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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后,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坏掉”的人心

连清川 骚客文艺 202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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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元宵节,也是进入疫情状态的第20天。

街上空无一人。偶尔碰见的行人,面戴口罩,神情冷漠。坏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新增病例几乎以几何级数在增长。抗疫前线不断传来新药研发的消息,但在普通人看来,没有特效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改变。许多小区都封闭了,人人自危。日本撤侨详细查验之后的报告,简直令人绝望,其中的多数案例,竟然是无症状的带病者。从现在开始,我们与任何人的接触都有潜在的风险。你不能通过发烧、咳嗽、咽喉疼这些情况去判断他人是否是带病者。我们必须关在家里,不见任何人。可是,生活还要继续的啊。即便一再延长假期,我们仍然将要面对返程的高峰;我们要买菜,我们会生病,我们得挣钱养家糊口……人类毕竟是群居动物,现代社会,再严格的自我控制,也免不了接触。在过去的20天里,人性的光芒和幽暗,同样炙热。越是在瘟疫肆虐之下,一个民族的伦理与人道,越是在经受着考验。

在这样的考验之中,我们表现如何?


一、“坏人”


香港。一位公司在港的女高管邓某,1月21日将在武汉的父母接到了香港。到达时,年过七旬的父母已经出现了低烧症状。但是邓不予理会。在一周时间里,她将父母分别安排住进三个不同的五星级酒店,并且带着他们在香港的繁华地区吃饭、逛街。香港的官方在他们入住第一家酒店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举报,但在“不能强迫市民去看医生”的价值底线面前,无法阻止这一家人的病毒传播。到了1月29日,由于没有任何一家酒店愿意接纳,他们终于被香港卫生署接入医院。三人都确诊了。香港人愤怒了,认为他们是“行走的病毒”。


雅安。1月18日,一位69岁的老人,从汉口坐动车到达成都,然后乘坐私家车返回雅安的天全县。在此期间,他四处走动,密切接触了100多人。更严重的是,他在防疫人员面前撒了谎,声称自己并没有武汉旅行史,导致了30多名医护人员和他发生了密切接触。1月27日,他被确诊。
武汉。1月23日武汉封城。在此之前,一共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四分之一,是正常的学生放假回家;另外一大部分,是打工人员返乡,有一大半是回到湖北的其他区域;另外一部分打工人员,分别返回了包括湖南、重庆、江西等地方。如果这些人情有可原,那么“不可原谅”的是,在1月22日,收到封城消息的一批人,紧急逃出武汉。根据武汉铁路局的统计,共有29.96万人在22日晚间逃出武汉。加上私家车等其他方式,数字应当大大超出30万。
上海。传闻,封城之日,从武汉逃往上海的人数,达到了30万人。这个数字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发布,无法采信。但是,从网络和朋友圈发布的情况上看,在23日和接下来的几日中,开往上海的高速公路和入城关口排起了长队。这与往年的情况背道而驰。可见,全国各地在此期间进入上海的人,都不在少数。疫情时期,这些都恐怕是“坏人”吧?至少,几乎所有的网文中,对他们都口诛笔伐,义愤填膺。上海人更是觉得委屈:这个向来在卫生上洁身自好的城市,如何便成为了这些“坏人”的目的地?可是,我们怎么可以责怪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求生本能呢?上海是一个公共资源、管理能力和医疗条件名列全国榜首的城市,在任何时期内,涌入上海求医的人数,何止万计?哪怕新冠肺炎还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可是前往一个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求生,难道不应该是人的本能吗?而香港的女高管和雅安的69岁老人,他们都一样的心存侥幸。

邓某在她自己的朋友圈中道歉说:“再次自责和愧疚,兵荒马乱的一周,需要很快反应做各种决策。我本应该第一时间通知防疫中心并且安排父母去医院。老人倔强认准没有病症是小毛病,我很自责不应该没有预见到没有公众意识,迁就老人也有侥幸心理。

《实习医生格蕾》中有一段话,当一个人面对灾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否认”。他们和所有确诊病人一样,都在自我否认,甚至有意地去忽略自己的症状。他们只是想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呀。

