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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文:吴国盛  编:先知书店


我认为,当下对科学有着三大误解:


◎第一个误解:科、技不分


国人汉语里面讲科学,很容易变成科技,而讲科技的时候,指的是技术。


所以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往往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是科技。当问什么是科技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常常是什么是技术,科学这个概念就被忽略了。这是我们国人的汉语里潜在的一个用法。


◎第二个误解:对科学赋予过强的功利色彩


由于我们科、技不分,所以我们所理解的科学,还是救国救民、治国安邦。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认知中,科学是作为工具出现的,而不是作为目标。



◎第三个误解:过分强调字面的“分科”意思


我们常常说,科学乃分科之学,比较强调“分科”。所以,我们的科学教育里,就特别注重分科教育。


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文科、理科之分。而且通常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会说:这个孩子将来学理科合适,那个孩子将来学文科更合适。



▌国人对科学误解的原因

这三种误解从何而来?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的因素

自古以来,我们都有自己一套对知识的看法。古代对知识的看法是什么?就是:知识要有用。我们叫“学以致用”,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

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升官发财,是学而优则仕。

所以,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把知识当做手段,而不是目标。如果你问一个孩子:读书干什么?他若是说我就喜欢读书,我们会称他“死读书,读死书”。

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因为他只是附在一个一个“皮”上的“毛”,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这个意思。

知识分子没有独立地位,知识也没有独立地位,只具有功能性,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国文化本身并不鼓励对知识持有一种超功利的立场。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技术传统,但是却没有科学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只能把科学理解成技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象空间。

所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原因:首先是对知识的态度是实用,其次是有技无科。

▲四大发明并不是科学,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二是国人接受近代西方科学的路径和历史遭遇很特别

中国近代有两次机会了解西方的科学,被称为两波“西学东渐”。

第一波“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

第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学。这是西方科学第一次到中国来,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对宗教没有兴趣,对科学也没有兴趣。所以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混了大概100年,用了很多手段,最后被乾隆皇帝全部赶走了。

乾隆皇帝当时的看法是:我中华帝国地广人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的丰富,自己可以管自己,用不着你们,你们回去吧。

所以第一次“西学东渐”就无疾而终了,没有打仗,也没有发生冲突。

本质上,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文化,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喜欢,当然也没有痛恨的意思,就是谈不拢而已。

第二波“西学东渐”是1840年以后。

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不再是由传教士来中国,而是商人,背后跟着的是坚船利炮。中国不想跟对方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对方就拿枪炮打开国门,逼迫你做。

这一次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过程。

所以,中国人这一次学习西方的科学,首先是不情愿的,但又无可奈何;其次,我们看上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

所以洋务运动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也是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了解的一个主要态度。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很多人批判这个口号不对,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目中、潜意识里或者文化心理层面,这是我们对待西方科技的一个基本态度。学习洋人的技术来反制他们,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并不是真心喜欢这些外来的东西。

▲“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也只是技术,而没有学西方的科学

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喜欢过外来的东西?有!唯一的一次就是佛教,而且佛教在中国被彻底的中国化了。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宗教民族,但一个人要活着,得有宗教的情感满足,所以中国人既然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外来佛教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佛教在中国,基本上是在和平的年代传入,国人自己慢慢消化,最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汉传佛教。

佛教虽然现在已经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但佛教的故乡印度,已经逐渐没有了佛教的地盘。

所以,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路径有问题,中国在帝国末期自高自大,但实际上已经不行了,洋人一打进来,立马就土崩瓦解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被迫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时候,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缺什么就学什么,而不是说从根本上学起。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中国近代又被迫学科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终上所述,有这三大误解,是难以避免的。


▌片面的科学观误解了科学精神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这要说到国人对科学的通常看法。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目前有两个主流的看法:

◎第一:科学就是生产力

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深入人心的,基本上没有人反对,也是我们中国人普遍同意的。

◎第二:科学是一种智力成就

意思是:科学是脑子聪明的人搞的。这也是中国人普遍的一个看法。所以,很多文科出身的人,总有自卑感,和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此之外,什么是科学?我们基本说不出来了。

我们对科学的看法,第一它是有力量的,第二它是聪明人搞的。基于此,所以我们都认为学科学是很好的,我们也往往祝福小宝宝,长大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这两个看法对不对?对!但是不全面。

◎第一,说科学就是生产力,这是一种误解

把科学看作生产力,从起源来看是不对的。

19世纪以前,科学并不是生产力,也没有产生任何推动生产力的作用。比如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的时代,更不要说在阿基米德的时代,科学都不是生产力。

说科学从未推动生产力,这当然是有点极端了,但它基本上没有扮演生产力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所以,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节点。我们想问题,不能大而化之,形成一个抽象的看法,好像一说科学,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就是生产力。这其实是19世纪以后的事,19世纪以后科学才成为生产力,但是之前不是的。


科学里的学科很多,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暂时不是。

有些科学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不可能是。比方说纯数学,它就不是。但纯数学是不是科学,当然是科学。

那么请问,它又不是生产力,将来也变成不了生产力,那怎么叫科学呢?

