊，我好安排别人。你为什么不来呀？他不做声。我说我们这不是做生意啊，做生意可以选择不挣这个钱，我们是志愿者，是自己心甘情愿在做啊，他还不做声。我急了，我说你说话呀！他在那边很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就开始说对不起。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怎么了，你说呀。他说，我出小区的时候测量体温，38.2度。我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4月8日，武汉宣布解禁。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已经是七个月之后。今年的11月未免也太暖和了，太阳还明晃晃挂在天上，汉正街四处都折射着橙色的光芒，几个勇气可嘉的女孩穿着超短裙，于是俗世的光线，便小鱼一般在她们的长发上游弋。
用张悦的话来说，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加缪说：“要了解一个城市，就要去看这座城市的人如何工作、恋爱，和如何死亡。”张悦的团队作为第一支逆行记录者，1月23日来到武汉，纪录了一个城市和病毒的殊死决斗。11月13日和14日晚上，张悦邀请部分《在武汉》纪录片采访过的人聚会，那些在纪录片里以防护服N95口罩相见的汉子们，久久端详着对方的脸，如同劫后重生，大口地吞下暴烈的虎骨酒。
而他们几乎是我平生所见最具备勇气的人：或是接医护人员上下班，运送物资；或是帮助病人，在病毒肆虐的红区里穿行。他们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但疫情永久地改变了他们，至少是部分地改变了他们。如同《鼠疫》主人公朗贝尔，经历了灾难之后，“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他得花好长时间来适应生活的转折和思想的转折。”
或许加缪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看穿了人类和疾病的本质。
吴悠发现，好几个生死边缘徘徊过的病人删掉了他的微信；张悦团队想重新联络当初拍到的病人，他们基本都不愿再见；牛志澜从重症监护室抢救过来的亲戚拒绝接受采访的理由是：“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让周围的人忘记我是个病人，我不想再回到过去的那种日子……”
章智皓说：“已经没有人想写现在的武汉了。”
不想看，大概是因为太过疼痛。如果伤痛还算轻微，人们往往会抚摸着伤疤回忆往事，但那伤痛如果真的深入骨髓，并成为伤者永恒的梦魇，人们就会试图拼命忘记它。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谁也无法忘记过去。
“象哥，我们也能有一个证书，纪念一下吗？”三月底的时候，有几个兄弟问大象。
为了这句话，他折腾了七个月。
大象去找了各种有关单位和有关部门，也拜托张悦帮忙咨询，只是希望“有个纪念”。毫无意外，答复都是不行。
“其实我也能理解，有关部门可能是觉得如果给了这个认证，会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我说得很清楚，只要一个志愿者的证书，不要钱。”大象说。
武汉理工大学的陈列厅里陈列着一件“大象救援队”的防护服
吴悠说，他什么都不想要。由于媒体的各种报道，吴悠成了小有名气的“武汉送药人”，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微博粉丝涨到了一百万。
然而生活还是需要回归生活本身，而且难过的部分并不停歇，它会随着生活一直向前走。在纪录片里，吴悠的奶奶进了ICU，动手术，又顺利出院；但人们不知道的后续是，奶奶还是在四月份去世了，遇到了万分之一的复发概率。
奶奶和疫情一起，成了吴悠不敢触及的话题。“我现在不想出席什么饭局，因为我能说的就这些，不会有人喜欢听。”
是的，至少从夜晚的热闹看来，这座城市似乎脱离了恐怖的阴影。
但是吴悠过不去，“别人说我是英雄称赞我的时候，我反而很难过，每天都在追问自己，当初帮大家送药，但是没有陪在奶奶身边，这样到底对不对？”
吴悠从小父母离异，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和奶奶感情最好。2020年1月15日那天，奶奶突然半夜给吴悠打了个电话，她说无端地感觉害怕。吴悠安慰奶奶说：“过一段疫情好了，我带你出去玩。你想去哪里呀？”奶奶用特别不好意思的声音，小声地说：
“东湖公园。”