我们谁不曾是心存侥幸者,并且固执地认为自己不会是感染者?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没有坏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跟你我一样的、有求生本能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是那些明明知道已经患了传染病,还要到处去散播疾病的人。像之前曾经出现过的,已知自己是HIV携带者,却到处进行无防护性交流的人;还有,这一次传闻的,即将被隔离却往健康人身上吐口水的人。他们在报复社会,故意传播。他们的作为,无异谋杀。而香港女高管、雅安老人、逃离的武汉人、进入上海的外地人,他们都只是求生者而已。他们应该得到的,并不是谴责,而是同情,至少是同理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至少,他们都是自私的人。现代社会最伟大的进步,在于人性得到解放,个体主义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个体主义的其中一个核心,恰恰在于公共职责。个人的发展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而从这个社会而言是,风是公共的,雨是公共的,而个人也是公共的。因为只有公共领域总体健康,个人的安全和权益才能得到相应的保护。那些将自己隔离在武汉的人,不仅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健康负责;那些在外地将自己的武汉旅行史暴露出来的,是对地方的公共健康负责。骚客文艺公号的创始人易小荷,从老家父母处得知自己曾经和确诊患者同个航班之后,主动跟疾控中心取得联系,因而被隔离几天。(易小荷:和感染者同机的我,在上海被隔离了他们都是具有现代公共性的个人。虽然这是现代人起码的自我修养,但在一个危难的时刻,能够保有这种公共伦理,抑制自己的自私本能,他们值得尊重。逃离者、否认者、行走者,我们不应痛恨、不应谴责、不应歧视。但是他们是缺乏现代公共伦理的自私主义者。

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公共伦理的大面积缺失。


二、乌合之众


武汉人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了,甚至成为病毒的代名词。离开和逃出武汉的五百万人,面临了比滞留当地还要悲惨的命运。他们到处被拒绝,到处被歧视,到处被放逐。湖北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几乎在城市和乡村都被拒绝进入,路障和封锁遍地皆是。如果他们没有及时地返回家乡的话,都成为丧家之犬。网络上看到的封锁触目惊心。封村,封路,封城,到处都在用我们的水泥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还有带着土制武器的猛士在守四方,包括那些粗野标语……所有的地方,都在用粗暴并矫枉过正的方法,保护自己。

香港一千多医护人员罢工了。他们的诉求,是封港。这是病毒恐惧之下的乌合之众。他们在群体内部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从而排斥外界的任何信息与矫正。他们以为,只要内部形成了铁板一块,拒斥外来的风险,就能够安然无恙,度过危机。然而,事与愿违。到处存在的封锁与拒斥,带来了几个严重的后果:其一,逃出群体中的带病者被迫流浪。根据研究,病菌在离开人体后能够存活48小时,根本无法有足够的信息了解病菌停留在什么地方,之后任何形式的接触,都将扩展病菌的传播,这些传播无从监控;其二,封城封村,导致政府和民间的物资流通极其困难,加剧了物资的短缺和无法有效的分配;其三,在缺乏足够医疗条件的农村和贫困地区,一旦有人感染,急救、监控、物资配送都将十分困难,一旦发生次生灾害,便是毁灭性的。乌合之众的歧视和封闭,在于它并不会带来整体福祉,反而会制造更加剧烈的恐慌。乌合之众并不掌握核心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对于权威信息往往置若罔闻,他们多数根据以讹传讹的信息而行动,于是便容易造成大面积的失控。我家乡福建的一个小县城,在两天的时间里哄抢大米,一时造成了大米短缺;而多数地方,“神药”板蓝根早已缺货,后来双黄连也在全网断货。歧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自然是社会分裂。控制疫情的传播,核心在于信息的透明和公开,民众之间的互助和关怀,以及政府与民间的协作。生活在歧视和排斥阴影下的武汉人和湖北人,其本能的反应是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隐瞒自己已经出现的症状——雅安老人就是典型的案例。而那些有着湖北旅行史的人,到处都可以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在没有足够信息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及时救治的情况下,他们能做的是什么?隐瞒是本能反应。缺乏信息流通和民间及时反馈的政府,被迫孤军奋战。在全国都已经有确诊病例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员、资源和物资储备,它只有依靠“人民战争”的力量:及时的信息沟通,民间物资的全面捐助,有能力者的物流与知识援助。但是壁垒森严、各自为战的状况,使全国一盘棋的抗疫战争,处处碰壁,举步维艰。流浪的武汉人和湖北人无法定位,物资和人员无法及时到位,城市和村庄中的带病者无法及时发现,便会造成逐步的失控。前期各自为战的潜在风险,将会逐渐的呈现出来。这些乌合之众,在自我保护的旗帜下,面临着被大规模反噬的危险。全民性的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歧视,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人群撕裂;在未来的灾后重建中,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卢旺达大屠杀之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对抗,迄今仍在继续;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便来自于长久的备受歧视。武汉人和湖北人,都是无辜的受难者。在过去多年的野生动物交易与消费中,菊头蝠所携带的新冠病毒,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爆发。武汉人不是有意的传播者,他们不是罪人,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是人类自以为是的发展观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成为了集体受难者,所以,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才是关键。他们身上的确存在携带病毒的风险,因此,将他们集中安置,定期检查,分配人员和物资进行及时的诊疗,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应有之道。以同情的心态去看待他们,让他们停止流浪,分配合适的医疗人员和资源进行集中的收治,这是现代的公共卫生常识,也是一种现代的基本人道主义。