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科学家是谁?

比如钱学森,两弹一星,增强国防实力,可以保卫国家。民间流传,一个钱学森抵五个师,那才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形象。

还有袁隆平,他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民以食为天,他也是典型的科学家形象。

那有人问:陈景润是不是科学家呢?他一辈子在研究1+1的问题,后来我们听说陈景润为国争光,有一个定理以他命名,为国争光也算。

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要么要为国争光,要不然就解决吃饭,要么可以保家卫国。既不能保家卫国、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又不能为国争光,那是不是科学?我们不清楚。

所以,把科学当作是生产力,这是一个误解。但是,这个误解是有道理的,因为国人是19世纪才开始学西方科学的。

◎第二,科学是一种智力或智商行为,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是片面的

人类的智力水平,全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是平均的。但是为什么中华民族有这么多人口,产出的诺贝尔科学奖却那么少?

如果说科学仅仅是智力水平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智力水平、资源是不少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拿到诺贝尔科学奖就很少?

这个说法是讲不通的。

中国人智力水平不差,总智力资源是全世界第一位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很少?

对科学的种种误解和不全面的理解,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科学观。


科学为什么出现在古代希腊,不是出现中国古代?

简单地说,科学是一种有高度文化依赖的人类现象,不是一个单纯为了生存目的而存在的事物。

如果只是为了生存,人们其实不需要科学,只需要技术就够了。科学本身产生极大的意义和作用是近代的事情。而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的科学是从末端学起,不是从开端学起,所以会很难理解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因而常说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拥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如果有人不实事求是,他一定是为了达成别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他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实事求是人的本能,不是科学精神。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有很多层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我们只好说:

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如果一个民族或文化丧失或缺乏自由这个维度,这个民族或文化就不可能真正拥有科学精神。


作为观念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进入中国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而近百年后的今天,“德先生”踪影难觅,而“赛先生”亦身份不明,正如有人所说,对很多中国精英来说,“赛先生”依旧还是个陌生人。
 
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
 
看得太低,就把原本密不可分的人文与科学分开了,把前者视为“道”,后者斥为“术”。看的太窄,就只关注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看的太势利,就把原本与人人相关的科学,看成了只有相关人士才需要学习、了解的。
 
因此,尽管如今市面上关于“科学”的书早已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书籍依然只在普及科学知识,从未深入科学的“灵魂深处”。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的这套《剑桥科学史》,这套书正是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破解对科学种种谬误的一套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

这套书探究的,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科学在世界各地诞生的前因后果和重要成果。它以科学精神为主线,将与之相关的科学家、科学理论、科技成果、社会思潮甚至文化、艺术变迁,全部串联起来。搞清科学精神的来龙去脉,恰恰是理解科学精神真正的可贵之处,也是培养科学思维的观念起点。

◎破解对科学的谬误,还原科学最真实样子的“醒脑之作”
 
这套《剑桥科学史》还原科学最真实的样子,书中,不仅理清了科学与技术、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更在每一章节中,完美结合了科学理论与人文思考。另有一卷专门探究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科学的社会学领域。因而被盛赞“融学科史、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于一炉,彰显了科学历程中每一处动人的风景”,堪称一套全面厘清对科学的种种误解的“醒脑之作”。

译者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峰

中国科学史界有个说法叫做“南江北吴”,是指吴国盛、江晓原两位科学史大佬,这次中文版特意邀请到他们一道翻译《剑桥科学史》。除此之外,翻译团队也均为国内科学史界的中坚力量——包括刘兵、杨舰、方在庆等等。在“相互切磋、共同印证”的同时,他们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这部《外文经典》的原汁原味,刷新了中国科学经典的更高峰。

对于专业研究者,这套书是值得放在手边,以备随时查阅的工具书,而且40年都不会过时(吴国盛语);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是目前理解科学发展、培养科学精神的最权威著作。因此,集权威、思想与工艺于一身的剑桥科学史,堪称一套家庭图书馆里必不可少的“科学经典”。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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