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 | 艾里希·弗洛姆小传
如果说要在心理学界找出一位“爱神”，想来弗洛姆应该可以高票当选。
事实上，年轻时的弗洛姆，为了获取爱的能力，也曾努力尝试脱离父母之爱对其创造力的限制。
或许直到完成并出版了《爱的艺术》，弗洛姆才敢确认自己关于爱的能力的实践与理论达成了一致。
弗洛姆和霍尼
对于辩论综艺节目《奇葩说》的粉丝们而言，“宇宙中心呼唤爱”这句话早已如同萦绕耳边多年的“咒语”一般，作为选手人设也好、辩论技巧也罢、逻辑终点亦可地扎进了很多人心中。而如果说要在心理学界找出一位“爱神”，想来弗洛姆应该可以高票当选。毕竟，身为二十世纪影响力超凡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他的现象级畅销著作《爱的艺术》已然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理想关系的完美诠释（或许也是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艾里希·弗洛姆1900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家中独子。父亲是一位商人，但非常希望儿子能够承袭家族祖辈传统，成为一名犹太教神学家。母亲则将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孩子身上，期待他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成为帕德莱夫斯基第二——后者是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波兰第二共和国首任总理。
艾里希·弗洛姆
父母如此理想化的爱对他后来培养自身“爱的能力”产生了极大影响。爱是一种艺术，要求人们为具备这种能力而付出努力，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仅仅是偶然产生的某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受。这是他在代表作《爱的艺术》中表达的核心观点之一。而年轻时的弗洛姆，为了获取爱的能力，则在努力尝试脱离父母之爱对其创造力的限制。最初为了不离父母太远，他选择在家乡法兰克福学习法学，但没过多久就勇敢迈出了第一步，前往海德堡大学学习社会学，师从阿尔弗雷德·韦伯（即马克斯·韦伯的兄弟）。除了距离上的逐渐拉远，弗洛姆还通过寻找宗教精神层面的导师（犹太教堂的拉比或犹太神学家）摆脱父爱的阻碍，通过建立异性亲密关系摆脱母爱的纠缠。但他个人的情爱关系并不顺遂。
1922年，未婚妻背叛了他，转而投入他朋友的怀抱。次年，他结识了年长自己十一岁的心理学家弗丽塔·莱西曼，在后者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他爱上了对方，这是一种在治疗过程中移情至医生身上的现象。1926年，两人结婚，但到1928年关系就结束了，尽管弗洛姆心理上依然无法离开莱西曼，甚至怀疑自己后来身患肺结核也是受到莱西曼的影响。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纳粹势力在德国掌权，弗洛姆被迫流亡美国，并在那里结识了另一位女性心理分析学家、年长自己十五岁的卡伦·霍尼。二人的情感关系并未最终走向婚姻，而且同样作为精神分析领域的翘楚，且都致力于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修改和发展，他们的竞争关系也相当明确。于是在1941年，观点出现重大分歧的两位心理学家结束了恋爱，也结束了他们共同创建的心理分析组织。
年轻时的卡伦·霍尼
此后，他与来自德国的报刊摄影师海尼·库尔兰德结婚，但不幸的是海尼后来罹患严重的关节疾病，尽管弗洛姆舍弃一切全身心地照顾，她终因难忍病痛于1952年在家中浴室自尽。
弗洛姆为爱所做的努力屡遭失败，海尼的死迫使他接受了自己的局限性。最终，是一位名叫阿尼斯·弗里曼的美国女人拯救了弗洛姆。他们婚后幸福美满地生活了二十七年，而对阿尼斯的爱也标志着弗洛姆真正找到了摆脱父母影响的爱的能力。
从与卡伦·霍尼分手，到经历丧妻之痛，再到最终找到共度余生的阿尼斯，弗洛姆在1941年至1956年这段期间写就了《逃避自由》（这本书让他在美国学术界站稳脚跟）《自我的追寻》《人心——向善行恶之秉赋》《健全的社会》及《爱的艺术》。
这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层层递进、互为呼应地阐述了他关于自由、自我、善恶、人类社会以及爱等宏大主题的深刻洞察。也正是在与阿尼斯结婚并前往墨西哥共筑爱巢后，他完成并出版了《爱的艺术》。或许是直到此时，弗洛姆才敢确认自己关于爱的能力的实践与理论达成了一致。
在《爱的艺术》中，弗洛姆明确提出：
“对爱来说，只有一条克服失败的恰当途径——找出失败的原因，并着手探索爱的真谛。第一步就是明确爱是一门艺术，正像生活是一门艺术一样。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爱，就必须遵循我们学习其他任何艺术的同样方法，诸如学习音乐、绘画、木工或医学技艺及工程艺术的方法。”
电影《爱在午夜降临前》剧照
而所有形式的爱都包含着共同的基本要素：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他始终秉持的观点是：
“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我就会爱所有人，爱这个世界，爱生活。”
也正因如此，他在最后一任妻子阿尼斯的陪伴与鼓励下，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四处呼吁人们反对战争，尤其对冷战时期核武器的扩军备战深感不安。作为有幸逃过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他一方面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热爱生命而绝望，另一方面又惊恐地发现尸体与破坏性对人的吸引力（恋尸癖，他认为希特勒就是这一心理疾病的最典型代表）。而在他看来，人的爱的能力应该根源于亲生物性，也就是有生命之物的吸引力。
深受马克思人本主义学说影响的他，认为“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这恰好与马克思的“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需要人和世界”遥相呼应。越战期间，弗洛姆通过发表文章、公开演讲、接受访问、私下联系政客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公众如失去对生命之爱后果将如何不堪设想。他对公共议题及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在众多心理学家当中可算相当之高。
站在全世界和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思考生命之爱、竭尽全力倡导和平，弗洛姆毫无疑问是一位充满普世关怀的知识分子，一位极具理想主义情怀的“爱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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