伦理从来看上去是无用的东西,但它恰恰总是最实用的药物。


三、好人


“逆行者”成为最美好的词汇了。过去名不见经传的许多名词,如今成为了新的流行语。金银潭,上海医疗队,陕西、浙江、江苏,数十支医疗队逆行进入武汉和湖北,成为“战疫”的中坚力量。这既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非凡的勇气。

他们是毫无争议的好人。
当然不止这些好人。疫情严重,普通人常常会手足无措,甚至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状态。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我也度过了数天极为恐慌的状态——既没有找到资源去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找不到物流通道,去寄送少量口罩和酒精;我连怎样的口罩和消毒液是适合医疗人员使用的,都无法确认。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具备专业能力的只是少数人:医生、护士、病毒学家、药品制造商、医疗物资生产者、政治决策者。但我逐渐发现,要做个好人并不难:那就是履行你的公共职责,帮助社会消除恐慌,反对歧视,建设有助于控制疫情和互助精神的公共精神,关心公共福祉与价值。那些追寻真相、破除谣言的报道者,那些协助运送物资和打破隔离的民间组织者,那些在路上给出温暖的拥抱者,那些把武汉人和湖北人留下来的收留者,那些大声疾呼反对歧视者,那些紧急出动保护被愚昧的宠物主人遗弃的动物保护者……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他们都是具有公共伦理,关心社会公共福利的现代人。广东人作出表率。在排斥武汉人最严重时,他们给流浪的武汉人提供了集中的住宿,并且派医护人员进行检查;上海人是模子,他们从来不宣布封城,并且对于返回上海的人从来不做歧视性的处理,他们也从来没有泄露过任何一份武汉返回人员名单;日本人很温馨,在给中国的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所谓的好人,无非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更加重视和发挥自己的公共责任与公共伦理。没有一个政府是全能政府,没有一个社会是全能社会,没有一个地方有无限的资源与储备,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突发的危机和灾难中从容面对。但一个社会的粘合和健康,恰恰在于整体社会的协作、互助与关怀。20天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的自我隔离与克制,既保护自己,同时也得保护别人;需要其他地区的人,同情与关爱武汉人、湖北人和有武汉、湖北旅行史的人,给予他们接纳和管理,提供他们生活所必须的用品和食物,抚慰他们惶恐的心理;需要有钱的出钱,从全世界范围内去购买物资;需要有力的出力,去安排物流、转运和其它抗疫所需要的事务;需要具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不断地去发掘真相,反对流言,反对不作为者,反对祸国殃民的撒谎者。这便是瘟疫流行时期的好人——关心公共健康,关心公共价值,关心国脉。公共伦理与责任,是我们在40年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中,缺乏训练的一环。以至于当危机来临时,人们本能地表现出来的自私、歧视、封闭、隔膜、暴力、恶毒、拒斥,都不过是在那一刻所呈现出来的自然反应。公共伦理与民主一样,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在瘟疫肆虐的时期,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恰恰是最能够帮助控制和消灭疫情。

不要被现代化的表象所吓阻。城市的扩张和现代办公的兴起,并没有改变人性。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不正是来自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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