“好人和好报不能划等号。我不想去维护，因为我亲身的遭遇。我是不相信这句话，但不影响去做一个好人。也许这是一个宿命的安排。”说起这一段的时候，录音资料里面全是沙沙作响的背景声，那天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喧闹的喝酒声有时候会让我分神，或者说我是有意想从八个月前的画面逃出来一会儿，不至于一起跟着掉下去，就好像，这座城市有了一个隐形的深渊，许多人都在凝视，在回望，在徘徊。
“我奶奶最后走的那段时间，我都不在她身边。这件事，于大众来讲，我好像是对的，但是于私，于传统的孝上面，我是不那么称职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特别纠结，挣扎，困惑，我感觉可能中国灾难史上没有哪一个人会像我这样，帮了那么多人却没有帮到自己最亲爱的人……”
疫情过后，吴悠去了云南、西藏、长沙、张家界、重庆旅游，每到一处，他觉得都是在替奶奶看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回来面对那些赞誉和饭局，这样，他也就不会重新回到没有了奶奶的世界。为了一纸证书，大象找到中国志愿者协会；又去找了本地的“生命阳光”医疗公益组织，这个组织脱胎于汶川医疗救援队，和政府部门、民政局、慈善总会、红会、民政局、青年志愿者协会都有联系，透过他们可以进一步沟通相关部门。
回复都是：不行。
张悦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这件事情当作在武汉的最后一个心愿，几乎问遍了所有可能的渠道：公益组织、官方基金，甚至是公益杂志，告诉他们说只需要一个名头，自己掏钱都行。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武汉理工大学“陶瓷梦工厂”的领头人刘志哲博士看到纪录片以后联系大象问“能不能帮忙做点什么？”沟通之后大家一拍即合：给志愿者们设计制作一枚陶瓷纪念章。
“本来希望做一千个，但是每一枚都有四五百的成本，也就是还有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如果说成本有点高，可我认识的这些志愿者每个人都出钱出力，平均花销不会少于五千块，我们队里有个司机三个月就跑了三万公里，比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数据都高。”大象说。
于是，认可了这个B计划的张悦接下来的“任务”就变成了“化缘”。“一开始听到这个陶瓷纪念章的成本，也觉得贵，后来一想，纪念章是工艺品，既有美感又有艺术的价值，而艺术本来就是凝聚人心的。”
大象开始找人张罗钱，张悦也在找人，很多之前各种点赞支持的朋友面对这件事情，略有些犹豫：
“我已经给武汉捐过很多钱了……”
“我只愿意给一线医护人员捐……”
“我对民间志愿者不感兴趣……”
被拒绝了许多次，张悦找到了朋友武汉皇冠蛋糕的老板王秀梅，王秀梅捐了6万块钱，终于把这一批150套纪念品（纪念章和纪念奖杯）做了出来。
7月26日，大象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武汉理工大学陶瓷梦工厂创业大学生为志愿者颁发了他们制作的“逆行者”陶瓷纪念章。纪念章颁发给了150人，他们都是非官方的，名字从未在册的志愿者。
发明制作纪念章的梦工厂带头人刘志哲博士
武汉理工大学为那些官方没有承认的志愿者做的纪念牌
“我们自己颁给自己，自己奖励自己，也挺好的。”大象说。
而（后来才认识的）吴悠、牛哥，都没有领到这枚纪念章。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忘记不了离开武汉前，大象讲过的另外一个故事：疫情期间有个卖口罩的人混进他们群里。“他一说卖口罩，我忍不住跟他说，你可以正常买卖你的物资，但你能不能把你名字里面的志愿者几个字去掉？志愿者是指自愿进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名利的活动者。”
当时群里鸦雀无声。
我们聊天的咖啡馆门口估计又堵车了，人声鼎沸的窗外传来城市交通熟悉的喇叭声，十一月的武汉此刻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曾经是一个恐惧得让我陌生的城市，然而此刻我却有种奇怪的羞愧，这种羞愧让我潸然泪下，久久不能平息。（完）
本文照片由易小荷、大象、吴悠、牛志澜提供
值班主编 | 刀哥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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